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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媚外的清政府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冷酷的生活现实，激怒了一向看起来那样温顺的人群。人们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那一系列惨痛事实的教训后，终于对这个政府失去了最后一点信任，再也不对它抱任何希望。到处都是愤怒和诅咒。变革的要求弥漫举国上下。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集团对谁都不敢信任了，一概加以排斥，连立宪派以及一些汉族高级官吏也对它离心离德，使它日益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历史车轮的进程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有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即使是远不成熟的力量）首举义旗，登高一呼，就能将各种不满和要求反抗的潜在力量凝聚在一起，而腐朽的旧政权就会像纸糊的房子那样很快倾覆下来。
一九一一年夏秋之交，国内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自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三年前在两天内死去、掌握大权的袁世凯又被清廷放逐后，清朝统治集团高层已是一片混乱。特别是四十多年来一手独揽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毕竟是富有统治经验和权术、比较能驾驭内部各派势力的人物。她一死，在清朝内部就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缺，代替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绝境的清政府更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从滥发铜圆和纸币开始的财政金融危机，使一般民众更加无法生存下去，抢米风潮和抗捐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各省。同盟会发动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的影响更加扩大，发展到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震动了全国，更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新军起义为起点的。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和汉口、汉阳一起，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清政府编练新军时，除继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所训练的北洋六镇以外，湖北新军在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由于新军是以西法操练的，“招募新军士兵标准，要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
。在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都有不少读书人入伍。旧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入伍当兵在一般读书人历来是不屑一顾的，这时却有那么多读书人因找不到出路而投身兵营，可见社会的剧烈变动已使一切都异乎寻常地脱离原有的常轨了。
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家庭比较贫穷，军队中的生活又很艰难，士兵受官长的压迫和虐待十分厉害，自然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等先后在湖北新军中开展活动。后来，逐渐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它们的主要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孙武等都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深受同盟会的影响。但这两个团体并不是同盟会的分支组织，而是独立开展活动的。
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有两个突出的优点：第一，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掌握军队，积蓄力量，准备革命；第二，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断然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是武昌起义能成为一九一一年全国大起义的起点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先说第一点。他们在新军中开展的工作，是在实践中经过长期摸索而形成的。在革命宣传方面，革命党人投身军队后，不仅采取讲演、散布革命书刊等办法传播革命思想，并且同士兵个别接近，利用各种机会由浅入深地逐步进行革命宣传。文学社社员万鸿喈回忆：当他投入军队后，文学社负责人就告诉他：“如果有同营的人问你：‘生为什么来当兵？’你就回答说：‘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并可举朝鲜、印度亡国的惨痛来和中国的现状作对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宣传工作。”到第二年，又告诉他：“你以后对同营的人，要换一个方式宣传。就是说：‘清朝政府腐朽到了顶点，专于媚外，压迫人民，我们要使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不过像这种话只能乘机向个别兵士鼓动。如有志同道合的，就把他拉拢来，经过一、二同志审查后，再叫他填志愿书。”
尽管他们的革命理论准备还很不够，但像这样有计划地进行比较深入长期的宣传工作，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们又自己办报来作宣传的工具。文学社办有《大江报》，揭发军队中的“不公平事件”，把公开的革命鼓动同秘密的革命宣传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效果。再看看革命的组织工作，他们也积累起一套有效的做法：一开始往往用桃园结义、换兰谱、拉拢帮会等旧方式同接近的士兵建立亲密关系。然后，逐渐灌输革命思想，个别吸收入会。士兵成分不少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这种由低到高的方式对他们是很适合的。入会时，手续比较严格：需要填志愿书，有两个同志介绍，个别进行，严格保密，并嘱咐对家庭、父母、妻子不得泄露一言。入会后，组织也比较严密，建立了标、营、队（即团、营、连）代表制，分级接受上级代表的命令，工作进行非常秘密。到武昌起义前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达到五千多人，占当时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上革命的同情者，在新军中已取得优势地位。军队中对革命持敌对态度的，不过一千多人。清政府用来镇压民众的武装力量，终于转化为民众发动革命的武装力量。
再看第二点。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它毕竟只是准备，只是有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把握机遇，坚决行动来夺取政权。那时从表面上看，清政府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有专制统治的严密网络和政治经验，各省督抚都大权在握，而革命力量似乎还很弱小，特别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失败，使不少革命党人灰心失望，连黄兴也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
但事实上，整个局势正如暴风雨前夕的沉寂，民众对清政府的愤怒已不可遏制。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起义后，清政府抽调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在湖北已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那种紧张气氛了。湖北革命党人虽然还不能科学地分析当前的形势，但也能朦胧地感受到，新军内部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更使他们树立起很大信心。许多革命党人抱着万死不辞的态度：“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
这种决心和意志，弥补了他们对客观形势分析能力的不足，从而在革命条件成熟时能不失时机地发动起义。
要行动，更需要对已有的革命力量进行整合。一九一一年夏季，文学社、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经过协商，决定合作。《大江报》发表文章，指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以激励民气。在兵营和学堂中，许多士兵和学生纷纷剪除发辫，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十月九日，预定的起义总司令蒋翊武秘密发布起义命令和各部行动计划。但当夜起义领导机关被清方破获，重要负责人刘复基等三人被捕牺牲，起义未能发动。清方传出消息：将按搜得的名单大规模展开逮捕。风声极为紧张。第二天，各兵营士兵不顾一切地基本上按上一天发布的计划行动。革命力量雄厚的工程营首先发难，占领军械所。各军士兵纷起响应，两天内占领了武汉三镇，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由于一时群龙无首，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觉得自己的资望和行政经验都不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又都不在湖北，为了增强军政府的号召力，推出原来反对革命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担任都督。随后，民众热烈参军，声势大振。湖北革命党人以他们的首创精神，揭开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幕。
孙中山是人们公认的革命党领袖。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起义者仍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全国民众。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在十月三十一日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署名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建立共和国”。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活的流体，一旦时机成熟，它便会不可遏制地向前猛进，而且往往会加速度地向前推进，不断呈现出原先没有的新的色彩。
