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不是指着我,他只是握在手里。那是把中口径自动手枪,外国造,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看到他那惨白疲惫的面孔,疤痕,竖起的领子,拉低的帽檐,手上的枪,他简直就是从老派硬汉警匪片中跳出来的人物。
“送我去蒂华纳赶十点一刻的飞机吧。”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万事俱备,只欠交通工具。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从洛杉矶搭火车、巴士或飞机。五百块算不算合理的出租车费?”
我站在门口,没挪开身子让他进门。“五百块加上这把手枪?”我问道。
他有些茫然地低头看枪。然后他把枪放进口袋。
“这可以起保护作用,”他说,“保护你,而不是我。”
“那就进来吧。”我站到一旁,他竭尽全力冲进来,跌坐在椅子上。
由于屋主任凭茂密的灌木遮挡窗扉,起居室仍然是幽暗的。我打开一盏灯,拿起一支香烟。我把烟点燃,低头瞪着他。我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挠得更乱,脸上露出惯有的疲倦笑容。
“我究竟是怎么啦,竟然在这么可爱的早晨还睡懒觉?十点一刻,嗯?咳,时间充足呢。咱们去厨房吧,我来煮咖啡。”
“我碰上大麻烦了,侦探。”侦探,他第一次这么叫我。这倒跟他闯入的方式、他的穿着和那把手枪很相配。
“今天会是很好的日子,轻风徐徐,你能听到街对面那些粗壮的老桉树彼此窃窃私语,谈论在澳洲的老时光,那时候小袋鼠在树枝下跳跃,树袋熊骑在彼此肩上。是的,我大致明白你遇到了麻烦。等我几杯咖啡下肚后,我们再来谈它。我刚起床时总有点头昏眼花。我们来跟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打个商量。”
“喂,马洛,眼下没工夫——”
“别怕,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二位是人中之冠。他们生产哈金斯-杨牌咖啡。这是他们毕生的事业,是他们的骄傲和乐趣。最近我打算去办一件事,让他们得到应得的认可。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做的只是赚钱。你别以为他们会满足于此。”
我让他听我轻松地聊天,一面走进后面的厨房。我扭开热水龙头,从架子上取下咖啡壶,润湿量棒,量好咖啡放进顶层。这时水开了,我把那容器的下半部注满水,放到火上,再把上半部套上去,拧一下,把上下部分旋紧。
这时特里跟了过来。他在门口靠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到早餐台边,滑进座椅。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起一瓶“老爷爷”威士忌,往大玻璃杯里给他倒了一口。我知道他需要一只大杯。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双手捧着才能送到嘴边。他一饮而尽,“砰”一声放下杯子,重重地靠到椅背上。
“快晕倒了。”他咕哝道,“好像一星期没睡了。昨晚根本没合眼。”
咖啡快煮开了。我把火调小,看着水往上升。水在玻璃管底部停留片刻。我把火开大到足以让水漫过圆丘,然后迅速把火拧小。我搅动咖啡,把它盖上,把定时器设定为三分钟。真是个讲究方法的家伙,马洛。没什么能干扰他的咖啡技术。被亡命之徒拿枪顶着脑袋也不顾。
我又给他倒了一杯酒。“就坐在那儿,”我说,“别出声,坐着别动。”
他用单手拿第二杯酒。我在浴室匆匆洗漱一番,出来时计时器正好响铃。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台面一块草垫上。我干吗讲得这么详细呢?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件小事都凸显为一出表演,一个明确而又非常重要的动作。那是高度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觉的行为,无论是多久的惯例,无论多么习惯,都成为意志的独立行为。你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之后学走路的人。你不能把任何事情当作理所当然,任何事情都绝对不能。
咖啡全沉了下去,空气照例嘶嘶涌入,咖啡冒着泡,然后静下来。我取下咖啡壶的顶层,摆在罩子凹处的滴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杯子里加了点儿酒。“你的没放糖,特里。”我给自己加了两块糖和一些乳脂。现在我摆脱睡意了。方才我都没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拿出乳脂盒的。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没挪动。他靠在早餐区的角落里,僵着不动。接着,毫无征兆地,他的头倒伏在桌上,啜泣起来。
当我把手伸过去从他衣袋里掏出那把枪时,他毫不在意。这是七点六五毫米口径警用毛瑟枪,很漂亮。我嗅了嗅,弹出弹匣。弹匣是满的。没有发射过。
他抬起头,看见了咖啡,慢慢喝了点儿,没看我。“我没开枪射人。”他说。
“嗯——至少最近没开枪。不然就得把它擦洗一下。我不相信你用它射了人。”
“我给你说说这事。”他说。
“稍等片刻。”咖啡的热度容许我喝多快我就喝多快,喝完又倒满。“这么办吧,”我说,“你向我陈述时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要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千万别告诉我。第一件——你在听吗?”
