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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小说有没有自己的特殊传统与传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肯定的答案后面，却始终缺少对这一传统和传承的关注和梳理，因而长期以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当中，人们往往愿意直接以西方的相关叙事理论来确立标准、建构模式、形成判断并“推陈出新”，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20世纪中国小说中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的内容。
因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整体精神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景扫描和深入探讨，即把传奇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叙事话语及传统，重新梳理和认识20世纪中国小说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模式及观念的构建历程，进而更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中所必然面对的传统文学语境及影响，厘清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内在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深刻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无疑将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本文“传奇”和“传奇叙事”等概念，大致是依中国古代小说相关叙事以及叙事传统的含义来界定的；所谓“20世纪中国小说”，大体是指19与20世纪之交到21世纪初的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小说，包含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如众所知，中国古代小说至唐人传奇始见成熟。“传”即“志”也，就是记录和传述的意思；“奇”即“异”也，就是指奇闻和异事。故所谓“传奇”，实际就是对所谓奇闻异事的记录与叙述。不过，“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
，这里这个“异”，又大多是以“异”来“语其世事特异者”
，所以“传奇”当然也深深植入了魏晋以来“志人”的因子，也记述奇人、异趣。
就命名而言，作为小说之一体的“传奇”，最早出现在中唐，如宋代曾慥编《类说》收录的元稹《莺莺传》（《会真记》）即称“传奇”；后来到晚唐裴铏专门作了一本小说集，名字就叫《传奇》。不过当时毕竟还只是一部作品集的名字，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有关这一独特文体的一种独立认识，应该说小说文体分类的意识还没有形成。
到北宋时，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
这里所谓的“传奇”，尽管还是在用裴铏的《传奇》来比代指称，但已有了点“体”的意味，即看到了“传奇”差不多可算是一种小说“体式”。至南宋洪迈则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又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他这样把“唐人小说”和“诗律”一并都称为“一代之奇”的说法，包括他就“鬼物假托”等表现手法总结出了“唐人小说”之“宛转有思致”的艺术特征，对后来人们对唐“传奇”的艺术上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引导意义。所以到今天人们还说，“至晚在南宋初年，‘传奇’已经成为类名，人们约定俗成地已经用‘传奇’作为中唐以来新兴的一种小说体裁的统称”
。正可谓是自那以后，人们才开始逐渐用“传奇”来概称唐人小说，尤其到元代诸多人等，大抵都依此论。至明胡应麟，则有了更加明晰而系统的关于此前文体分类经验的概括：“小说家一流，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辨订……一曰箴规……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
到这个时候，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体类之一种的“传奇”，方差不多算是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并明确出来。
由此可见，“传奇”作为一种主要以记述异闻、琐语、杂事、奇趣为内容的叙事性文体，既生成于中国小说发展成熟阶段之后，又在后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体类概称演化流传至今，所以今人才说传奇就是“中国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创作的一种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相当于近现代的中、短篇小说”。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叙事文体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或者后来的元明清戏曲等，其实都与唐传奇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实际运用中，‘传奇’一词不仅用于指称小说文体，还侵入了民间说话伎艺和戏曲文学的领地。”
比如宋元时期的“说话”，就是一种衍生于传奇并很受当时市民欢迎的专门化、职业化的表演技艺之一。苏轼的《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
