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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精心准备，蓄意挑动起来的。自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政府在对内实行维新改革的同时，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明治即位之初，就由天皇发表“宸翰”（即亲笔信），宣称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一八九〇年三月，山县有朋首相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国家的“主权线”以外还有所谓“利益线”，需要纳入“保卫”的范围，把它定为国策。他写道：
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土；所谓利益线，则势与邻国接触而同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攸关之地域。……保护利益线之道如何？苟各国之所为于我不利者，我有责任以强力表达我意志而排除之。
这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逻辑。山县有朋接着写道：“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其实，这只是它的第一步。当时，朝鲜和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把大规模武装侵略的矛头直指朝鲜的同时，同中国之间的战争就已不可避免。
昏庸的清政府却依然沉醉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迷梦中，正在筹备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毫不意识到周围局势是多么险恶，更没有做应对突发事变到来的准备。掌握很大实权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暮气已深，一心只想保存自己手里那点实力，无意用来抵抗强敌。
东亚上空已密布着战争乌云。黄海两岸，一边是野心勃勃正在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边是腐朽怯懦、苟延残喘的大清帝国，两者之间的胜败几乎在战争开始前就决定了。
一八九四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军提出“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六月三日，朝鲜政府派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带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清朝政府在朝方的要求和日本的怂恿下，派遣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这支兵力人数不多。而日本随即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名，向朝鲜大举出兵，强行占领朝鲜京城汉城。这是他们早有预谋的行动。“在六月底时，济物浦以南的牙山有中国军队三千人，在汉城和济物浦仅有几百名卫队。日本在朝鲜境内则约有一万八千人。”
双方处于力量悬殊的对峙状态。
战争由日本军队“不宣而战”的突然攻击开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历次大规模战争时一贯的背信弃义做法，以后的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件等莫不如此。而李鸿章直到战争爆发前五天还致电告诫驻朝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
事实对李鸿章的告诫是一个极大讽刺。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并不需要任何借口，更不考虑是否理屈。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联合舰队在牙山湾外丰岛附近海面上，向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广乙号和济远号突然发炮袭击，接着击沉中国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四天后，日本陆军又在成欢驿袭击从牙山撤退的清军。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八月一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李鸿章的消极避战，面对不讲信义的强敌，并没有使战争得到避免，只是使自己在战争发生时处在缺乏应对准备的被动状态下。
一幕幕悲剧很快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在陆路：朝鲜境内，除左宝贵、聂士成等部进行过英勇抵抗外，其余大多不战溃退。从日本方面来说，把清军逐出朝鲜“只是征清的第一步”，最终目的是使日军“深入中国境内，攻占其首府，以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这是它的既定方针。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日本陆军四万多人分两路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地区：一路突破清军在鸭绿江的防线，随后攻占虎山、安东、九连城、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在辽东半岛登陆，先后攻占大连和旅顺要塞，并在旅顺连续四天纵兵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妇女儿童约两万人，全市幸免于难的只有四五百人。第二年一月，日军攻占盖平，两路会合，辽河以东要地几乎全陷日军之手。接着，他们又先后占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清军受到重大损失，东北局势根本动摇。清朝政府急于乞和。
在海路：那是更加引人注目的战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发动的历次对华侵略战争几乎都依靠他们的坚船利炮从海上发动进攻。海防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话题。一八八八年，李鸿章主持下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大家曾对它寄以极大希望。确实，当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它的实力超过日本海军。当时，两千吨以上的战舰在日本只有五艘，吨位合计不足一万五千吨；而北洋海军却有七艘，吨位合计两万七千多吨。其中，由德国制造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各重七千三百多吨，并拥有日本海军所没有的重炮。但以后六年间，日本不断添置新舰，最重的吨位虽只有四千二百多吨，装备和速度却超过北洋海军；腐败的清政府却不再添置一艘军舰，不再更新一门大炮。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的黄海大战。双方主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相遇，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北洋海军将士表现得十分英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舰受重伤后，开足马力，直冲日本旗舰吉野号，不幸被鱼雷击中沉没，全舰将士除七人外全部殉难。战斗持续四小时四十分，日本舰队也因多受重创，自行撤退。对这次战役，美国学者马士（当时正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宓亨利评论说：
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五时双方弹药缺乏时为止。日方伤亡二百三十九人，中国方面包括溺毙者在内，伤亡约六百人。丁提督也在受伤者之列。日本旗舰受重伤；中国船舰被击沉或被迫靠岸的计四艘，另一艘则临阵脱逃。就某种意义来说，战术上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两艘铁甲兵船的，因为在傍晚撤退的是日本舰队，而且中国运输舰还卸下了所载的军队和给养。但从那一天起，海上的优势就一直被日本占去了。
为什么“从那一天起，海上的优势就一直被日本占去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这样写道：“敌人的舰队自从黄海一败之后，似乎已经畏缩而失去出战的勇气，但仍然未完全丧失战斗力。”
其实，它的真正原因是李鸿章在黄海大战后看到北洋舰队受损，便张皇失措。他把北洋海军看作自己的重要政治资本，宁可避战而保船，致电留在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海军提督丁汝昌：“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
