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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开始买碟那会儿，肯定还是前盗版碟的时代。那时候也不叫碟，叫唱片。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里终于有了一部电唱机。
从小学到中学，同学家里有电唱机的，屈指可数，大体上小孩是不准碰的，金贵可知。其时年轻人结婚条件中强调的“三转一响”未含此项，足证尚属奢侈品的范畴。
另一方面，当时能够买到的唱片，不是样板戏就是“革命歌曲”，当然这里的“革命”指的是“文革”时期的定义。同样的歌曲电台一天到晚在播，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地响，听得耳朵要起茧子，实在也不想再去听唱片。倘有“文革”前的存货，则又是容易惹祸的玩意儿，大人正要严加防范。故有唱机的人家，多半是将其束之高阁。小儿好奇心重，音乐尚在其次，摆弄那装置就是一个诱惑，故到有唱机的同学家去玩，总是极力撺掇将唱机拿出来放。家有唱机的底细自然是小主人自己暴露的，因不免要向小伙伴炫耀。
初识唱机、唱片，应该是在上小学开大会的时候。每次开大会时管广播器材的老师都有一番忙乱，将扩音器、麦克风、唱机搬到操场的主席台上，还要布好线。唱机的功用限于在大会开始和结束时放音乐，需播放的时候就见那老师半弯着腰上台去，小心翼翼抬起唱盘上的唱臂。
这都是“远观”，真正得以近看则是在一同学家中，确实只能说是近看，“亵玩”是绝对谈不上的。听他说他家也有唱机，我们都说他吹牛——在我们想来，那是学校这种地方才会有也才该有的，但是事情的真实性很快得到证明：他指给我们看了一个小皮箱似的家伙，在一摞箱子的上面，和我们在主席台上所见大差不差。接下去自然是我们强烈要求他“放一个听听”，几番“激将”下来，他终于大着胆子凳子叠凳子地站到高处，将那宝物搬下来，又打开柜子从一隐蔽的角落拿出两张唱片。显然大人的坚壁清野没能阻止他对秘密的发现，另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大概极少胆子大到当真下手去摆弄，因除了将其打开，他后面的动作都带点试探性。
后来我在别人家里见到过收音、放唱片合为一体的两用机，还有那种大得像半截柜的落地式唱机，都是将唱盘安放于顶上。他家唱机是单独的，需收音机来放音扩音。他找出根线在二机之间乱插了一通，除了制造出一些啸鸣音之外别无结果。这很让人扫兴，但我们仍要求他放起来，因看到唱片转动就能有一种满足，而且后来发现，唱针与唱片摩擦就可产生音响，这时会有一种金属性的虫鸣般的声音出来，可以听出旋律，听到人在唱。
这让我们大为兴奋，都支着耳朵卖力地听。几个脑袋挤在转动的唱片上方，当中有一位嫌听得不分明，恨不得将耳朵贴到唱片上去，一不小心碰到了唱臂，唱针立马越轨，横着划过唱片，发出吱溜的怪声。闯祸者顿时脸刷白，唱机的小主人则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其他人也都有闯祸感，于是此次观摩唱机暨听唱片活动戛然而止，大家迅速作鸟兽散。
我真正有机会亲近唱机是小学五年级暑假生病住院那段时间。小儿科病房有台电唱机，我是病房里的孩子王，无形中唱机成为我的禁脔，颠来倒去地播放那十几张唱片成了我病中的乐事。所谓“自动”电唱机，就是一移动唱臂唱盘就开始旋转，唱臂移到唱片边缘的位置会自己徐徐落下，一面放完，唱臂又会自动抬起归位到搁架上。病房那台唱机许是出了问题，全得手动，且人得看着，不然唱片放完了唱针突然快转几圈就出轨，没头苍蝇似的在唱片上乱颤。唱针是从外往里转，越到后面转得越快，要将一曲听完而又不让越轨的事情发生，并不迟不早地将唱臂抬起，真还不能分神。开始播放时则要能让唱针不偏不倚落在唱片最外的轨道，转动之中又要轻拿轻放，全是细活。
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唱片有了一种无言的喜好。起先可说是物质性的，那些细密的唱纹让人觉得无比神奇，我会对着光亮，看那一圈一圈密密匝匝排列的纹路，仿佛面对神奇的图案。均匀排列的唱纹之间还可看出一些明显稍阔的道道，那是曲与曲之间的间隔，在我的想象中，那是剧场座位之间的过道。我后来可以让唱针准确地落在间隔带上，听任意一首想听的曲子，而不必从头开始。
唱片之间其实还有唱纹疏密的不同，以每分钟转的圈数划分，通常分为78转、45转唱片，还有一种是33转的。唱机上有个选择开关，转速选得不对则发出的声音怪里怪气。小病友中有调皮捣蛋的，瞅个空子就爱故意开错速度，为唱机发出的怪声莫名兴奋。既然我以唱机托管人自居，这种事情通常是不允许发生的，尽管我自己时而也会搞类似的恶作剧。
我在同学家和医院里见到或摆弄过的唱片，都是黑色的胶木唱片，到我自己开始买唱片时，成为主流的已是一种塑料薄膜唱片。这种透明的薄膜唱片，较胶木唱片轻而薄，红黄蓝绿，似乎各种颜色都有，只是黑色白色从未见到过。唱片店经常在橱窗或是店内的墙上将其排成各种图案，呈现一种廉价的喜悦。这种唱片的确廉价，比胶木唱片便宜得多，最初似乎只要几角钱就可买一张。我最初买的唱片，几乎都是这样的。
其时南京卖唱片的商店寥寥无几，最出名的当属新街口的“嘹亮”唱片社。它像过去那种老式的店堂，进深很大，里面有点暗，两边柜台一直到头，贴墙是货架，一格一格放着唱片。样品就陈列在玻璃柜台里，摊着放地儿也富裕，因没有多少品种。店里空空荡荡，好像也不放音乐，和对面的新华书店一样，老给人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我去那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马似乎就应配鞍：买了唱机，总得听个响吧？买回的唱片一水儿是那年头的“红歌红曲”，像《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北京的金山上》、《钢琴伴唱〈红灯记〉》、古筝曲《战台风》，还有钢琴协奏曲《黄河》，等等。薄膜唱片有大有小（胶木唱片小的就比较少见），似乎都是33转密纹的，包装也几乎是一样的，都是白纸封套，中间剜去一块，留出一个圆孔，露出唱片的中心部分，印着曲名、演唱演奏者之类。封套上最醒目的却是“中国唱片”四字，另有天安门、华表的图案，那是中国唱片社的标志，好像生产发行唱片的也只有这一家。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确也只有国产唱片。据说“文革”前新街口的新华书店隔壁有个门市部，内有外文书籍卖，却以卖外国唱片为主，当然只限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产。到了“文革”，进口唱片就无从说起了。因此有好多年，我的唱片是清一色的国货，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末，电台里又可以听到西方音乐了。最初是每天晚上十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西方古典音乐》节目，时长半小时。最初播的都是管弦乐小品，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莫扎特、舒伯特、托赛里等人的小夜曲，圣-桑的《死神之舞》，等等，后来有独奏和独唱，比如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圣-桑的《哈巴涅拉》《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还有斯苔芳诺的拿波里民歌、丽丽·庞丝的歌剧咏叹调等。
有段时间，一到那个点儿我就在收音机前守候，不在家中时也惦着这事，好几次发了疯似的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赶，因为要听西乐，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对西乐入迷如此，却没有一张进口唱片，似乎难以想象，或许当时市面上仍然没有，或许已有但贵到承受不起，单是“进口”二字就足以让大多数人打退堂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