他微微点头。他眼神空洞地望着我头顶上的墙。今早那些疤痕完全是铁青色。他的皮肤几近死白,但那些疤痕似乎照样在脸上发亮。
“第一,”我慢慢重复,“如果你犯了罪,或做了法律上称为犯罪的事情——我是指重罪,那么你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确实知道有人犯了如此重罪,你也不能告诉我。如果你要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你就不能告诉我。明白了吗?”
他望着我的眼睛。他的目光聚焦了,但了无生气。他喝下咖啡,脸上仍然没有血色,但他稳住了。我又给他倒了些咖啡,照样加了酒。
“我刚才告诉你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听见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麻烦。我得挣钱谋生,得保住执照。”
“我可能拿枪指着你。”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着枪,没有碰它。
“你不可能拿枪逼着我去蒂华纳,特里。不可能跨越边界,不可能登着舷梯上飞机。我这人偶尔会要动动枪。我们忘掉这枪吧。如果我告诉警察我吓坏了,只能照你吩咐的去做,我会装得很像。当然,这是假定,我不知道有什么要报告警察的。”
“听着,”他说,“要到中午或更晚的时候才会有人去敲门。仆人很识相,在她晚起时不会打扰她。可是到了中午时分,她的女侍会敲门进去。她却不在房间里。”
我啜饮咖啡,一言不发。
“女侍会看出她的床没人睡过。”他继续说,“于是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寻找。在主屋背后相当远的地方有一所大客寓,自带车库,有独立车道之类。西尔维娅是在那儿过夜的。女侍最终会在那里找到她。”
我皱起着眉头。“我得非常谨慎地挑选对你的提问,特里。她会不会是离家过夜的?”
“在她房间里,她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从来不把衣物挂好。女侍会知道她在睡衣外面披了件袍子,就那么出门了。所以她只可能去了客寓。”
“不见得。”我说。
“一定是去了客寓。见鬼,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寓里发生了什么?仆佣消息灵通。”
“不说这个了。”我说。
他用一根手指使劲去刮那没疤的半边脸,致使留下一道红印。“在客寓里,” 他慢慢地接着说,“女侍会发现——”
“发现西尔维娅烂醉如泥,瘫了,不省人事,凉到了眉尖。”我说得很难听。
“噢。”他想了想。想了好一阵。“当然啦。”他补充道,“情况会是那样。西尔维娅不是酒徒。当她喝过头时就面目全非了。”
“故事到此为止。”我说,“或者快讲完了。让我来即席发挥一下。你大概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喝酒时,我对你有点粗鲁,扔下你走了。你把我气坏了。事后细想,我能看出你只是试着用自嘲来摆脱大祸将临的预感。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拿到去墨西哥的签证要花点时间。他们不会随便让人入境。所以你计划开溜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还在纳闷你究竟能忍多久呢。”
“我认为自己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义务待在她身边,我有种想法,觉得她需要我大概不只是为了撑个门面,免得她老子到处打探个不停。顺便说说,我半夜曾试着打电话给你。”
“我睡得死,没听见。”
“然后我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我消磨了两个钟头,洗了蒸汽浴、浸泡浴、喷雾淋浴,擦了身子,从那里打了两通电话。我把车留在拉布里亚街和喷泉街相交处。我从那里步行过来。没人看见我拐进你这条街。”
“那两通电话跟我有关吗?”