，可见当时“说话”为人们所喜爱的程度及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说话”中，从体裁类型来说，“传奇”还是小说的一类。南宋灌园耐得翁曾记道：“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宋元以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白话小说有一脉，即所谓“话本”，它是唐人传奇之后取代了“传奇”，但同时又包含着“传奇”因子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并由此进而演化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
与“说话”同时，南宋时诸宫调中也有“传奇”，只不过是按题材类型来分别称谓的。宋吴自牧说，“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
，宋周密也说，传奇诸宫调有“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
。这样，诸宫调还有“说话”等一起，就都与唐人传奇有了一脉相承的意味。
最早以“传奇”称“戏曲”的，是南宋末年张炎在其《满江红》词小序中所记：“赠韫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
，不过这里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南曲戏文。再往后到了金元时期，“北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戏剧，这就是‘院本’和‘杂剧’，在舞台上用歌舞形式演出人物故事，是‘作意好奇’的‘变异’之谈，时人也称之为‘传奇’”。
等到元钟嗣成在其所著《录鬼簿》中，对元代杂剧作家与作品的分类标题是比较明确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
不过其所谓“传奇”，实际就是“杂剧”。由此可见，当时的南戏与杂剧大致是可以并称为“传奇”的。徐渭的《南词叙录》中谈及南戏，时而称之为“戏文”，时而称之为杂剧。至元末明初的高则诚作《琵琶记》时，开篇便以“水调歌头”明志：“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
，逐渐地后人效仿者众，这类剧本便都被称为“传奇”了。
“传奇”至唐代作为成熟的小说兴盛以后，便开启了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之旅。比如宋人“传奇”，无疑即是唐人传奇的延续，而宋以后一分为二来演进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支，实际也都与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像明代瞿佑等人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诸作，皆可谓效仿唐传奇而作，再像高启、马中锡、张岱、李渔等明清文人，他们的作品中传奇体的更是不少，等到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则更因其中处处可见的“传奇”，而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无论是文言小说或是白话小说，都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尽管有人以为“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
，但我们或许可以直接这样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唐人传奇既处于发生学的关键阶段，标志着中国小说及其叙事的成熟；同时又居于小说史的核心位置，对后世文学各种体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以及叙事传统的意义上，“传奇”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本身，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
“传奇”所谓“志怪”或“记异”，其实就是选择一定题材加以“记述”即进行所谓“叙事”，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上，还是在后来发展的戏曲传统上，“传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文体特征的叙事，影响渐大之后，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
就题材而言，留存至今可见的唐人“传奇”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描写爱情故事，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任氏传》《莺莺传》等；二是描写豪侠事迹，如《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等；三是描写官场仕途之事，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四是描写怪诞神异之事，如《郭元振》《京都儒士》等。这些表现题材，既体现了唐传奇自身在生活现实与文学虚幻之间的特定价值；同时也形成了我们所谓传奇叙事在生活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的特殊趣味，进而也就形成了“传奇”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叙事体类的情感特征。唐人之后的小说以及宋元以来戏曲中的“传奇”其实都如此，即都是因某种“事迹相类”而呈现了共同、共通的“情感”以及“表现”上的承袭和延展。
南宋赵彦卫曾指唐科举中的“温卷”其实为广为应用的“传奇”文体，并强调在“诗笔、议论”之外的“史才”，即是“传奇”与“史传”一脉相通的“讲故事”的叙事能力。“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其后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唐人传奇以及整个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与戏剧的基本的叙事特征。
