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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现象常常充满矛盾：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在表面上的一片胜利声中到来的。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像猛烈倾泻的急风暴雨，骤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格局。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对的经验。
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由于自身力量太弱，没有料想到推倒清政府和君主专制制度会那么快到来。这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也将在短期内同样顺利地实现。这种普遍的乐观和幻想，使人们倾向于强调维持现状，认为需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在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格局下建设这个国家，对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已不那么重要，甚至因害怕引起破裂而处处趋向妥协。
还要提到，许多革命党人在民国成立后社会地位起了变化，纷纷跻身上层社会之列，更使他们中不少人容易醉心于维持现状。革命的共同目标已逐渐淡化，各人似乎已可各奔前程，更加自由地追逐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继续改善自身的地位。原来就相当涣散的革命团体，进一步失去凝聚力，变得更加涣散，甚至出现明显的分化。
在一般国民中，妥协的心理更为普遍。胡汉民作过一个对比：“当武昌倡义以后，举国响应不为不快。各地不但党人领导着运动，连国民也跟着运动，大家都觉得满清非推翻不可了；就此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把他很快的推翻掉。”但经过破坏以后，临到建设，国民心理就显出三大弱点来：
第一个心理上的弱点是苟且。大家以为大乱过去了，应该赶紧休养生息，不必再闹了。革命党员毕竟是含有暴烈性的朋友，现在用不着他们了，同他们疏远些，另外接近稳健派的人物吧！……（有些革命党员）跑了一程，已出了一身汗，马上就要歇住脚来休息，也不管时机容许不容许停顿，而真正目的地相去尚有多远，就此躺下来不再动，任你催促他也是无益了。
第二个心理上的弱点是侥幸。以为过去已有的牺牲，或者已经够了，够达所求的目的，不必再多奋斗了。大家总想以廉价来买得贵物，实际上有无把握是不管的，只望其侥幸而中罢了。
第三个心理上的弱点是倚赖。凡事托人去办好了，自己一概不管。从上面两个弱点中，他们认为满意的办法，是“维持现状”；认为满意的人才，是“非袁莫属”……这两句话原来是一呼一应的，作用很大，当时竟有人大为宣传，用以压倒一切。
妥协和厌乱的心理构成压倒一切的浓重氛围。这同革命前夜的社会心理形成明显的反差，在无形中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孙中山在临时政府结束后，对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党深感失望，对三个月来置身政治旋涡中心而又难有作为的日子感到痛苦和厌倦。章太炎曾嘲笑他那时的处境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
对他不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国家内外局势的复杂情况，孙中山并不是毫无觉察，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一时难有所作为。他在给宋教仁的一封信中写道：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
孙中山自然知道政治的重要性。但他这时认为：现实政治有如一团乱麻，一时谁也难以措手足。如果从这里着手，只会越弄越乱。倒不如自己暂时把政治问题放一放，先集中力量发展实业，特别是要专心致志于铁路建筑，等到“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了，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也许好办得多。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下手”的办法。
他的愿望是良好的。发展实业，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确实太需要了。把兴建铁路看作发展实业的先行条件，也是有道理的。可是，他期望“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在那时中国的国情下，当国家政权仍掌握在旧社会势力手中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再出现的沉重教训。孙中山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设想最后完全化为泡影，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当时在同盟会中，在社会上，谈论得最热闹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主张，把它看作建设新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最理想设计。
宋教仁在清末流亡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参加得比较少。“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
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许多人多，实际社会经验却比较少。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觉得他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昌后，起草了《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他到处滔滔不绝地发表这方面的议论，很得到一些人的赞赏。一个同他很接近的人扼要地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那就是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
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
宋教仁真相信：只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奔走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大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这两点是互相关联的：组织大党的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席位；而在议会中夺取多数席位又是为了实现政党的政治主张。但步骤上又有先后之分。
他首先着手的是组织一个大党。在他接替汪精卫担任中国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党务实权后，不顾蔡元培等反对，立刻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在八月二十五日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他到处拉人入党，“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
。这一来，不仅使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
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立刻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他在不久所写的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
重读宋教仁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豪言壮语，只能慨叹它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真诚的，但他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看来的学理，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生活就走了样，收到的并不是设计者预期的结果，甚至适得其反。纸上的空文并不会自然地转化成民众的实际权利。当宋教仁兴奋地写下五年如何、十年如何那段话时，谁能想到，离他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惨死只剩下十天了。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能一蹴而就。如果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如果不经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为法律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能相容。”
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他所说的“新者”就是指宋教仁这些人，所说的“旧派”就是指袁世凯为首的旧社会势力。事实确实是这样：对袁世凯说来，只要实力在手，“任有何种法律”，到时候都可“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是天真的虚幻梦想。
在政党活动中，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是原清末的立宪派。它们先成立了共和党和统一党（也有一些原革命党人士参加），后来又成立民主党，到国会产生后合并成为进步党。它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
这些人仍可说处于中间状态，但当时的政治态度是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清朝被推翻后，梁启超原来鼓吹的“虚君共和”已没有可能实现。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还在海外的梁启超立刻写信给袁世凯，建议他以共和国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并主动表示对他支持，说：
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袁世凯在复信中热情地写道：“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四月间，梁启超又写了一本《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主张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立国大方针，首先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保育政策”；不能效法美国，由“立法部掣肘行政部”，限制中央集权；不可由地方自选都督，以免造成藩镇之祸。这本书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问世，后又由《庸言报》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
他所以提出这些主张，仍然由于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够，必须先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对民众实行“保育政策”，否则就会“步武凌乱，节奏脱落”；也由于认为中国现在国势危急，必须有一批“富于经验”的“旧官僚派”组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不至于陷入混乱，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同他原先的“开明专制”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梁启超如此。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厌乱思定，认为民国成立，革命时期已成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具有治国经验和能力的人出来担当这个任务，袁世凯似乎就是这种强有力的人。同梁启超比较接近而没有参加什么政党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他也讲道：“大抵今日之崇拜袁公者，开口动云‘老袁了不得’，或曰‘老袁必有主意’。”至于那些旧官僚派自然更对袁抱着依赖的心理。一时，袁世凯仿佛成了可以维持安定的力量所在。所谓“非袁莫属”，就由此而来。但黄远庸对袁世凯的认识比梁启超等清醒。他在讲了袁世凯有五条长处后，接着写道：“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当时能有这样清醒见地并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实在不多。
梁启超等所以支持袁世凯，是期望能得到这个强有力人物的信任，从而得以逐步实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想到袁世凯对他们也不过是暂时利用，一旦把劲敌原革命党人打败了，很快就把梁启超等也一脚踢开。这实在是梁启超等始料之所不及，也成为对他们原来所抱幻想的无情嘲弄。
当时弥漫社会的那种妥协心理，自然便于城府很深的袁世凯得以一步一步地独揽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