“一通打给哈伦·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去了帕萨迪纳,办点事。他没回家。我几经周折才找到他。不过最后他总算跟我通了话。我跟他说很抱歉,我要离开了。”特里说这话时,眼睛有点斜视,看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摩挲着纱窗的金钟花树丛。
“他对此怎么看?”
“他感到遗憾。他祝我好运,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刺耳地笑起来,“钱。他的字典里最先出现的就是‘钱’字。我说我有很多钱。接着我打给西尔维娅的姐姐。那边的事情大致也是如此。讲完了。”
“我想提个问题。”我说,“你可曾发现她和男人待在那所客寓里?”
他摇摇头。“我没试过。要发现也不难,从来不难。”
“你的咖啡凉了。”
“我喝够了。”
“很多男人,嗯?但你却回头又娶她一次。我明白她是大美人,但仍然——”
“我跟你说过我一无是处。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开她?事后为什么每次见了她就会喝得烂醉?为什么宁愿跌进阴沟也不向她要钱?她嫁过五个人,不包括我在内。只要她勾勾指头,其中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回到她身边。不只是为百万票子。”
“她是个尤物。”我说。我看了看手表。“为什么非要十点一刻从蒂华纳飞走?”
“那个航班总有空位。从洛杉矶出发的旅客只要能搭上‘康妮’飞机,七个小时飞到墨西哥市,就不会搭乘DC-3 去翻山越岭。而且‘康妮’飞机不停我要去的地方。”
我起身靠着水槽。“我们总结一下吧,别打断我。今早你来找我,情绪很激动,要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赶一架早班飞机。你衣袋里揣了一把枪,但我不一定看到了。你告诉我,你尽可能忍了很久,但昨晚你气炸了。你发现妻子醉得不省人事,有个男人和她在一起。你出门了,去一家土耳其浴室打发时间,直到早上,你打电话给老婆的两个最亲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打算干什么。你去哪里不关我事。你有入境墨西哥的必需文件,你怎么入境也不关我事。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想就照你的要求去做了。我干吗要多想呢?你没给我任何报酬。你自己有车,但你太心烦意乱,没法开车。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是个情绪化的家伙,你在战争中受过重伤。我觉得我应该去取你的车,找家车库存放起来。”
他伸手到衣服内,掏出一个皮制钥匙包,从桌上推过来。
“听起来合理吗?”他问。
“那得看听者是谁。我还没说完。你没带任何东西,只有身上的衣服和岳父给你的一些钱。老婆给你的东西你全没拿走,包括你停在拉布里亚街与喷泉街相交处的那辆靓车。你想尽可能净身出户,这就没什么瓜葛了。好吧,我信了。现在我要刮胡子换衣服了。”
“你干吗这么做,马洛?”
“我剃须时你去弄杯酒喝。”
我走出去,留下他蜷缩在早餐区的角落里。他还戴着帽子,穿着轻便大衣。但他显得有生气多了。
我进浴室剃须。我回卧室系领带时,他走过来站在门口。“我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但我在想,也许你最好还是打电话报警吧。”
“你自己打吧。我没什么可报警的。”
“你要我报警?”
我猛然转身,狠狠瞪他一眼。“见鬼!”我几乎是对他吼叫,“看在基督的分儿上,别再节外生枝了行吗?”
