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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士大夫为爱国救亡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刚失败，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紧接着上升到高潮，那就是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风暴的中心，是华北的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为什么这里会形成风暴的中心？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一，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比较起来，华北原来要相对封闭，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渗入要晚一些。十九世纪最后几年，这种渗入的步伐大大加快。举例来说，据天津、烟台、胶州三个港口的统计，一八九四年输入的洋纱为十八万多担，到一八九八年就激增到近五十万担，短短四年内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六十四，沉重打击了华北农村中农民经营的家庭手工业。
义和团兴起的鲁西地区正是重要的产棉区和棉纺手工业区，受到的影响十分明显。社会秩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急遽变化，自然容易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弹。第二，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从富饶的长江流域到首都北京间的南北运输通道，主要是流经直隶、山东、苏北的大运河。漕运也好，商运也好，都是如此。运河两岸商业比较繁荣，赖此为生的人员众多，镖局兴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七十年代起，海运渐开，南北之间货物流通大多数改由海轮载运，运河逐渐淤塞，两岸城镇衰落，运河上的船工和纤夫大批失业，造成大量游民，社会生活动荡。第三，这些年内，灾荒不断。黄河下游连年水灾，一八九八年黄河多处决口，洪水奔泻，一望无际，上百万人受灾。第二年又转为大面积亢旱，并发各种灾害，流民遍地。义和团运动最早走向高潮的鲁西北和鲁西南，在山东正是农业产量最低、灾情最为严重、社会流动性最大、民心最为不安的地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八九八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是以两个德国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的。这以后，各级地方官员更加不敢得罪外国教会。山东教民在一八七〇年时为两万人，一八九六年已达到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六人。
一部分“在教”的不良教民，倚仗教会的势力，享有特权，欺压良民，强行霸道，甚至殴人致死，善良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据山东大学在“神拳”兴起的茌平县调查，老人们说：“神父连茌平县官也惹不了他们。教民就仗着神父给撑劲。教民打官司，写个状纸给神父就可以了，不用到县衙过堂，准能打赢。”
积怨既久，一旦有人领头，很容易就爆发。有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折中所说：“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
山东、直隶这一带，民间历来就有公开聚众练拳习武的传统，也就是“农隙讲武，练习拳棒”。这种练拳，最初主要是为了健身和自卫，没有多少政治目标，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继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在一八九八年六月的一份奏折中说：
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
义和团最初叫义和拳，名称是“拳”而不是“团”，更不是“教”。它在初期是好几支并不统一的力量的混合称呼，如威县赵三多等的梅花拳，茌平朱红灯等的神拳，曹州刘士端等的一部分大刀会。除大刀会大体上是乡绅控制的地方团练外，其他几支原来都是民间的练拳，参加练拳的大多是农民，也有一些游民和中小地主。
最早打起义和拳旗帜的是威县的赵三多。他本来是梅花拳的拳师。梅花拳在山东、直隶一带从清初以来已传了十多代。当地老人说：“梅花拳比义和拳早，义和拳是从梅花拳里分化出来的。梅花拳行善事，他们只习拳练武，不闹事。”一八九七年春，因为附近直隶南宫县的梨园屯村民反对教民强行拆除村里玉皇庙，改建教堂，打了多年官司打不赢，请赵三多声援。赵三多在梅花拳拳师中资历比较深，徒子徒孙约有两千人，为人好打不平。他去那里亮拳摆会，前来参加的有三千多人，同教会和官府发生冲突，名声就大了。“当时威县民风尚武，在沙柳寨以西、以南各村落中，都设有练梅花拳的场子，聘有教师。各处教师对赵说：‘你用梅花拳名义起事，将来皂白不分，牵连到我们身上，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全不同意。’赵对他们说：‘既然这样，我不用梅花拳名义，改名义和拳，自然与你们无干了。’”“义和”这两个字，在当地是常见词，就是讲义气、重和合的意思。他们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梅花拳本来只是练拳，没有多少迷信色彩。当地老人说：“由于赵三多成立的义和拳，是从梅花拳演变来的，所以对于画符、念咒、烧香下神等一概没有。”还有老人说：“附近没有白莲教。白莲教在曲周那一带，和义和拳不是一回事，那是邪门，讲撒豆成兵，铺席升天。”
神拳出现得比较晚。它的拳术看来是从鲁西南的大刀会传过来的。它和梅花拳不同，有着降神附体那一套（请的神大多来自戏文小说，如孙悟空、猪八戒、关公、赵子龙等），但它同大刀会又有所不同。老人说：“大刀会不安场子，不练功夫，说吃了符就会刀枪不入了。我们神拳安场子，练功夫。”“神拳后改为义和团，是大家同心的意思。义和团的名字是从北边传来的（引者注：冠县在它的北边），是在闹神拳后两三年就改为义和拳、义和团。”“白莲教与神拳不是一家子。白莲教能呼风唤雨，拿着板凳当马骑。”
原来尽受教会欺压的老百姓，聚在一起练拳，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就起来反抗教会，逐步表现为武装斗争。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八九九年十月，茌平神拳重要首领朱红灯在平原、恩县间的森罗殿，集合附近拳民一千多人，打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同省城派来袭击的官兵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义和团的名声迅速传遍各地。形形色色反对洋教的拳民纷纷自动打起义和团的旗号，不少小地主、无业游民、白莲教徒也参加进来。拳民所以改称“团”，大概是为了把自己说成民团，以争取合法。这里值得注意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由原来的秘密宗教结社在斗争中转为公开；它的特点正在于它原是民间公开练拳习武的活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约束，能够团聚远比那些秘密宗教结社更广泛的民众，有着很大的群众性。这是它所以能显示出如此巨大威力的原因。
清朝官府（除曾任山东巡抚的毓贤等后期的表现外）最初对义和团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义和团早期一些领头人朱红灯、本明和尚（杨顺天）、刘士端等都是被官府杀害的。赵三多被捕后死在监狱中仍被戮尸。山东的义和团运动逐渐走向低潮。风暴的中心向清朝的统治中心——直隶转移。
