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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的收藏里一点洋货没有，也并非事实。有的，没有唱片，却有磁带。原属奢侈品的电唱机并未普及开来，卡式录音机却斜刺里杀出，辟出一条便捷的途径，不经意间走入千家万户。在听乐上面，录音机也大有取代电唱机之势。反正来华的留学生，录音机或大或小，几乎人手一台，没见过谁带着唱机来的。录音机虽比电唱机贵，却来得方便实用，还有一条，磁带比唱片便宜得多啊。
我最初的几盒进口磁带，是托几个相熟的留学生买的。当然，原版带得咬咬牙才能偶一买之，我记得一盒折算成人民币要二十元钱上下。幸而磁带有另外一个天大的好处，即可以翻录。磁带与唱片虽然都可“留声”且大量复制，但唱片的复制必须找唱片厂，磁带的复制则个人私下里就可完成。买不起原版带，那就自己翻录吧。无奈即使是翻录，带源多起来的时候，也还是觉得空白磁带不够用。一九七九年暑假第一次游北京，跟叶兆言同路。他每年都要进京看他祖父叶圣陶，就在东四八条那个四合院里，那里住着叶老和长子叶至善一大家子。有次我去找叶兆言，顺脚到他堂哥叶善午屋里去玩。叶善午患病，佝偻着腰，却仍是相貌堂堂，有几分公子哥儿味道，算是京城他那一茬的一个顽主吧。他让我看他收集的西方古典音乐，满满两大抽屉磁带，绝大多数都是翻录的，盒脊上写着总名，盒面上是工工整整抄下的曲目名，密密麻麻，有中文，有外文，另有少数复印了母带的封扉。一见之下，我若不加掩饰，当时的表情就应该是“舌挢不能下”吧。
直到大学毕业，我自己积攒的磁带也不足三十盒。这里面有半数据说是质量最好的TDK，当时是五元钱一盒，我都用来翻录西方古典音乐。起初找不到带源——留学生那里，大多数往往一堆磁带，除了摇滚还是摇滚。后来发现几个有同好者，彼此交换，带源渐富，顿觉空白磁带不够用。需要得太多，买不起，只好抹去旧录，覆盖新的上去。这新旧交替的过程，“最难将息”。每每对着几盒已翻录的带子委决不下，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不知对谁下手，仿佛一旦抹去，贝多芬或莫扎特或肖邦或比才的一段音乐就会从此消失。有次从人家手里得到一盒贝多芬的第四第五交响曲原版带，因拿不定主意让谁消失，居然将这盒听一段那盒听一段，不觉过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才决定将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打入带底。
痛心总是难免的，忍痛下手是必需的。算起来那十来盒TDK，每盒都录制了不下五遍。所以后来看顾颉刚的书，我故意“以辞害意”跟人家开玩笑说，我的磁带都是“层累叠加”的，只是并非按历史的顺序：贝多芬下面没准儿压着的是柴可夫斯基，老柴下面没准儿又压着亨德尔，很有时空错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