“对不起。”
“你当然对不起。你这种家伙永远在对不起,却总是后悔莫及。”
他转过身,顺着门廊走回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上屋子后部的门窗。我走进客厅时,他已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面无血色,累得全身松垮了。他看上去真可怜。我拍拍他的肩膀,他慢慢醒来,仿佛从他的置身之处到我的置身之处隔着一条长路。
当他完全清醒时,我说:“要不要行李箱?那个白色猪皮箱子还搁在我衣橱的顶架上呢。”
“是个空箱,”他毫不感兴趣地说,“何况太招摇。”
“不带行李更惹眼。”
我走回卧室,站上衣橱的踏凳,把那白色猪皮箱子从顶架上拽下来。方形的天花板活门正在我头顶,我把活门顶开,尽可能伸手进去,将他的皮制钥匙包扔到某根灰蒙蒙的小梁柱之类的东西后面。
我拎着手提箱爬下来,掸去上面的灰尘,往里面塞了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几条廉价毛巾和浴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剃须膏,还有赠送一包刀片的剃须刀。都没用过,都没记号,都不显眼,只是不如他自己的东西高档。我又塞进去一瓶一品脱装的波旁威士忌,还裹着纸的。我锁上箱子,把钥匙留在一个锁孔里,将箱子提到前门。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拎着手提箱下到车库,放在折篷车前座背后。我把车开出来,锁好车库,登上台阶回屋叫醒他。关窗锁门之后,我们出发了。
我开得够快,但没快到被开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没有那么多时间。
边境人员没跟我们说什么。开到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块多风的台地上,我把车停在机场办公楼附近,在车上等特里买票。DC-3的螺旋桨已经慢慢转动起来,开始预热引擎。一名帅气的高个飞行员,身穿灰色制服,正和四个人聊天。其中有个人身高约一米九三,别着枪套。他身边有个穿宽松长裤的女子,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以及一名白发妇人,她身材那么高,把那矮小的男人衬得很弱小。还有三四个人站在附近,一望而知是墨西哥人。看来这些人就是全体乘客了。登机舷梯已靠上舱门,但似乎没人急于登机。接着,一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舷梯,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那些墨西哥人登上了飞机,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帕卡德大型豪车在我旁边停下。我探出头去,看了看那车的牌照。也许哪一天我会学会不管闲事吧。我把脑袋伸出车窗时,看见那高个头女人盯着我这边瞧。
这时特里踏着尘土飞扬的碎石路走来。
“都办好了。”他说,“就此别过。”
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现在他气色相当好,只是疲乏,只是疲乏得见鬼了。
我从奥兹车上拎出猪皮手提箱,放在碎石地上。他生气地瞪着手提箱。
“说过我不要!”他没好气地说。
“里面有一品脱好酒呢,特里。还有睡衣之类的。都查不出来源的。如果你不需要,就寄存起来吧。扔掉也行。”
“我有理由的。”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
他突然笑了。他拎起手提箱,用空着的那只手使劲捏捏我的手臂。“好吧,伙计,听你的。记住,如果事情变糟了,你可以自行决定怎么做。你不欠我什么。我们一起喝过酒,渐渐有了交情,而我老是谈自己,谈得太多。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钞票。别生我的气。”
“我宁愿你没留。”
“我的钱连一半都花不了。”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正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一个面孔又宽又黑的矮胖家伙走出办公楼大门,招招手,又指了指。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站稳身子。他全身都僵硬了。他慢慢转身,然后回头望我。
“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这点你弄错了。我现在慢步走向飞机。你有足够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了。我望着他。办公楼门口那家伙在等着,却没显出多么不耐烦。墨西哥人很少不耐烦。他伸手拍拍那猪皮手提箱,朝特里咧嘴笑着。然后他让到一边,特里穿过了大门。过了一会儿,特里从另一侧的门口走出来,那是当你入关时海关人员值守的地方。特里走着,仍然走得很慢,走过碎石地,走向舷梯。他在舷梯下停步,朝我看来。他没示意,也没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登上了飞机,舷梯被拉了回来。
我上了奥兹车,启动,倒退,掉头,驶过半边停车场。那高个头女人和矮个头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掏出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滑行到停机坪末端,扬起许多尘土。机身在尽头拐弯,发动机加速转动,轰鸣如雷。飞机开始前行,慢慢加速。
飞机后面尘埃漫天。接着飞机腾空而起。我望着它缓缓升上劲风阵阵的天空,消失在东南方湛蓝的天际。
然后我离开了。边境关卡没人瞧我一眼,仿佛我的脸平凡得如同钟表盘上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