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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要讲一讲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走过的弯路，那一段艰苦的、曲折的探索历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回避，也回避不了。过去有外国人就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犯过“大跃进”的错误、犯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们也知道这两个错误后果是严重的。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们的广大民众还支持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真问题。这个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有必要做出回答。我初步从四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我在这儿想谈两个最重要的失误，“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我研究过比较长的时间，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大跃进”，后来经过修改出版了。在我看来，“大跃进”这个严重的经济方面的失误，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太急了。那个时候没法不急，急完全可以理解，急有原因，不光领导人急，我们老百姓都急。因为在“大跃进”之前，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近代我们不就是因为落后才挨打吗？才被人家欺负吗？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坦克、拖拉机都造不了，能造什么呢？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能够把麦子变成面粉，还能造纸，就这个水平。如果不迅速地改变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同志的话不夸张，当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人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看上去，至少会有比较长时间和平的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尽可能快地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不光是毛泽东急，大家都急。第二个原因，没有经验，当年有打仗的经验，也有政治斗争的经验，但就是缺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经验。发展经济，过去我们有开荒的经验，南泥湾大生产的经验，这方面经验是有的，但是现代化工业的经验，总体上我们是缺乏的。当年误以为拿出打仗的劲头，靠冲锋、靠干劲、靠热情，我们就能够让钢产量在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大炼钢铁就是体现“以钢为纲”，一段时间钢产量是上去了，但农业、轻工业遭受了冲击，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再加上有的地方发生自然灾害，一度我们的经济非常困难，“大跃进”不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吗？愿望绝对是好的，当然欲速则不达，效果跟愿望离得很远。但是，当年就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同志总结这个教训的时候讲过，“大跃进”，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发热？都发热了，他认为这个错误是一块犯的。我觉得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再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更为复杂。关于“文化大革命”，今天有人这样说，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内部、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不听招呼了，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做出了这样一番解释，这个解释似乎是那么回事，这个解释也迷惑了很多人。但是，如果用这个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我觉得有几个大问题没法解释。比如说，如果存在毛泽东同刘少奇的所谓权力之争，那么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之后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之后，“文化大革命”还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同志还不罢休，“文化大革命”后期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觉得以权力之争论，这些都解释不通。
在我看来，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之间不存在什么权力之争。刘少奇、邓小平被确定为接班人，1956年这个事情就明朗了。1957年，毛泽东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问过这问题。1961年，毛泽东在国内接待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一点也不回避，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追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开玩笑说，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所以，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之间存在着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多次批评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指责最多的、批评最多的是认为他们搞所谓“三自一包”。“包”是包产到户，“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在有些地方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效果很明显。刘少奇、邓小平都支持过。邓小平同志讲的“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三个“自”，第一个“自”是自留地，没搞包产到户的农村地区，扩大自留地的面积，也能解决一些问题。第二个“自”是企业自负盈亏，实行利润核算，不能光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第三个“自”是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确实是刘、邓等领导人当年提出的主张，对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起了明显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所谓“修正主义”，这是所谓“资本主义”。那么，刘、邓就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要罢他们的官，就要打倒他们，就要夺他们的权。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动的。包括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也跟这样的认识密切相关。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错误的，所谓“三自一包”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资本主义。
我们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跟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密切关系，他的标准出了问题。在我看，毛泽东理解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固守苏联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我看来是“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现在，这“四个单一”老早找不着了。但是，在当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这都不能改变，改变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甚至就是资本主义了。
再一个方面，他对未来社会的某些理想。比如说，毛泽东特别主张收入差距不要大，政治上应该完全平等，意识形态上要高度纯洁。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标准看，显然一些现象、一些人，毛泽东同志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观念支配着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他以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能够使我们的党不变修，能够使我们的江山不变色。但是，“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最后，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这种目的。1975年，毛泽东同志身体已经不好了，这个时候要求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就可以了，不要求全盘肯定。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有些现象也是不能肯定的。比如说，铁路不通车，甚至完全中断，还有外国的轮船到了中国的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去了，误了船期还得赔人家的钱。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所以，他认为肯定到七分就可以了。但他没想到，这样的决议邓小平同志不做。邓小平同志的理由是：他是“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对象，是所谓桃花源中人，不适合做这件事。但是，明摆着邓小平就是不愿意肯定“文化大革命”。
1976年春节，毛泽东的身体更不好了。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说，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是革命历史题材。我记得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前年，去上海参观电影博物馆，我进一步了解了这部电影。有人回忆讲，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忱欢迎的镜头时，流眼泪，热泪盈眶。毛泽东为什么流眼泪？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的理想，他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远不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更不如新中国成立前了。他的愿望跟眼前的现实，这个巨大反差让他伤感，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
