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支撑心灵的恒久力量

2018年岁末，郑勇告诉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可以出《中国布衣》新版，让我写一个“序”，介绍一下相关的社会述评。

这本书是以我父亲为主人公的散文型传记。

小的时候，我以为人人的父亲都是一个样子。长大后，我发觉我的父亲是特别的。

父亲那些富于特质的个性与行为，即便是习惯了的家人，也会觉得唐突。

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因参加季羡林的“米寿”庆典，特请父亲代笔为我写一幅贺幛，由他熟悉的店铺装裱。

等我出发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毛边宣纸。

他对我道：“我想过了，季羡林的寿堂，一定是名家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挂在那里。你和他另是一层关系，你看着办吧。”

字是写好了，用他平时最喜爱的“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为贺词，但没有装裱。

没有商量余地，没有时间弥补。

这就是父亲的脾气，时常会在意外之中倔犟地冒出来。

我只得怅然登机。第二天到朗润园，面对季先生，拿出这只信封，尴尬地说明原委。

季羡林听完我的话，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张毛边宣纸，说出两个字：“不易。”

沉静了一会儿，他说：“我自己裱。”

这对季羡林可能是一个深心的震动。他正在炙手可热的势头上，没有人不“凑趣”的。

这幅字如果装裱过，看在我这个“小友”的分上，先生是会让秘书安排挂进贺寿堂的。

但是，远方的那个执笔者，却表了态：“不合适。”

父亲的心思，如水清明，如竹有节。

那天在勺园二楼的小会议厅里，启功、范曾等都送了字画，果然是琳琅满目。

我算是“服了”父亲了，是“不合适”。

季羡林却专程点名，要我这个远来之人发言。

2000年冬，父亲离世。季羡林提笔为我写下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这不是一般应时流俗的笔墨，含有情思，是针对我父亲的为人而题的。

其实季羡林的本质，也是“布衣”，后来尊荣天下，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我去看望，他曾向我提起过《浮生六记》。

行走在人世边缘的他，透露出人生的孤苦与无奈。

季羡林逝后，我到北京，忽有人送来一个龙凤呈祥的锦缎箧，里面是父亲的那幅贺寿字“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装裱精当。

来人说，在那次“米寿”后，诸名人的字画季老都没有保留，唯独存下了我父亲的素纸一张，嘱人送到最好的店里去裱好，日夜挂在小书房内。

当他住院后，家中混乱，特意交代，此物件要回归到我的手中。

展开字幅，不由泪垂。想先生临终前多少“要事”没有交代，却提前想到了我和父亲。

这字幅的保存和送回，是他对“布衣人格”的理解与欣赏，含有敬意。

两位老者达成“神交”，穿透了距离和地位。

在他们逝世多年后，这个故事的分量日渐加重。

恪守本分，自知之明，这是一种真正高贵的气质。“布衣”的节操，是我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

一天，著名书法家钱绍武来到朋友吴学昭家，看到我父亲的作品《人文书法》。当时他很激动，说：“请这人来，我要和他谈谈。”

吴女士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钱先生叹惋不已。他认为我父亲的字还将有更大突破。

“不过就书法是表现感情和性格而言，现在他已经达到了。”

钱先生总结我父亲的字为：“高、雅、清。”

那是2005年9月23日，钱先生将赴英国前夜，情不自禁，写下了五页墨宝，让我送到父亲的坟前去烧祭。

信中写道：“看了进德先生的书法作品，我立即为先生的格调所激动。先生书法毫无时下的做作炫耀习气，一种诚恳质朴又刚正不阿之风扑面而来。中国人相信艺格即人格，艺术的魅力即人格的魅力。”“大家觉得如果他在世，我们一定会成为挚友。”

我告诉他，父亲一心追求书法，拒绝世俗约束的那些事情，钱先生说：“你不用讲我也知道。他的字都表达了。字就是他的人品。”

钱先生将我父亲的真迹挂在自己的卧室，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怀着哀痛说：“你看这一笔下来，力气渐弱，这就是他的身体不行了。”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这是父亲的心声。这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和决定，也震撼了我。

我常审视自己：我为什么写作？是为了评论吗？还是为了真正的读者？

云南书法家李群杰先生写道：“看了这些字画，历历如见其人。一面看，一面禁不住连说了三次‘清高’。他的字里面体现了其人一种清高的情怀。有骨气，有傲气，神融笔畅，外柔内刚。看得出他是一位洁身自好的人。他的字没有媚俗之气、浮躁之气，直抒心怀，表现个性，功底十分深厚，早年有很高的楷书造诣。书法不难于精工，却难以胜俗。他做到了。”

