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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形势的迅猛发展，广大民众日益倾向激进。随着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突出地提出一个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把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统一起来。联合，已成为革命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趋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在留日学生中，那时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但还处在相当散漫的状态。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首倡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享有极高威望的孙中山来到日本，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他同筹划长沙起义失败而逃亡日本的华兴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议，力陈联合的重要性，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孙中山谈话的要点：
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宋教仁日记中称将近三千人）。孙中山的讲演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殷切期待。那时，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使不少人存在着浓重的民族自卑感，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孙中山丝毫没有这种心理。他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他热烈地要求中国人下定决心，迎头赶上，“以谋独立而建共和”。他在结束讲演时说：“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尽，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
革命力量进一步集结的最重要标志，是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这年年底以前加入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从保存下来的名册看，共四百五十二人，当时所称本部十八省中除甘肃外都有人参加，其中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为最多。
它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第一，同盟会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誓词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是每个会员入会时必须宣誓要为它的实现而奋斗的，并且秘密流传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它的核心内容是要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理想从此深入人心，成为革命队伍中无可争议的共同目标。这在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大变化。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的结果才可能不仅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第二，它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本来，兴中会的会员百分之九十五是广东人，华兴会常自称“湖南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大多是浙江人。同盟会打破了这种浓厚的地域色彩，是一个重大进步。尽管这个组织后来也有分化，在国内还有其他革命组织出现，但它们都处在同盟会影响下，并且一般仍和同盟会协同作战。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尽管情况相当复杂，但并没有出现“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和“元末朱、陈、张、明之乱”那类相互火并的状况，而能在南方很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临时的政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同盟会这个全国性革命组织的建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同盟会的组织成分，比兴中会有很大变化。兴中会的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和会党分子。同盟会就不同：主要生活在国内人士的比重大大增加，青年学生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前一点，使它同国内社会的联系显著加强了；后一点，又增加了它的革命民主派的色彩。他们也比较年轻。从上引名册来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入会的会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最大的四十四岁，最小的十四岁。他们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信心，背上的包袱又比较少，从而给这个组织带来了生气勃勃、奋发进取的新气象。
第四，它使人数日益众多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对能不能把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甚至互不相下的革命力量团聚起来，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盟会成立后，除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件是宣传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并同反对革命的言论展开论战；另一件是组织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宣传阵地是《民报》。打开《民报》第一期，劈头就是四篇图画：《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墨翟》。
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这篇《发刊词》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把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特别强调“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祖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他说：《民报》为什么要出版？目的就在宣传这种理想，使它深入人心，为革命的实行扫清道路。
在近代，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成千上万，许多人常不知道该从何着手。孙中山在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实际上就是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目标，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报》创刊半年多后，便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要不要进行一场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政体替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大论战。
这场辩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那时，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对极端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对这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指望由它来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论战展开的直接导火线，是一九〇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他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没有自治的能力，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必须强调程序。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程序，导致内乱，最后会招致列强的瓜分，中国就将灭亡。他特别痛恨《民报》鼓吹的“社会革命”，认为这将造成“下等社会”蜂起，天下大乱，使中国“亿劫不可复”。怎么办呢？梁启超提出：在国民程度这样低的情况下，目前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国民可以请愿立宪，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这才是“拾级而上，又不致助长此冲突”。
四月二十八日，《民报》作出了反响，以“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纲领共十二条，要点是：第一，这场辩论是从“中国存亡”这个根本问题出发的。第二，表明《民报》站在“国民”方面，而《新民丛报》站在“政府”方面。前者寄希望于“国民”，所以主张共和，主张“民权立宪”；后者寄希望于“政府”，所以主张“开明专制”。前者认为“政府恶劣”，所以“望国民之革命”；后者认为“国民恶劣”，所以“望政府以专制”。第三，揭明《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又“提倡社会革命”。第四，认为革命事业一定要靠“实力”，不取“要求”，反对《新民丛报》提倡的“请愿立宪”。接着，《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的论战文章。它的主要执笔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
这场大论战，十分引人注目。它把许多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辩论在许多留日学生的宿舍中都激烈地进行着。它要求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再含糊和躲闪。在讨论中，《民报》不是没有弱点，《新民丛报》的主张也有某些合理的地方。但清政府的卖国和腐败早已深深地激怒了多数的爱国者。客观的局势，人心的趋向，早已预决了这场论战中谁胜谁败。富于政治敏感的梁启超觉察到这一点。他在一篇文章中叹道：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人民之不信任政府且怨毒政府也，其程度已日积而日深，其范围则日煽而日广，既已习闻先圣昔贤“诛民贼、仇独夫”之大义，又熟视欧美近世史奋斗决胜之成效，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而其最大之起因，固无一不自政治腐败来也。
经过这场大论战，革命主张在留日学生中取得显然优势，进而传入内地，蔚然成为风气。胡汉民写道：“《民报》既刊行一年，革命思想充满学界，且输灌于内地。”
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中国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以更多的精力投入武装起义的发动。由于能依靠的武装力量很弱，也由于当地民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这些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它的作用不能小看，起着单靠言论鼓吹难以取得的影响，使许多人看到革命确已来临，从而一步步卷入革命行动中来。
