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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静日月长

一直到父亲辞世前,在我的心中,总以为父亲的时日是无穷的。

他似一棵常青树。无论他的相貌、身姿与动作,与我离家二十年前,几无改变。连白发亦罕见。我们是“青丝家族”。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陪父亲去他心目中的“圣地”——西安碑林的时机,我想弥补时,父亲则说,他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不去也罢。

他已收缩了自己的空间,其实是他已看到时间的紧缩。

父亲亦曾表示过,想到我曾经插队的傣乡去看看,亦被我那时忙着为知青“拍片”忽略了。

这是父亲进八十的日子。他依然热爱着所爱的一切,只是减少了许多外出的活动。

他经常静坐阳台,我来了,他就告诉我,当太阳照到家中墙上何处时,墙外的学生们下课、上操。他自己的看书写字也到了一个间歇。再照到何处时,可以准备淘米煮饭。

也有这样的时候。我来了,父亲正在看书,只是一点头,仍看书。或拿出昨天写的几幅字来,叫我品评。我说的总是很被父亲接受。父亲在此时便把一些选好的字画送给我去收藏。

父亲也写一些字交给他的两个孙子。此间已有去意。谁也不忍说破。

小小阳台,父亲写字的家当,笔筒砚台等,就摆在顶头的那张桌上。

母亲缝纫的机器则与之垂直。直角之间,是一张我从海南带回的躺椅。躺椅上,铺着父亲退休时单位赠送的虎纹毛巾毯。靠背上,是他们的孙儿们乳婴时代的小薄枕。

那两个他们曾经怀抱过的、早晚接送上学的孙儿,如今俱长成了高大的少年。

这阳台上,便是我父母的憩趣园。

所有人的习惯是,一进家就问:“爸爸呢?”母亲回答:“在阳台上。”于是跑到阳台门口,喊一声:“爸爸。”

躺椅上的父亲会悠悠然地对我指点,刺梅盛开了,或会问我闻见兰花的香气否?指指点点,就在这窗台上。

我家养两盆兰草,盆大而深,呈幽谷形。兰草的风姿,也像是在山里长的那种,勃发丝丝,犹如野性的瀑布,呈一种未梳理过的丛状,乱得有情。后来,有人也送我兰,理得太清秀,似雕琢了。

父亲从来不追求什么“极品”。我理解他的意思,只要它是兰,具有兰的特性,看得入眼,它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兰”,就是古诗词中的兰,就是深谷幽兰。

就是一棵普通的海棠,在父母的阳台上也因为温馨的陪伴而鲜洁滋润。

母亲还喜欢在初春的寒意里买来野山茶。父亲就静坐而赏。我来了,他说:“你看这野山茶,就像一个山姑娘那样可爱、自然。”

有一次,我想“净化”阳台。我说,应该把那些晾在窗下花前的什么毛巾、袜子收走,还有那只放在窗台上的小簸箕,里面晒的是父亲老乡送来的华宁小腐榨。

平生爱大海——父亲游海南

父亲则不以为然,他说:“这都是自己用的、自己吃的,很自然,很好。我这样坐在这里很舒服。”

我才明白过来:什么叫“很自然”。

这样,才是一个温馨“过日子”的环境,此真境界也。而我的要“净化”,则有从俗与造作之嫌。父亲从不乱“性”,这一点我永不及他。

父亲生病之时,楼上楼下新迁入户装修的轰响声常令我烦躁。父亲却说:“没什么,习惯了。”照旧地看书写字。这就是我的父亲,有着撼不动的沉静与不焦不躁的面容。

他说:“一天不看书写字,生活就没有质量。”

母亲说,父亲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手心里画来画去。母亲问他,他说:“我在想,这个字要怎么写才好看。”

父亲在阳台上的躺椅

父亲说,当他坐在躺椅上时,犹爱观赏那盆从海南带回的观音葵。他说,在昆明见过的所有那些同类植物,都与我家的这棵不同,没有这棵的舒展、飘洒。

“洒脱”与“舒展”,是父亲最喜欢的状态。父亲所有的袜子都是剪开了口子,由母亲重新缝上边的。他一点不能受那种紧袜口的束缚。

关于海南带回的观音葵,他还说过:“谁说海南的东西都是假的,海南人都是骗子?我们买这两棵的时候,只是两坨黑黑的根,什么也看不出来。人家说,您带回去种吧,种出来很好看的。带回来两棵都活了,果真是好。倒是搬家的时候不注意,让人偷走了一盆。”