云南出版界人士胡廷武写道：“令尊大人的书法有很深的功底，但他的字不炫技，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意味着刚强、正直；意味着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坚守。”

北大出版社曾经在颐和园听鹂馆为《中国布衣》举办过一个聚会。北大导师严家炎、洪子诚、谢冕先生等都来了。他们对《中国布衣》各有好评。孙玉石老师也表扬过这部书。

北大程郁缀教授自告奋勇地为《中国布衣》做校对，将所引用的古诗词查证了一遍。

他说：“我始终认为这是你写的最有价值的书。《中国布衣》这本书，是可以传几代的。”

诗人吉狄马加说：“这是一本有社会价值的书。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

学者谢泳评道：“这本书是用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写出来的。”

云南作家黄尧说：“《中国布衣》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发现，中国有布衣文化，且布衣文化源远流长。”

然而比起文坛和专家的评介，我更在意那些真正的民间读者，他们的态度。

《中国布衣》初版时，北大师弟李宇锋之父当即买下五十本，送给他的老朋友。

如今宇锋去世了。他曾在重病中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做“文革”口述史。

任继愈之女任远，与我是同龄人。她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读到这本书的：

我读《中国布衣》出于一个偶然机会。2005年，就在我回国探亲前一周，日夜盼望我回家的妈妈突然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我到北京时，妈妈已经躺在太平间好几天了。家里还有悲痛欲绝一句话都不说的老父亲。半夜三更我想妈妈，睡不着，又不敢哭，不敢惊动任何人，光着脚在屋里乱走。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中国布衣》。

张曼菱笔下她的父亲，也是我父母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有崇高的爱国情怀，有坚不可摧的人格，有在艰苦环境中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和担当。曼菱的父亲是一个缩影，是他们当中一个代表。这本书在我精神最痛苦的多个不眠之夜，给了我最大的鼓舞和支持。

她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长辈，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的父亲也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们的品格和精神是留给我们永远的财富。

后来，任继愈先生觉得《中国布衣》值得收藏，就把这本书交给国家图书馆了。

台北的西南联大学长易君博赠送父亲两句话：“拔乎流俗之上，立于千圣之表。”

一群退休工人读此书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像进德先生那样生活。”

吴学昭女士告诉我，她的女儿在美国华人社区图书馆借《中国布衣》，要排队两周后才能借到。

一位在美国开办华人学校的昆明人找到我家里，索取这书及父亲的书法。他说：“这是美籍华人教育孩子最合适的教材。”

成都的青年记者张杰写道：

“看《中国布衣》这本书，我大概明白了称得上‘布衣’的这类人的活法儿。也思考了，如果一个人不从政不为官，也没有去社会上沽名钓誉，也无意成为社会上的名家文人，那么他该如何活出自我的价值？有一份普通的职业，自食其力，有自己一套立得住的审美、道德、世界观判断。从读书、思考，修习技艺，建立汲取营养、培养自我精神的方法，从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甚至为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上，都可以是表达自我、向社会输出价值的渠道。”

“此外我还有一种干净脱俗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作者的父亲，以‘布衣’的读书营造的书香家庭，家教开明，父女同读，追求真理，而不是陷于家庭琐事，家长里短。作者家里当然有人间的家庭温情，但是并没‘以亲情绑架个体’，始终自由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作者是真正的‘富养’的女儿：给予关爱、平等、自由。”

我写《中国布衣》，原出自“感恩”。

当年父亲“被流放”，这是一个“决定后代命运”的关头。母亲本想随父亲一同下去。父亲却说，要她“守住儿女”，让孩子们在昆明继续学业。

世代“书香”何忍断？父亲抛妻离子，一个人到边远之地去生活。而母亲则在昆明执教，独自支撑这残破的家庭。父母毅然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儿女”，二十年信守承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故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蕴含着很深的恩义与文化期待。

作为儿孙，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承受到了前辈的恩惠。

我父母俱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与外公的两支人在当地都是“望族”。我父母受到“五四”启蒙之光的烛照，他们都在未成年时就走出了家庭，追求新知与个性自由。

在他们身上，旧学与新学交融。他们的青春都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后方”度过，得到那个时代精英文化和大师的熏陶，使得他们历尽磨难而终身向着光明。

这一辈人对乡土，对亲人，对朋友，对祖国、民族，对正义与社会的那一份执着深沉的爱，九死不悔，是我们比不了的。

回顾半生为人，我所做过的重大决定，例如“走还是留”“在哪儿生活？怎样生活”“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等，在所有最艰危和紧要的时候，支持我的力量和信心，都是来自家庭长辈和先人的。