这种转移，并不是像太平天国北伐时那种大进军的形式，而是直隶当地民众闻风而起，听说山东闹义和团了，声势很大，就也打起义和团的旗号。直隶本来也有练拳习武的习惯。像天津义和团的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等都是当地人，而不是从山东北上的。他们宣称义和团能请神，能靠神附体，能刀枪不入，可以用来对付洋人，对付那些洋枪洋炮。他们同样存在着和山东相似的要求反抗外来压迫者的强烈情绪。严重的干旱更使人焦躁不安。以沧州（那是一个民间习武之风甚盛的地方）为例。老人说：“他们起来闹义和团是由于平时经常一起练武（到现在仍有这个传统），练武的人一般都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这一带的义和团就是看不惯洋鬼子欺负中国人起来的。”“义和团民并不是天天练武，每天练一会儿就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平时吃用都是自己出，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反感。但他们也杀人，就是砍那些在教的，人数并不算很多。”
他们一般是一伙住一个村，一伙里有一个大师兄，人多的还有二师兄，没有统一的领导。随着各色各样的人纷纷打起义和团的旗号，它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带来比在山东时更多的宗教迷信色彩，包括白莲教的色彩，例如“乾字团”“坎字团”这些名目，都是在发展到直隶后才出现的。
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在直隶境内发展的时候，直隶总督裕禄同样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颁布告示严禁，说：“所有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务必严拿惩办，断不能倖逃法网。”并先后调动聂士成、梅东益等部军队，一遇“拳教互殴，焚烧教堂”，就对拳民实行镇压。
结果，反而激怒义和团众，进而拆毁铁路，焚烧车站，砍断电杆，并直接同清军作战，击毙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这时，义和团众已是漫山遍野，裕禄再也招架不住，只得以十分谦卑的态度迎接天津一带义和团首领进入天津。天津城内遍贴匿名揭帖，写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挑铁道，把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这反映了京津地区大多数义和团众的心态。
这年六月初，义和团众开始大批涌入北京，城内顿时设坛八百多所。清朝政府的军事主力在甲午战争时遭到惨重损失，力量异常空虚。驻防北京的神机营和董福祥所部甘肃回军的士兵大多也参加义和团（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后，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便是先后为甘军和虎神营所杀）。下层市民也有不少参加义和团的。他们集结的场所由拳场改为坛口，迷信色彩更加浓重。团众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张贴揭帖，焚烧教堂，焚烧时常延及邻居。焚烧前门外一家西药房时，大栅栏一带大片商号和民居也被延烧焚毁。这些义和团众进入北京时的状况，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官员仲芳氏的日记记载：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
处在这种状况下，清朝高层内部出现分化。由于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同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也有不少冲突，其中一些人产生利用团众排斥外人的思想。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后原想废除光绪皇帝，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也心怀不满。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对局势实际上已失去控制，手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即便要镇压团民也不敢轻易下手，生怕把烈火转烧到自己头上，因而踌躇徘徊，举棋不定。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剿抚两难”。这一点，西方记者也看出来了。德国《前进报》写道：“太后的态度在这次战争中看来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因为即使太后的态度是消极的——看来大概是消极的——危机也已如此迅速地尖锐化了。”
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如此迅猛地发展，严重威胁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各国便把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提到日程上来。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各国军舰集结在大沽口的近四十艘，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六月十日，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各国军队两千人向北京进犯，受到清军聂士成等部和义和团众的抵抗。十七日，大沽炮台在各国舰队炮轰下沦陷。参加对中国出兵的有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国，称为“八国联军”。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落后国家发动战争，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应该怎么办？直隶总督裕禄在六月十五日的奏折中说：“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
这个主张，同清政府历来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十六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出乎人们意外地决定对各国宣战。为什么慈禧太后这时会作出这样一个似乎很不可解的决定？除了她对局势已失去控制、“剿抚两难”以外，各国不支持她废除光绪皇帝引起她很大不满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直接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传来的其实不确的消息，就是传闻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这在她看来可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当时参加御前会议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
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君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唯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引者注：即首席军机大臣荣禄），其一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引者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
清政府和外国列强在统治权力问题上本来也存在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当时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手足无措，内部意见又不一致，陷入十分混乱的状态。八国联军向中国的进攻扩大了这种矛盾。再加上误传列强要“勒令皇太后归政”，触到了慈禧的最痛处，造成她匆匆忙忙地宣布对外开战。在历史上，某些偶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重要作用，这便是一个例子。但它终究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慈禧太后在事后对她亲信的吴永说得很明白：“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宣战诏书也令人感到离奇：里面没有说明向哪一个或几个国家宣战，没有提任何国家的名字，也没有以任何形式送给任何外国政府。对外宣战后四天，慈禧太后就下谕停止围攻外国使馆。八天后，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出使各国大臣，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说明：“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