胡应麟明确地对传奇小说与志怪小说做出了区分，强调作为小说一体的“传奇”，实乃有意记述奇闻异事，借以寄托思想感情，比如他说，“小说，唐人之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之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
然后他还指出，“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
对传奇以及传奇小说论证最为清晰而精当的当属鲁迅，他曾详尽地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实唐代特绝之作也。……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鲁迅在这里说明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说传奇小说“尚不离于搜奇记逸”，是在传统文学特别是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成的；二是强调传奇小说乃“作意好奇”，是文人的有意识的创作；三是指明传奇小说不仅“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且“篇幅曼长”，意想丰富，即在艺术形式上有很高的要求。进而鲁迅进一步强调，传奇小说这些“特绝”与“特异”的原因，既是叙事的原因，也是叙事的特征。鲁迅还在论及六朝小说和传奇的区别时指出：“神仙人鬼怪物，都可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的、曲折的，以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之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
故所谓“奇”，就是“奇人”“奇事”，即“异想”“奇幻”甚至“神异”，“意味着一种对于正统雅文化的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领域的遐想或幻想”。
而传奇小说作为主要讲述人物故事的叙事
，便也从一开始就有着重情节、以记叙描写为主的叙事特点。换句话说，传奇实际上就是要以奇异的情节来动人，所以金圣叹才说，“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作者不过是“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已
。
还要看到的是，在唐人“有意作小说”之后，其“传奇”又开辟了另一条走向世情生活的道路。也可以说，唐人传奇在其兴盛发展中，因其“作意好奇”的目的，使中国小说自此真正开始了走向生活化、世俗化乃至言情化的历程，尤其在后来多以小人物、普通人为表现对象的“世情传奇”的意义上，其文学史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实际上，明清戏曲中的“传奇”，其用意和寓意即都是与唐人传奇的这种“世情”的要求一脉相承的，包括晚近一些的像《金瓶梅》《红楼梦》等，也都是在言情的世俗化意义上即以“世情”与传奇相通
。
明谢肇淛曾借批评《金瓶梅》总结世情小说的特点：“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
其实说来，这种世情小说的“穷极境象，駴意快心”的境界，就是通过对平常之事、普通之人的市井生活的艺术概括所形成的，而《金瓶梅》中那种因“虚实相半”而引人入胜的“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易尽”的情节结构，也恰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径直称自己的作品为“传奇”，说“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说到辛酸事，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又在《红楼梦》第一回“缘起之言”中说，“致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于是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恰好说明了，传奇这种“真传”式叙事的取向，其实还有着“春秋笔法”的“实录”的影响。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中说，“实录”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而这种“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史传文学经验，其实不仅是一种叙事的技巧，也是一种人物描写的辩证法，甚至还很符合“现代小说”对于叙事的要求。这样来写人叙事，既真实而丰满，又自然而深刻，就是正如鲁迅所说的，“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总结而言，“传奇”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模式，其叙事要素无非几点：
第一是“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既如王圻、谢肇淛等人所讲的“虚实相半”“因虚而活”的叙事描写的特点，亦如胡应麟等人所说的“其事欲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
，是有意识创造出来的想象世界。
第二是“无奇不传，无传不奇”
的情节化取向。这既是创作上的题材表现，也是文本中的叙事结构。“世情”也罢，“怪诞”也好，都是“精心剪裁出来的动人故事”。就像传奇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一样，不仅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寻常的故事，还要说“以其情节多奇特、神异，故名”
。
第三是“游戏成文聊寓言”
的寓言意蕴。既是李渔所说的“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
的寓言笔法，也是胡应麟所说的“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艺术创造，更是像蒲松龄所说的“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的浪漫主义抒情方法
