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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说有没有自己的根脉？什么是中国小说的根脉？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因角度的不同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
张文东、王东的《“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围绕着“传奇”的核心概念，爬梳剔抉，穷原究委，得出了“传奇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叙事话语及传统”“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本身，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这个看似寻常的看法，但它其实并不寻常，它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把学界众说纷纭的看法廓清了，把人们犹疑不决的看法确定了。张文东、王东的这一研究，实际上是为中国小说在叙事传统上寻找根脉，而他们有关“传奇”问题如狮子搏兔一般的推本溯源和探赜索隐，让人们看到“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之中的血脉流贯。我以为，这一研究所得，委实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与传统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
《“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一作在中国小说的叙事流变与美学传承的研究上多有创获，亮点甚多。阅读之后也感受颇丰，获益匪浅。这里就自己印象最为突出、感受最为深刻的几点略作陈述，以此向读者诸君汇告，与文学同道交流。
第一，厘清了“传奇”的概念。
在唐代出现和兴盛的“传奇”，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形体的开始独立，也意味着小说艺术发展的趋于成熟。此后，“传奇”常常被用来专指唐代小说。
《“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一作中，作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源与细切的寻踪，把这一概念的发生与发展、内涵与外延、繁衍与流变等，都做了清晰的揭示与概要的勾勒，使得这一概念更具有了历史的意蕴与美学的意涵。
在“导论”一章，作者由“从发生到定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一节，着重讨论了“传奇”在唐代形成与成熟的演进过程，以及作为中国小说文体显现文坛的标志性意义。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唐代传奇到了五代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已从唐人小说演进为一种小说体类，成为“主要以记述异闻、琐语、杂事、奇趣为内容的叙事性文体”。而在宋元明清时期，小说体类的“传奇”又对当时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乃至元明清戏曲，都施与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唐人传奇既处于发生学关键阶段，标志着中国小说及其叙事的成熟；同时又居于小说史的核心位置；对后世文学各种体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传奇”自身在不断更变与拓展，“传奇”又以不断繁衍的方式渗透和融汇于其他文学体类，这样一来，“传奇”这一概念就具有了小说文体和叙事传统的两个重要内涵，使它从原来的“唐人传奇”上升到中国小说的核心地位，成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叙事特点的重要概念。
第二，疏通了“传奇”的流变。
我这里没有使用“梳理”，而是使用了“疏通”，是因为“疏通”的内涵更能准确表达作者研究的难度与工作的意义。
关于“传奇”，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在晚清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因为白话文在文学领域取代了文言文，传奇小说这种文体也就随之消亡了。”这种看法自有其理由，但作者张文东、王东却提出了与此不同的另外的看法，那就是“传奇”并没有止步于晚清，相反，中国现代小说在古今交融、中西交汇的背景中，“必然有着向古今中外小说中‘传奇’传统的资源借取与特殊承袭”。
作者通过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步步深入地论述了“传奇”传统与现代小说叙事的发生，与鲁迅、沈从文的小说的“同质异构”，与现代海派文化和文学的内在关联；又通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论述了“传奇”传统在现当代文学的革命传奇、人生传奇、大众传奇中的发酵与余响，让人们看到了“传奇”作为叙事元素的核心作用，作为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说实话，由古代到近代，由现代到当代，这样锲而不舍地去寻索“传奇”行踪与影迹，并着力描画出一幅色彩斑斓又波澜壮阔的文学图景，人们在叹服作者的专心致志的态度与革故鼎新的功力的同时，也不得不叹服经由作者深入细致的寻根探脉，揭示出来的“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叙事核心元素的顽强生机与充沛活力。由此，“传奇”确定无疑地成为了贯穿中国小说发展或显或隐的一条主线。
第三，构建了“传奇”的史观。
要说《“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以为还是在厘清了“传奇”的概念，疏通了“传奇”的流变之外，还构建了以“传奇”为内核的小说史观。
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在不同时期已有好多种相继问世。这些著述为中国小说研究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为今人研究小说所不可或缺。但这些著述各有贡献，又各有局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重点在于对名类繁多的小说首次给予了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为人们的分辨和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为数众多的史著在中国小说史的描述与评说上，多倾向于把宋人话本看成是更具标志性意义的“革命性变迁”，并认为由此形成的章回小说与白话小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主流。与这种小说发展历史研究不同，张文东、王东在《“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里呈现的，是“传奇”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小说史发展脉络：“传奇”以其“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幻色彩，“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情节化倾向，“游戏成文聊寓言”的寓言意蕴等叙事元素，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模式，并构成中国小说从古到今的主要文学特征。这里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以“传奇”为核心的小说史观。这种小说史观，既带有鲜明昭著的中国特色，又带有前赴后继的贯穿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对旧有的中国小说史观的大胆改写，更是一种新的小说史观的全新创建。
我觉得，对于张文东、王东的《“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及其“传奇”小说史观，仅在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范畴来看，还显得很不够，可能还需予以更高的评估。作者在“导论”中有一段话说道：“长期以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当中，人们往往愿意直接以西方的相关叙事理论来确立标准、建构模式、形成判断并‘推陈出新’，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20世纪中国小说中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的内容。”这些话语掷地有声，也很发人深省。这也告诉人们，作者有着更宏大的追求，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力求用中国概念阐说中国经验，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小说，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小说理论和小说史观。这样的理论意识与学术追求，令人肃然起敬，值得大加赞赏。
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在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特别谈到“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阐说中国经验，这既是体现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自主性、独创性的需要，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弘扬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的需要。张文东、王东在他们的有备而来的学术追求中，深怀的学术意图和设定的研究路向，都在于以他们的方式积极践行“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这里所体现的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充分的文化自信，同他们的“传奇”理论成果一起，都因独步一时和自出机杼，令人为之纫佩，让人格外信服。
2019年3月22日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