所以，我特别认同1981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个基本判断。“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而言是个悲剧，愿望是好的，但是方法错了，导致了他自己也不愿意见到的后果。所以，我想，就连“文化大革命”这样持续十年之久的严重错误，也不是“权力之争”。毛泽东的愿望尽管没能实现，但愿望也是好的。
第二，犯错误期间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曲折探索的时间比较长，从1957年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然，不是说这期间我们一直在犯错，但是这期间我们这个路走得很曲折、走得很艰难，错误主要是这段时间犯的。这个期间，就在犯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的成就主要就是打下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现在媒体上经常讲，按照联合国的工业分类，我们是唯一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确实是这样。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很多工业门类就是这段时间建立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工业技术怎么样呢？我们只在东北与东部沿海有一些工业，而且主要是轻纺工业，很多工业门类没有，中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在这段探索时期，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建设工业，甚至我们勒紧裤腰带来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积累率很高，我们的投资比例很高。包括过去存在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其实也是农业、农村、农民为我们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工业化要靠自己积累，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掠夺。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包括一些新兴的工业门类，像核工业、电子工业等，我们都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再还有“两弹一星”的突破，我们几乎完全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中苏关系好的时候人家还愿意帮助，但很快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跟我们翻脸。不帮我们，我们就自己干。起步的时候，正是经济困难的时期，陈毅元帅说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了当掉，也要搞自己的原子弹。后来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就搞成了。当年二机部的负责人问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国家准备发射一颗大炮仗，你愿不愿意参与？如果参与得严格保密，邓稼先参与了，从此28年隐姓埋名。邓小平同志后来讲，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国。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有的国家肯定会拿着核武器来讹诈。但是我们自己有了核武器，我们就不怕人家讹诈了。现在根据解密的苏联的档案、美国的档案，美国、苏联过去确曾动过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核武器，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再还有，这个时期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各方面都有，有的人才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外交上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意识到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在共同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立场。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跑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同志导演了非常精彩的“乒乓外交”，借小球转动了大球。很多西方国家纷纷跟我们建交，我们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对外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中美关系的改善，也逼着苏联不得不跟我们改善关系。因为光跟美国一个国家争霸，苏联都不是对手，如果中国再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就更不是对手了。所以，苏联领导人后来一再表态，要跟我们改善关系。后来，中苏关系，包括同整个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改善了。邓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显然这个局面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决策是有密切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讲过，要处理好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当然也不能拿前30年否定后30年。2019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媒体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及其成就的内容很多。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走过的历程，我们取得的成就的东西也很多。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片子《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看了几遍，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感动。我觉得，对这个时期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光违背历史的真实，而且对当年的整个一代人也不公道。
第三，领导层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大跃进”之后，我们有三年困难时期。但这个困难，绝不仅仅是老百姓困难，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领袖，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困难。毛泽东同志8个月不吃红烧肉就是这个时期，我觉得不是不爱吃，也不是吃不起。为什么不吃？就是表达同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还有，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带头降工资，毛泽东原来是一级工资，一个月600块钱，他降到了404块8毛钱。不光毛泽东降，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降。当然，我指的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党外的人士不降，基层干部不降。党外人士不光不降工资，反而还给一些特供与优待。比如说，每个月供应一点糖，供应一点黄豆。当年有人对这些人开玩笑，说他们是“糖豆干部”。当年，糖、豆都是救命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我觉得，绝对是得人心的。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想来不可思议的一些事，当年就能干成。当年，国家为了减轻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负担，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呢？就是此前从农村招工招到城里来工作的这些工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国家给不起他们的粮食定量，那就回老家，让回就回了，几年工夫有几千万人回去，没什么补偿。毛泽东、周恩来议论过，我们的老百姓真好，3000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家。我们的老百姓确实好，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仅仅是老百姓好，而我们的领导干部搞特权，甚至搞腐败，这样的事情能干成吗？绝不可能干成，我们的干部也是好的。
第四，深刻总结犯错误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自己犯的错误自己纠正。“大跃进”中后期，毛泽东就领导全党纠正一些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努力地纠正一些错误。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过去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纠正错误就更加彻底了。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印象。邓小平特别爱谈历史，平均不超过几页的篇幅，我们都能够找到他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那一段走弯路的历史。邓小平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判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论断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论断，邓小平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我们的某些失误，邓小平讲这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么谈出来的。有人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我觉得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全局性的失误，这个失误是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我们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就思考新的出路。
古往今来，在中国人的眼中，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人是永远不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问题在于犯了错误之后怎么办。如果犯了错误，认识到错误，纠正了错误，变得聪明起来，这样的党、这样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当然，如果犯了错误，不承认错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则另当别论。显然，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通过不断总结犯错的教训，变得越来越聪明，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尽管过去我们犯过严重错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信赖支持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