。
“传奇”作为一种文体，在欧洲文学史中也是历史悠久。概念上西方所谓传奇一般是指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中一种特殊的长篇故事诗（romance），其内容主要是描写中世纪骑士的冒险、游侠和爱情故事，如《特列斯丹和绮瑟》《奥迦桑和尼柯莱》等。“传奇早在12世纪以前的欧洲就已有了它的先祖，它的生命活力则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以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迫切地求助于古希腊的传奇，‘西部’小说和科幻小说常常被看作传奇的现代变异。”
吉利恩·比尔还说，古希腊罗马神话的集大成者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的《变形记》，其实就是一种传奇，因为它“唤起往昔和社会意义上遥远的时代”，并以那些“众所周知的故事”，为中世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最好的创作素材，同时也就形成了传奇写作的特殊价值取向：“传奇，无论它的文字水平和道德水准如何高超，它首先是为了娱乐而写作的。它把读者吸引到除此之外便不能获得的经验里。它把我们完全引入到它自己的世界——一个决不会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充分对等的世界，尽管它必然会使我们联想起前者，假如我们完全了解它的话。就这样，它把我们从我们的禁忌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它超越了那些使生活受到正常约束的限制。”
在13世纪后，这种“传奇”与“故事”又变成散文体，甚至演变形成了后来的“浪漫主义”和“长篇小说”两词。再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伊丽莎白时期文学，一直到18世纪的哥特式小说，英国文学的重要体裁和传统之一始终都是这种传奇或者说是故事，它们始终与小说的发展“难解难分”，进而不断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浦安迪也说，现在的人们把“romance”译为“传奇”，是意译，也并不准确，但是按照作为现代小说概念的所谓“novel”来说，依然可以看作“公认是西方古典文化的大集成”的“史诗”的“后继者”，也就是说，“从18世纪末开始到今天，西方的文学理论家经常把‘史诗’（epic）看成是叙事文学的开山鼻祖，继之以中世纪的‘罗曼史’（romance），发展到18和19世纪的长篇小说（novel）而蔚为大观，从而构成了一个经由‘epic—romance—novel’一脉相承的主流叙事系统……史诗的精神气韵深深地印入了novel的血液中，离开了史诗和罗曼史的传统，novel的出现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即便一直以来人们已经对传奇本身有着如此一致的理解，但是在所谓“传奇”与“小说”的相关概念和使用上，西方叙事文学传统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就小说与传奇的区别而言，英国17世纪的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曾指出：“传奇一般是描写王公贵族或英雄人物坚贞的爱情和无比的勇气，运用高雅语言，奇妙故事和难以置信的行动来予以表现……小说则描写与常人较接近的人物，向我们表现生活中的争斗算计，用新奇的故事取悦读者，但这些故事并非异常或罕见……传奇让我们多感惊异，小说则给我们更多快乐。”
后来韦勒克和沃伦也说，在英语的语境当中，叙述性小说主要有两个基本模式，即分别被称为“传奇”和“小说”的两个模式或传统：“里夫（C．Reeve）在1785年将二者做了区别：小说是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一幅图画，是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的一幅图画。传奇则以玄妙的语言描写从未发生过也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传奇则是诗的或史诗的，或应称之为‘神话的’。……这两种相反的类型显示出散文叙事体的两个血统：小说由非虚构性的叙述形式即书信、日记、回忆录或传记以及编年记事或历史等一脉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它是从文献资料中发展出来的，从文体风格上看，它强调有代表性的细节，强调狭义的‘模仿’。另一方面，传奇却是史诗和中世纪浪漫传奇的延续体，它无视细节的逼真（在对话中重现具有个性特色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致力于进入更高的现实和更深的心理之中。”
而可能更有意味的是，与英国小说在主流上后来逐渐走向现实主义不相一致，西方文学的“传奇”传统，在现代的意义上却于美国小说发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比如美国19世纪的流行小说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不仅也像里夫他们那样对“传奇”和“小说”进行区分，而且还始终坚称自己的作品就是“传奇”。他说：“如果作家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传奇，那么毋庸置疑，他的意图是要在处理自己作品的形式和素材方面享有一定自由。如果他宣称自己写的是小说，就无权享有这种自由了。人们普遍以为，小说是一种注重细节真实的创作形式，不仅要写人生中可能发生的偶然现象，也要写常见的一般现象。传奇作为艺术创作，必须严格遵守艺术法则，如果背离人性的真实，同样是不可原谅的罪过，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作者自行取舍、灵活虚构的权利，以表现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只要他认为合适，可以任意调节氛围，在所描绘的图景上或加强光线使之明亮，或运笔轻灵使之柔和，或加深阴影使之浓重。……如果传奇故事真能对人有所启发，或产生某种有效作用，一般是通过一种非常曲折微妙的方式，而不是表面上的那种直接方式。”