武昌起义发生后十二天，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在这个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它们集中地发生在九天以内。它表明武昌起义不是一个局部性事件，而是全国性危机的产物，使整个局势顿时改观。这些省是在全国局势尚未明朗、革命成功并无把握的情况下独立地决定发动的，因而格外值得注意。
这五个省的独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新军在这些省都是起义的主要动力。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迅速控制局势，对起义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发展得比较快，也不仅因为他们掌握新式武器，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因为在当时有如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他们是组织得最好的力量，有着严格的建制和纪律，能够步调一致地采取有力的行动，这是当时其他任何社会力量无法做到的。第二，起义的发展都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很多省革命党人的准备并不充分，事先掌握的有组织力量相当小，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少数坚定的革命分子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大群人便随之而起。而清政府官员一般是听到起义枪声便作鸟兽散，即使组织一些零星抵抗也很快解体，没有多少人肯为倾覆中的清政府卖命。第三，这些省起义成功后，都站住了脚跟。到十月底，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联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联成一块，云南在西南地区有着巨大影响。接着，革命浪潮便向华东和华南迅速扩展。
给清政府第二波决定性打击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在十一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观瞻所系的焦点。在这些省的独立中，新军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力量，但有了更多不同政治倾向和实际利益的人参加，成为前此没有的新特点：第一，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民族工商业者中有些人早已秘密参加同盟会。上海没有新军驻防，全国商团联合会控制的商团参加攻克全国主要兵工厂之一的江南制造局。民族工商业者在革命中直接发挥这样巨大的作用，在其他地方还不曾有过。第二，江苏由当地最高长官江苏巡抚程德全出面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这虽不是出自他本人的主动，但毕竟表明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已到了何等地步。第三，国内立宪派的政治态度，明显地从支持清朝政府转到支持民主共和国这方面来。这以前，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重要人物汤化龙、谭延闿已公开支持共和，但国内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仍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曾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协助镇压武昌起义。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看清，革命浪潮已不可阻挡，只有表示赞同，才能站住脚跟，在革命阵营中构成温和的一翼，继续发挥影响力，使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另一立宪派重要领袖汤寿潜也出任独立后的浙江都督。这种变化，对扩大革命阵营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孤立清政府、加速革命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他们同旧社会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向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又增强了使革命中途走向妥协的力量。
和东南各省相继独立的同时或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西南、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这时，清朝地方当局已无斗志，几乎是不战而屈。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依然处在清朝统治下的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清政府在南京驻有重兵，领军的是极端忠于清朝的江南提督张勋。江浙联军经过苦战，在十二月二日光复南京。南北对峙的格局终于形成。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从海外归来、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誓词中说：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成立共和政体，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临时政府成立后，除举师北伐外，以很大力量立法建制和除旧布新。当天就宣布改用阳历。在立法中，最重要的是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后来说过：“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
，可见他最看重的是这一点。这是一部有着进步意义的大法。它规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但在袁世凯控制政权后，它已成为一纸空文）临时政府公布的法令，规定废止刑讯，人民享有选举权、参政权，禁止贩卖“猪仔”，改变“贱民”身份，赋予妇女以同男工完全平等的权利等。在除旧布新方面，改革社会恶习的政令有：严禁鸦片，革除前清官厅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官员实行低薪制等。孙中山在致内务部令中提出官员是“人民之公仆”，说：
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传统和习俗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惰力，改变它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临时政府这些政令，依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很多人认为，传统生活中的陈规恶俗不符合时代潮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尚才是文明、开化，才算新派人物，以致连穿“洋式衣服”、吃西餐等也流行起来。
还有两件事也值得注意：一是临时政府成立后，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减免厘金，取消了清政府一些苛政，使社会上掀起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大量实业团体涌现出来；另一件是随着民众参政热情的高涨，入党结社蔚然成风，各种政党和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都和晚清时期不同。人们热烈地期待着中国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浙江独立后几天，杭州《汉民日报》时评写道：“革命为破坏之手段，破坏为建设之预备。”“革命非行乐时，乃万不得已而为此剧烈之举动也。”
这反映了当时不少人的心情。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实际处境却很困难。它面对的最严重困难是财政极端匮乏。临时政府的经费也好，北伐军费也好，都必须支付，政府却拿不出钱来。军队的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看起来，临时政府控制的兵力人数着实不少，但“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
。胡汉民回忆道：“以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于是克强（引者注：黄兴字克强，时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益窘，则为书致精卫与余，谓：‘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更严重的问题是：革命政党内部已陷入各自为政、分崩离析的状态。吴玉章说：“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
他们对革命胜利的迅速到来，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轻易得来的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他们认为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革命就算成功，别的都不在话下。新得的权益，更使不少人心满意足，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尽快享尝到手的果实。革命精神废弛了，妥协的声浪压倒一切。
这时被清政府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重新起用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权谋的野心家。他手握自己训练的北洋六镇，在英国等列强支持下，玩弄权术，先率师南下攻陷汉口、汉阳，对南方施加压力，又同南方展开和议。南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只要他能逼使清帝退位和赞助共和，就举他为大总统。袁世凯随后又对已束手无策的清廷施压。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在接受优待条件后宣布退位，宣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十五日，南方的参议院改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落到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