雨后,父亲观察出,那盆海南的观音葵又抽了新条。那一年抽出两枝,长得迅猛,不久即与老枝条相齐,不分上下。父亲说:“这两枝是应在洲洲考上上海的重点大学和你回到云南再创事业上。”

父亲去后,此树欲枯;两句古诗猛上心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我于是将它移到了我住处,欣然而绿。

大约我家的人总是以“草木”为命的,而不是金命玉命。那年我落魄已久,忽考上北大,可谓“一飞冲天”。那正是我家一棵文竹长得很高,“台数”很多,勃勃生机之时。

一天夜里,文竹放在窗台上被人偷了。是用长竹竿捅下去偷走的,花盆都摔碎在地。人家在查其他案情时,查出是同院的一个教师的儿子不务正业,专事偷窃而为。

母亲却不去索赔,反说别问了,人家的儿子为我们一盆文竹坐牢,似过意不去。母亲的这种善良,常常令我与她纷争。但母亲的无是无非,亦是一种静生法。有一年回家,刚下飞机,就听说家中的昙花昨夜盛开了,母亲打电话叫大家回去看。昙花是一点一点在人的眼前开放的,景象十分美妙。

我一进屋,就看到那盆花还放在中央。侄儿洲洲就说:“姑妈还没有看见昙花开,收起来,重新开!”说着,他的小手就伸了出去,将那花轻轻握住。大家都笑了。

父亲说:“洲洲,花开花落是不能再来的。开过就是开过了,就像你过了一天,就没有这一天,而是另外一天了。”洲洲抬起头来望着大家,小手放开了。果然,花没有被捏拢,花仍是开着的。他大概第一次知道了时光的无情滋味吧。那时洲洲五岁。

记得那年,全家去西山时,带他去了聂耳墓;告诉他:“这就是作《国歌》的人。”只见洲洲紧皱眉头,指着墓底下说:“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抢救聂耳!”

我们是强行把他拉走的;告诉他,人已死,抢救不活了。

聂耳死时,还没有洲洲。聂耳的同学教过他的爷爷。

小洲洲一面走一面回头望着那墓:“为什么,好人为什么死?”

室雅人和——父母晚年的卧室

那时在他的心中,好人都是不可以死的,这世上只应该那些坏人完蛋。

在父母的卧室里,两张小木床与窗户形成一个“品”字。父亲常讥笑母亲,说她是不开自己那边的窗,而开他这边的窗的,可以透气又不被风吹。父亲却不怕这风。

父亲亦曾很高兴地告诉我一个发现:每当月圆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只手去揭开窗帘一角,就可以看见那一轮满月,正照在人脸上。他告诉我的时候,好像是“得天独厚”一样。似乎父亲当时也用了这个词。

父亲去后,我每当难以自已,便坐到那个小阳台上去,或者睡在父亲的小床上,我也看到了那一轮曾照过父亲的明月。我似明白了父亲喜欢的两句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临走前,他对我的反复叮咛就是:“要珍惜光阴。”

在辞世前一周,他对我的一位同窗好友说:“曼菱这个人个性极强,一般人的话她是听不进去的。你们是好朋友,要随时提醒她光阴易逝啊!”

我回故乡后,为知青的事,交往甚杂,也贪玩山水,令父亲深感忧虑。

父亲去了,我如能息此泛泛之交,杜绝浮华之游,使心凝聚于志向,情寄托于其所,以寸度计光阴,成就一点分内的事业,那就是父亲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对于光阴,父亲给我留下的警示是丰富的。他赠我的书法作品中尤其强调了一幅,并亲自装裱好给我,是曹丕的:

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父亲与我都爱建安文章,风骨峭拔。但如果父亲不为我写,我却不知曹丕此文。那种上观日月畅行,下视体貌渐衰的悲哀,以及在悲哀中的奋争,有一种为人生的责任。的确,他的气质比曹植更堪大任。

以前我偏爱于曹植的悲凉多情,视帝位上的曹丕为夺权谋势之徒,此谬也!

另一幅,却与这帝王风度相反,是赞牧童的:“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悠然与超脱,亦是珍惜光阴的智者。

父亲观我甚精深。他曾叹道:“自从去了海南,怎么变得那么无情?”