这一来，北洋海军便只能死死留在威海卫港内，不但在日军攻占旅顺港时没有前往支援，甚至连在黄海海面上也不再出而游弋，自然谈不上什么“海上的优势”了。
尽管如此，日本方面绝不会放过这支北洋海军。威海卫是个天然良港，面临渤海，背倚群山，港湾宽阔，刘公岛成为港口中央的屏障，并修筑了许多指向大海的新式海岸炮台。但它最大的弱点，是难以抵御来自背后陆上的攻击。日军抓住这个弱点，用舰队严密封锁威海卫港狭窄的出海口，使北洋海军（包括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只能被困港内，坐以待毙。日本陆军又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从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登陆，绕后路直插并占领威海卫港湾南岸的炮台。北洋舰队处在日军前后夹击、被动挨打、完全没有回旋余地的困境下。将士们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到二月十七日终于全军覆没。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被断送了。这是一场何等令人愤慨的悲剧！
日军向威海卫发动进攻时，清政府遣使赴日乞和。他们最初派出的全权大臣被日方以级别不高而拒绝，最后只得改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只要读一读谈判记录，就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谈判中屈辱到何等地步。伊藤博文拿出条款节略后，极其傲慢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云：“难道不准分辩？”伊云：“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最后一次会谈时，伊藤提出：换约后一个月，必须完成台湾的交割。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尚未下咽，饥甚！”
尽管国内反对签约的抗议十分强烈，群情激愤，但清朝政府已下定决心屈服。四月十七日，双方签订《中日讲和条约》，通常称为《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向日本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不久，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取消割取辽东半岛一款，但又增加中国赔款库平银三千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竟那样快地覆没了。原来在很长时间内造成的虚幻的安全感顿时消失。《马关条约》中的条款又那样苛刻。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欲食其肉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学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的一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台湾在古代就是中国的领土，居民大多是从大陆的闽南等地移居过去的，清朝又在台湾设省。《马关条约》突然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民众中激起极大的悲愤。台湾士绅、工部主事、统领全台义勇的丘逢甲率全台绅民向清政府上书，并血书“拒倭守土”，以示决心。上书中称：
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以养人心，正士气，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
台湾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是可歌可泣的。在台湾军民五个多月的浴血抗击中，日本侵略军死伤三万二千多人。曾在台北任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郭廷以在他的名著《近代中国史纲》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割台消息传至，台人‘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声称‘誓不从倭’。”五月底，日军自基隆东北登陆，台湾义勇屡歼日军。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入台南。“不及万人的义勇及黑旗军对抗数万人，明知势不相侔，仍能喋血奋战四月有余。日军初以唾手可得台湾，及遭到勇猛抵抗，伤亡惨重，乃肆行屠杀，抢掠奸淫，所至人亡家破。台湾虽然沦陷，台人仍然不屈，在日本统治的半世纪中，台人的反日运动，始终未曾停止。”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从政治上说，甲午战争把清政府统治的根本缺陷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很难再为它作什么辩解。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文章。第一篇是《论世变之亟》，劈头就说：“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最后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救亡”的口号。一年前，郑观应还只能把他的书名称作《盛世危言》；一年后，严复就不再提什么“盛世”之类的门面话，而直截了当地呼唤“救亡”，要求通过改革来改变现状，寻求新的出路。如果周围局势不突然发生如此令人心悸的剧变，人们的思想要在短期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变动是无法想象的。自这时起的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来重新考虑，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从经济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虽已日益困窘，但经过多方搜罗后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大体每年都在白银八千万两上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三千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于整整三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清朝原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再也无法收拾。它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只能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这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另一个是使清政府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实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各级官吏还要层层中饱。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到处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急遽激化了。
从军事上说，甲午战前三十年间用来支撑清朝统治并可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少数爱国将领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抗敌，但整个战争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除聂士成等部外也丧失殆尽。战后，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但难以立见成效。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袁世凯为首的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的形成，也是从此开始的。
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屈辱都能带来这样的积极效果。甲午战后百年间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蕴藏着巨大生命力的民族。当时国外有些人把它比作一头“睡狮”。在激烈的竞争时代依然昏睡，自然是可悲的。但一旦猛醒，它仍不愧为一头雄狮，可以展示出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巨大潜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它绝不能容忍别人对它的肆意侮辱和欺凌，一旦认识到存在的严重危机，便会万众一心地奋起前进。这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