家庭与成长史，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角落，这又是一个事关“传承”的大计。

中国古圣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没有家族的传承就没有民族的传承。中华民族能够把文化和种族传承数千年，重视家庭、重视乡土与先人的传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比起“纯孝”之弟妹，我是个“孝而不顺”之人，从小有很多忤逆的行为。但父亲相信：这些看似“大逆不道”的行为，其实常常发自直率之情，有时是一种“有所作为”的意图所致，是使一个家族和一个民族不断创新的必然过程。

他对我说过：“逆子不败家。”

这句话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如海襟怀。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会要求子孙后代做“亦步亦趋”的懦夫，也不主张遵循一种“不变”的法则。

在这样的家的包容下，我这一生也做过几件“敢为天下先”的事情。

我的母亲秀外慧中，曾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昆明市女中。她终生执教于大学，为同事和学生所敬爱；会刺绣，能烹调；通英文，爱音乐；娴雅善良，秉性坚贞。

80年代，我在北大提出了“东方美”的口号，其内涵就来自“母亲”的启示。

近有研究说，人一生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童年。

我的记忆力很好，很清晰。长大后，回忆起父母的一个细微神情、沉吟，也会成为我思考的节点。父母的感受与良知，一直是我内心深层的依据。

我父母守着他们善良纯洁的人性，一生“不改其道”。对子女讲真话，讲述他们亲历的往事，不受外界潮起潮落的浸染，恪守他们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清白。

有幸作为他们的长女，我从他们那里领悟到了人品的意味和历史的厚度。

北大中文系有位同学曾对我说，她很羡慕我能听到父母的真言。她的母亲是“格格”，家世很显赫，但她从小没有从父母嘴里听到过一星半点的家事——讳莫如深。

父母给了我一个“有历史真相”的家。

很多“名门之后”并没有得到前辈的文化传递。因为恐惧心和“保全子女”的顾虑。于是隔代发生了断裂。而我父母虽然是普通知识分子，却保留下那种幸存于民间的纯粹情怀。

我感恩父母对儿女的这种于情于智的信任。他们把半生人的阅历感受随时告诉我。

我从小就知道，在一部历史书下面，还有很多“现在还不能说”的事情。

而父亲并不悲观，总是说一句：“以后会明白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对真理的信念吧。

时常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抢救西南联大历史”的事？

珍惜先贤，敬畏历史。虚怀若谷，“天下”为大，这些都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母的口中。当时我尚在稚龄中，时常听到他们回忆自己年轻时代难忘的人和事，几乎都与西南联大有关。

2000年8月，我受云南省委之托，邀请费孝通先生来昆明参会。同时我也将一批西南联大老人请到昆明，了却他们日久的思念。其中有梅贻琦公子梅祖彦、闻一多公子闻立雕、冯友兰女儿宗璞、潘光旦女儿潘乃穆等，住在佳华酒店。我和摄制组一面照顾这批高龄老人，一面紧张地拍摄采访。

此时父亲病势已经沉重。他挥挥手，让我去酒店陪客人。他说：“他们的先辈都是对这个民族有贡献的人。”我含泪离开父亲。

当年12月，父亲从容辞世，在儿女心中留下永远的痛。

2003年4月，《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央视“热播”。我将光碟带到墓地，禀告慈父。

在他临终之时，有熟人介绍江湖医生，被父亲拒绝了。他冷静地告诉家人：“自从‘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就是方向。既然这个病是现在科学还解决不了的，就这样吧。”

他临危不乱的刚毅，视死如归的平静，我历历在目。

尊严地活着，尊严地死去，自古到今都是中国人追求的至高理想。由此，产生了多少英雄豪杰，谱写了灿若星空的中华历史。

父亲给自己的称谓是：“无名之辈”“一介布衣”。

然而父母平凡的人生，却使我们获得了支撑心灵的恒久力量。

长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为名人作传”。

我深知，我父母这样的人只是“沧海一粟”。像我父母这样的普通人，在“正史”中是没有声音、没有形象的。

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出版这本书的理由吧。

我父亲一直敬慕三联书店。当年我开始发表作品时，他曾表示：“你要有一天能够在三联书店出书就好了！”他的意思是，那就达到他心目中有价值的一类书了。

父亲任职的富滇银行，与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民国时期同年创建的，俱属于那一股强国与启蒙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每逢三联书店的庆典，云南这边也会有富滇银行的贺事。

如今，《中国布衣》在三联书店出新版，对于我和父亲都是隆重的事情。

特在“年前年后”闭门做准备工作，删去一些篇什，保留筋骨，以做精编，相信这将是一个较为满意的版本。

2019年1月11日 /+0g3rh18ztqYBOXJuYObOw7ZPuo2km9DyoAeaBnwN7qhvEiicAkrFlEVuK0qU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