因此他这两幅字,俱是对症下药,将他的苦心借古人之妙语托付于我。珍惜光阴,珍惜人情,即是珍惜自己的本色与自由。

从父亲发此叹息后,我渐明白,自己是因办公司而被“商海”所逼,对人生剥夺太多。我的人生,不能一味只认“时效”“机遇”“经济”。

父亲勉励儿孙珍惜光阴,特书曹丕文以赠之

如果不留下空间与时间,就不能从容地延续那些一生中仅属于自己的思考、情味、交往与悠然,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渐渐窒息了。父亲对日与月的深情所钟,令我最终决定“退出江湖”和“淡出官场似的文坛”。从此,我选择一种“只做事不争名分”“只写作不问评论”的人生。

父亲与母亲本来还可以调一套宽宅的。

那年,学院里很多教师都调了。但也有不少人调过就后悔。因为只追求“一辈子要住一次大房子”,结果放弃了原来住得很顺的地方。

父母一直就清明地知足与安宁着。

他们说:“这前面就是花园草地,早晚散步,可以看见学生读书,可以遇熟人问候。阳台虽小,阳光却一早就照了进来。坐在那里看书、缝纫、拣菜都可以。房子很严实,正南北向,楼层合适。邻居又都熟悉好处,这样好好地住着,何必调呢?”

一天,又听到那些调过房的人来诉烦恼;父亲就对我说,那个“六尺巷”的典故你是知道的了。我即念出:“万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家人指着当官的亲人为他们争地砌墙,不料这官员以大历史看小人生,反说“让”,弄得邻居也让。各让三尺,就成了“六尺巷”。

见我明白,父亲点头,又给我说了另一个典故:

郭子仪,是唐朝大功臣,皇帝称他为“兄”的。因战场归来,朝廷赏赐,专为他建一座府第。郭子仪戎马半生,今要安享荣华,特别新鲜,每天都要跑来看盖给他的房子。一会儿担心木匠,一会儿又操心瓦匠。

盖房子的师傅知道他是功臣,也敬重他,便对他说:“我盖了半辈子的房子了,就像将军您打了半辈子的仗一样。但我只见住房子的人搬进搬出,没见过盖的房子倒掉。”

一语提醒了郭子仪。从此,他再也不去监察房子了,而是小心审视自身。郭子仪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为自己定位良好的功臣。他一直不忘木匠教诲,平安一生。

这一段古话,父亲不讲,我倒不知。

父亲的学问从很多渠道来,到了父亲这里就用人生阅历作梳,把它梳理过,然后给我,使我得沽“渊博”虚名。

有时候想起来,我一直很奇怪地脱离市井生活,从来没有计较过什么房子与头衔,也没有投入人们的装修住房和购置家具的那些热浪中,总在追求一条不断往远处去的路,忙着赶路了。

人到中年,除了这条拉得还算比别人长远一些的路,我一无积攒。根在父亲。我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为稻粱谋”,我所受的“家教”就是要争气。所谓“争气”,大致就是要争一争“骨气”与做出一点“名气”吧。

在我们这种家庭,所谓“光耀门庭”,并非在家门上镂金刻玉,而是要焕发出精神的光彩。父亲说:“富贵富贵,富不如贵。”我想,我家属清贵。

三年前,人家对我进行“人才引进”,父亲只是担忧:“你回来能不能发挥作用?能不能出更多成果?”从来没有想到要随潮流去谈一些条件。虽然总是吃点亏,可是在精神上不输。这把尺子也就量定了我的一生。

我父母俱出自那种切近乡间田野的中国式的书香门第,故有着很多自然的禀性。例如,他们喜爱坐在阳台上敞着窗户做各种琐事,从不怕所谓“穿堂风”。即使是冬天也不要什么取暖器也不关闭窗户,讲究空气流通。

父亲酷爱户外活动。每天一早,就在所居的校园里跑步、舞剑。

父亲的剑术是可以做单人表演的。

白天午睡后,一定要到楼下的花园去做长散步。这个习惯一直到他辞世的最后一天。每周,则要到外面去走走,参加书法活动、老年娱乐。

七十来岁时的父亲,舞姿甚健,尤喜狐步和探戈,华尔兹跳得极为洒脱。母亲曾说:“每周末‘老协’的舞会,你父亲是从开始跳到曲终的。”