可见，在霍桑等具有现代性的“传奇”小说家的眼里，“传奇”的特点就在于其虚构性应该比一般“小说”更多，“与小说家不同，传奇作者并不受日常现实（‘常见的一般现象’）的约束；他可以沉醉于虚幻的和奇异的事物”
，即作为“诗的或史诗的”传奇，实际是“表现了一个在所有人里持久地存在的世界：一个想象和梦幻的世界”
。
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曾明确地指出，不管哪种文学史里，其实始终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传奇”模式，而一直以来我们所谓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神话，传奇如果可以总起来说的话，它完全可以说是介于神话和19世纪自然主义两极之间的、总的文学倾向。弗莱还强调，传奇就是神话的变体，只不过其故事主角已经是由神话中的神被置换为人了，而传奇模式“讲述的是一个与人类经验关系更加密切的世界”，其内容上是“朝着理想方向”，而形式上则趋于程式。因此弗莱才说，“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传奇是最接近如愿以偿的梦幻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社会的角度看，传奇起到一种奇妙又矛盾的作用”，所以，“无论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变化，传奇都会东山再起”，“传奇的那种永葆童真的品格，表现为对往昔的非常强烈的留恋，对时空中某种充满想象的黄金时代的执着追求”。
换句话说，在西方文学理论关于传奇叙事的认识中，传奇不仅是被确认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文体类型，同时也在文学接受模式和接受心理层面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即认为传奇一方面是以幻想的姿态填补着社会发展的个人实现感，另一方面还孕育了个人与社会错落有致的风韵。这与中国古代“传奇”及其叙事实际上有着相同的特质。
而从语义来看，“Legend”在语源意义上实有两解：1．A legend is a very old and popular story that may be true．2．A legend is a story that people talk about，concerning people，places，or events that exist or are famous at the present time．由此而言，“传奇”的这种语义中实际上同样强调着“故事”（story）和“大众流行”（popular）两点，所以说在中西语境中“传奇”这个概念的共同点就是：首先是就其文体来源来看它并非出于典雅，而是出自于普遍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其次是它比一般叙事文学更加讲究故事构成的方式，亦即更加具有梦幻色彩和大众心理补偿机制。进而，正因其起源于日常与大众，并由此有了故事的特殊构成方式以及传奇与社会的错落矛盾作用，于是就决定了传奇的本质，即其内容与表现都是取之于世俗流行并用一种个人的方式呈现的，所以传奇所要解决的问题，始终都不是社会思想的问题，而是大众梦幻和审美补偿问题。
再按照伊恩·P．瓦特（Ian P．Watt）的梳理和概括，西方现代小说（novel）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其标志就在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三位伟大的作家那里。他们不仅仅标志着英国小说发展历史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同时还深刻地改造了西方文学传统的“散文虚构故事”（fiction），并以此为重要转折点和标志，令西方现代小说借此得以真正兴起。不过无论怎么说，即便是现代“小说”（novel）的定义已经有了和古典小说的不同点，但其语词原义仍旧有着“新颖的”和“新奇的”含义，“小说的基本标准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的——个人经验总是独特的，因此也是新鲜的。因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
还要注意到的是，这种“定名”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生成，其可能还意味着，如果说现代小说的本质仍然是“虚构”的，那么它便可能正是因此才并未与“传奇”传统完全割裂。所以，中外文学史上关于“传奇”的定义始终是一种特殊的“异构同质”，即其作为一种叙事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其叙事一定是富于奇异色彩的，“是以想象性的情节营造为核心来讲述具有虚构色彩的故事”
。
再整理看，从魏晋六朝志怪初兴，到唐人传奇真正成熟，及至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的兴盛发展，中国古代小说在其整体的发展中，其实始终没有脱离它一定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构性叙事”的文体特征，即始终贯穿着远离事实而更接近抒情的“想象与梦幻”的色彩，亦即“新奇的”“新颖的”意味。因此实际上，传奇作为一种古今中外文学中都存在并共同发展起来的叙事体类，不仅其作为中西“小说”的“虚构”的本质属性完全一致，其作为一般文体的“新异的”或“想象与梦幻”的叙事意味也完全相通，完全就像吉利恩·比尔所说的，“所有优秀的小说都必须带有传奇的一些特质：小说创作一个首尾连贯的幻影，它创造一个引人入胜的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详细的情节组成，以暗示理想的强烈程度为人们领悟；它靠作家的主观想象支撑。就最普遍和持久的层次而言，也许这样理解现实主义小说更为准确，它是传奇的变种而不是取代了传奇”。
所以，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端，还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中国小说家们既努力借鉴与吸收着西方文学中“小说”的营养，同时还必然向传统进行承袭，乃至转型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