尽管如此，早已入侵的八国联军继续向天津、北京进攻，人数增加到两万多人，其中一半是日本军队。七月十四日天津沦陷。八月十五日，外国军队攻陷了中国首都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出逃，几个月后到了西安。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在七月九日发出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令，随后单独占领东北绝大部分土地。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事实上，他们不只是抢劫，而且到处屠杀、焚烧、强奸妇女和破坏。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当时北京的悲惨情景：
帝王的伟大京都一半已被破坏和焚毁，已被蹂躏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简直像一切都死绝了一样。使馆街两旁残存着一垛垛废墟，一堆堆石头，灰烬、垃圾和脏物遍地皆是。中国人的尸体，一个挨一个地杂陈在马路上。到处乱丢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法国兵焚烧了北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烧焦的尸体暴露在废墟、瓦砾和灰烬堆里。被枪杀和刺死的中国人，一堆一堆地陈尸在大街上。被击毙的不只是中国兵，还有被中国教民告发的全部肇事者。
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整整一年之久，实行分区管制。如内城划为四段：北边归日本人管辖，西边归英、美管辖，东边归沙俄管辖。当时留在北京的仲芳氏在这段日子的日记中记录下当年北京居民屈辱和悲惨的处境：
各国洋兵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占。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人在仓促之间，不及防备，多被所扰。由是有闭门自焚者，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以京师合城而论，前三门外受灾稍轻，城内及北城受难尤重。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
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又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予家为美国所管，门前即插“大美国顺民”的白旗。
这就是历史将要跨入二十世纪时呈现在中国首都街头的情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是多么大的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九十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还说道：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义和团本来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的民众自发性行动。在八国联军和随后清朝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被打散而失败了。
对义和团运动应该如何评价？这个运动确实有着两重性。
义和团运动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行为逼出来的，是有着广泛群众性的爱国行动。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说：“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他们“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孙中山最后几句话，可以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皇的奏议中得到佐证。他本来认为：“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这次战争中中国人不可侮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他引用一中国老人的话说：“我们自四百年以来，皆在睡梦之中；但其间我们深觉安适无已。你们白人，必欲促使我们醒觉，则将终有一日，你们对于此举，深为扼腕之时。”瓦德西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中国在甲午战败后那样险恶的局势下终于能避免遭受瓜分的噩运，不能不说同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义和团运动确实有严重的消极落后方面，如笼统排外、愚昧迷信、组织松散、成分复杂，以致被清政府所利用，等等。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它的这些消极落后以致愚昧荒唐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群众性的，特别是起自下层的反抗斗争处在自发的状态，很难不同时带来许多愚昧落后和盲目排外的因素。这是这类斗争在当时只能达到的水平。不成熟的社会结构必然会产生不成熟的社会运动，而在中国北方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总不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只能驯顺地默默忍受，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来。
用了不算短的篇幅先回顾一下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前夜那几年的历史状况，可以看出：甲午战后相当多的中国人痛感“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中华民族已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上层士大夫中曾发动希望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推行变法的戊戌维新运动，下层民众中掀起了自发的义和团式的反抗行动，最后都失败了。紧跟而来的却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首都民众的悲惨遭遇，使更多人不寒而栗。中国难道真的难逃灭亡的命运吗？中国人难道真的要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了吗？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有志气的中国人并没有丧失自尊和自信，没有因此消沉下来，而是继续苦心焦虑地寻求如何救国救民的答案，并以献身的精神，努力从仿佛一片黑暗的处境中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出路。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最关心的中心问题。比起它来，其他问题只能处于次要地位。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如果离开那个世纪之交的大背景，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就不容易看得清楚，对它的来龙去脉就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把二十世纪前夜这几年的历史作为本书第一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