父母喜欢将各自家乡带来的土产,放在阳台上晾着,或分给我们。仿佛要有这些,生活才充实。

在他们身上,保留着可贵的乡土之气。例如,母亲会用玫瑰花瓣来做清香的玫瑰糖。在过冬的这一天,用来做汤圆的馅。他们还将那些细柔的鸡毛积攒起来,做成薄薄的两个鸡毛小坐垫,到远处郊游和公园玩时,随身携带着,就处而坐。

父母俱喜欢存水。平常,在厨房里,总是看见水壶、小锅、口缸里储存有清水。这与自来水停不停无干。

我见过雪山脚下的少数民族人家,也是喜欢存水的。在那里,水是神圣的,放在铜缸里,置于全家最干净最醒目的位置。

我父母亲尤喜欢阳光,从自己到所用的衣物被盖毛巾,内内外外都要晒太阳。所居虽小,他们喜其阳光充足。父亲戏称那种背阴的大房子为“冷宫”。

用铁丝弯成衣架,用废电线拧成可以挂许多厨房杂物的线架,父母引以得意。

他们还用奶盒的硬纸做一些桌垫。

晚上看电视时,母亲将瓜子皮全吃在了衣襟上,然后起身去抖在垃圾桶里,像农妇一样地自然、方便。这就是作为教授的母亲。

有时觉得,父母居处太简单,别人看来事事将就,常常想劝他们抛掉旧物,另外安排一下。

“这不是挺好的吗?”父亲说,“这还可以用。”

他们以自然之心看生活,故觉得一切自然,一切适用,一切可意。

而我们却以奢比之心度生活,故觉得一切不合格,一切落伍。

一颗自然之心才是幸福安宁之源泉。

父母保持寒门之风。他们其实比我的想象生活得更好,比我生活得安然。

那些生活在超市里的奢侈者,已失去了创造与想象生活的能力,他唯有从广告厂家、商场的摆布中设计生活。

“适然”,这是父亲临终时教我的词。

父亲喜欢干点活。从来自己洗内衣,除给母亲打下手,刮姜摘豆之类,还负责每顿饭后洗碗。

父亲病重后,家里来了小保姆。一天,我去看望,父亲闷闷地坐在阳台,对我说:“她剥夺了我劳动的权利。”神情黯然。这句话,与他临走前一天对我说的,“每天不能读书写字,生活就没有质量”,从此成为父亲晚年生命的憾言。

就在这一年,我有了一套宽宅,在昆明城最美的小区里。我总以为,父亲应该能在我的房子里踱步、看书、写字、养神、望远。可是那天,父亲摇了摇头,对我说:“身体不舒服,再好的房子也没有意思了。”

一周后,父亲辞世。我住进父亲的余温之所,感受父亲的生活,父亲之乐趣与静思。在父亲爱坐的地方,适然。用父亲的木床布衾,甜睡。窗外嚣声不能烦扰。阳台晾菜,豆子盛筛,实有真意。我才感受到父亲简单、朴拙、随意而健康自然的每天每时。

少年家境贫寒,成年有志士之励的父亲,从来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习惯即尊严。如果我不能有此心境、睿思、宁静、不急不躁,即便进入华宅也只是扰心之魔更多。应以住简室的父亲之心,去住任何房屋。

从我的大侄儿洲洲握住昙花,令其“重开”,光阴过去了十五年。

大树一般的父亲,从此“浩气还太虚”。人,不能长生和不死,贵在绿荫成林。

走进父母所居的校园,我仍企盼着,像平时回家一样,将看见母亲在缝纫机上打些零碎,而父亲坐在一旁。母亲支使他去做饭。

父亲会说:“看见你妈一大早打开机器,就知道要轮到自己来负责做饭了。”母亲则说些“非缝不可”的理由。父亲说:“我做就是,这也没有什么难的。”言下之意,也难不倒我。

翁媪斗嘴,阳光明媚。

父亲去了。他的送终衣服,最终也是在这台缝纫机上完成的。家里的全体女人,母亲、我、妹妹、弟媳,买来深蓝棉布,絮了丝棉,做成一套冬衣。又按照辈分,打好了所有人的孝套。母亲反对用那些场所的现成货,连墓中垫用的红布,也是自己在机器上扎的。

父亲最后是裹在浓浓的亲情里去的。家,与家中的阳台,永远在他身边了。

父亲沉静的容颜与他的字画、兰草,伴着我和我的日月。

愿中华民族的澄明之气长存。

2002年4月12日 y7PxedY+w0pHJq3E7lD/dMjt2FELV8Y/jK0Z5wMKs9ap9QP/Xa8pf/je/T1xMq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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