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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这次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朽统治长期郁积的愤怒的大爆发。它的结果，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扫除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这个巨大障碍；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亲身经历过这场革命的林伯渠，在辛亥革命三十周年时，曾很有感慨地说：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主。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
林伯渠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就入会的老会员。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十分中肯。他那时所说的“青年”，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至于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总是过低估计，就更“不足怪”了。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确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不断被灌输着“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每个人在这种制度下，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曾国藩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作“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大胆地建立共和政体，其难度可想而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要“创立民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并且从此深入人心。其实，从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只有法国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罗斯等大国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原来还很陌生、并没有传统影响的共和政体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中国人广泛接受？根本的原因是极端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已经把中国引到灭亡的边缘，在民众中失尽了对它的任何期望，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在人们对旧政府的普遍愤怒中，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就变得可以接受了。革命党人大力宣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故事，华盛顿、拿破仑的名字已被许多国人所熟悉，美、法所代表的共和政体也为许多人所憧憬，认为是最新的政体。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到日本，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鼓吹学习西方时一定要学它最新的东西，要知道世界的进步，迎头赶上而不是跟在它的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些话是很雄辩、很能打动人的。他这样说：
有说欧米（引者注：日本人称美国为米国）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它的意义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而且牵动着整个社会以至思想文化等方面。最重要的可以举出几点。
第一，它将中国旧社会经营了千百年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完全打乱了。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这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着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种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有一种看法：似乎革命只能破坏旧的，却建立不起新的来，徒然造成社会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十分短浅的看法。如果从稍长时段的眼光来看，那是社会转型期间常需经历的过程。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第二，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诚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做决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或者“蚁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忠君”和“爱国”被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尽管许多事在实际上依然如故，但人们在观念上有了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孙中山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因此，社会舆论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民国初年的民众心理和清末有很大不同。没有这种变化，七年后五四运动的兴起，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小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先进分子的思想和行动。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文章说：
古代草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绝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的冲击。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来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这时还远没有成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还很薄弱；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苦难的广大贫苦农民大多仿佛沉睡着，或者只能做一些无望的分散的反抗，仍远远在革命者的视线之外；以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刚编练起来的新军，可以在革命中成为重要的冲击力量，却难以靠他们来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是一批受过近代教育而没有实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周围几乎一片黑暗的环境中，勇敢地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火炬，进行了一些比较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几乎处于绝望状态的中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这是他们的巨大功绩。但他们通常长于言论而短于行动，过于看重个人的力量而容易脱离群众和各行其是；书本知识多而对中国的复杂社会情况了解少；由于年轻和地位低而在社会上缺少足够的号召力；更重要的，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足以依靠的社会力量而显得十分软弱。在辛亥革命中，他们的弱点明显地暴露出来。
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他们中许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是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样，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许多人由于家庭和原来所受教育的缘故，同封建制度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把清朝统治者看成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种种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这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同广大下层劳动民众的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盘根错节的强大敌人，要推倒他们在中国的统治，离开广大民众的充分发动是办不到的。然而，恰恰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几乎完全在当时革命党人的视野以外。在革命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自然也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对革命的积极参与，这和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显然不同。而没有广大工人农民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他们不能不走向妥协。
还需要看到，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它的成员十分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国的迅速成立，使他们喜出望外。原来的穷措大和流亡客转眼间成为国会议员或“民国伟人”，使许多人心满意足，并开始争权夺利。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核心，也难以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根本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具有这样的条件后才能实现。
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正如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所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广大的人民中造成的民主精神的高涨，为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经过一个多世纪前仆后继的顽强努力，才取得了胜利。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它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梯。
二十世纪只是刚刚开始，辛亥革命无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但等待着中国人要走的路依然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