中国同盟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武装起义主要有：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一九〇八年的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一九一〇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光复会领导的有一九〇七年的安庆起义。岳王会领导的有一九〇八年的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
这些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前期是会党，后期逐渐转向新军。这个转折点，大体上是在一九〇八年的夏秋之交。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初期，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一直是会党。那时，他们确实也没有找到多少其他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他们较多集中在城镇和水陆码头。由于离乡背井，身处异地，各方面都缺乏保障，无论政治或经济上都需要结成一种互助性的团体，以便在遭遇困难时能有所依靠。用他们流行的话来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会党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
这种团体有许多优点：第一，会众一般处于社会底层，遭到社会轻视，往往又缺乏固定的职业，生活很不安定，容易有反抗社会现状的情绪。第二，它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有些会党内部规矩很严，成员间又讲究“江湖义气”，只要取得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起。第三，由于他们大多原来是破产农民，同农村有着联系。而比起那些不脱离土地的农民来，他们闯过江湖，见过比较多的世面。平时他们不大被老实的农民看得起，但当农民被压迫得无法生存下去、不能不起来拼命时，常常会推他们出来领头。因此，在反清的武装起义中，会党常常可以起巨大的冲击作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历史时期，他们这种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
但是，会党的弱点也很严重。第一，一般缺乏真正的政治觉悟，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初起时，固然容易一呼而集，甚至造成轰轰烈烈的浩大声势。在清政府张皇失措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局部的一时的优势。但时间稍长，内部各种矛盾就大量暴露出来。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第二，缺乏严格的纪律。名义上即便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行动上仍然各行其是，不肯服从统一的调度，“难以军法约束”。各部之间往往发生不睦，以致自相火并。在准备武装起义时，通常也很难保守机密。第三，成分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会党首领中不少是当地的地主、把头。成员中也有平时开设赌台、为非作歹，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常和各地群众发生对立。这些弱点，在这几次起义中暴露得很明显，而对会党来说，也很难完全克服这些弱点。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主要是两条办法：一是联络一些会党上层分子，同他们合作，从而号召其他会众参加行动；二是供给他们饷械，甚至接济金钱，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革命党人并没有深入到会党下层去，更谈不上对这些会众进行改造。单凭那两条，自然很靠不住。发动是可以发动起来的，但是饷械不继时，整个局面会很快逆转，队伍随时会发生不听号令的现象。当清军以优势兵力扑来，起义队伍很容易就溃散了。
会党的这些弱点，当河口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被提了出来。他们开始把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重点转到新军方面来。
新军是一支出现不久的武装力量。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增强统治力量，加紧编练装备现代武器并受新式训练的新军来代替原有的巡防营等旧军。新军和旧式军队不同，需要招募一批读书识字的青年。“这时科举已停，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
投军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有爱国心，有一定文化水平，大多社会地位比较低，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在发动武装起义时，新军的战斗力和组织程度自然更是会党无法比拟的。
河口起义失败后半年，岳王会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相当于连长）熊成基率领部分新军发动安庆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打开了革命党人的眼界，看到清政府用来镇压革命的军事力量，经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可以转化为用来反对清政府的力量。这是革命党人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一九一〇年四月新加坡《星洲晨报》上一篇文章写道：
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雳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彼满清之专制君主，且因是而日讲消弭之策于不遑。乃安徽一役之颈血未干，彼革党者，本其铁血之生涯，前仆后继，未几而运动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
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之平日所恃为心腹，而借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势所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之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
（颤）气喘，手足无措矣。
此后，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大有突飞猛进之势，新军起义层见叠出。到一九一一年十月，终于以武昌新军起义为起点，形成全国的大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
除了主要依靠会党和新军的起义，也还有其他的形式。
光复会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早有一套个人的行动计划：“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可以做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
他捐得道员，又靠表伯、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分发安徽，后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他在巡警学堂甲班学生毕业典礼上，突然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学生攻占军械所。但他事先并没有在学生中做好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们大多惊愕不知所措，起义在清军重兵包围下失败了。
光复会原来的活动中心是浙江绍兴大通学堂。它是徐锡麟开办的，后来请女革命家秋瑾主持。秋瑾也是留日学生，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和光复会，曾写下“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的诗句。回国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在一首《勉女权歌》中，她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受到株连，被清政府逮捕杀害，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她是辛亥革命时期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女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是中国同盟会发动的准备最久也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它联络新军、会党，兼及巡防营、警察，在海外广泛筹款，并已将大批武器运入广州城内。和以前不同的是：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等常常不能听从指挥，所以这次又精选了一批可靠的骨干力量几百人作为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其中，不少是留日学生。计划一举夺取广州，做到“兵众械足”，再向全国发展。
但到起义前夜，消息泄露，清军已有严密戒备，调来重兵，并将新军枪机全部缴去，许多储藏弹药的秘密机关也遭破坏。已到广州准备指挥起义的黄兴，被迫决定停止发动，并要已在香港集结待命的大批党人不再来广州，已到广州的“选锋”也开始分批撤回香港。但黄兴的内心十分痛苦：准备这次起义花了这样大的力量，所谓改期无异取消，一切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无面目去面对资助这次起义的海外华侨。因此，他决心拼个人一死，来酬答一切。他对人说：“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但抱有这种思想的不只是他一人。林文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伦说：“非干不可，彼一人亦干。”这两人都是赶来参加起义的留日学生。参加选锋的不少人远历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也极力赞成。这时，“诸同志热度可沸，认定此处为大暗杀，非复为军事布置，人数多寡不必计算，临时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选锋一百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房屋。退出时，就被早已设伏的清军重兵包围。双方力量悬殊，黄兴右手两个手指被击断，队伍被打散，起义终于失败。被捕的党人三十多人，审讯时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屈而死。其中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在行动前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绝笔信：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间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吾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这些血和泪写成的文字，处处出自真情。它绝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充分理性思考后作出的决断，足以传诵千古。
牺牲者以后被合葬于广州黄花岗，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他们的事迹和思想，迅速传遍全国。他们中不少是留日学生，为了拯救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从容赴难，更激励了人们，有力地推进了本已日趋成熟的全国性的革命危机，对不到半年后爆发的武昌起义起了直接的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