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那封信躺在我家台阶底部红白两色鸟舍形状的信箱里。连接在悬臂上的一只啄木鸟升起来了，即便如此，我原本也不会去察看信箱里面，因为我从来没在家里收过邮件。可是那啄木鸟刚刚失去了它的喙尖。木头露出新鲜的裂口。某个捣蛋鬼用原子枪打掉了它。

这封信上有西班牙文“航空邮件”的标记，几张墨西哥邮票，还有我可能认识的西班牙文手迹。那些文字我也可能认不出来，但我脑子里最近经常出现墨西哥，所以我认出来了。邮戳上的字我看不清楚。那是用手盖上去的，印泥发糊了。信很厚。我登上台阶，在起居室里坐下看信。夜晚显得很宁静。或许一封由死人发出的信会带着它自身的死寂吧。

信的开头没写日期，没写开场白。

我在湖泊山城欧塔托克兰一家不太洁净的旅馆里，坐在二楼一间客房的窗边。窗下有个邮箱，待会儿男侍端着我叫的咖啡进来时，他会为我把这封信寄出去。在他把信投进邮箱前，他会把信举起来，使我能看清楚。他这么做了，就会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对他而言算是一大笔钱。

干吗这么大费周章呢？门外守着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穿着尖头皮鞋和脏衬衫。他在等着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可他不让我出门。只要这封信寄出去了，这就无关紧要了。我要你收下这笔钱，因为我用不着，而本地宪兵肯定会把它私吞。本来就没打算用它购物。不妨把它叫作道歉金，弥补我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并让它象征对一个正人君子的敬意吧。我和平时一样，老是办错事情，但我还是拿着那把枪。直觉告诉我，你或许在某一点上已有了定论。我可能杀了她，或许真的杀了她，但我绝不可能做出另外那件事。那种残暴非我所能。所以有些事情叫人生气。但这没关系，一点也没关系。现在重要的就是避免不必要和无益的丑闻。她父亲和她姐姐从未伤害过我。他们有他们的日子要过，我却因憎恶自己的人生而走到这一步。西尔维娅没有把我变成废物，我早就是废物了。她为什么嫁给我，我无法给你非常明确的答案。我猜想是一时兴起吧。至少她死得年轻美丽。俗话说情欲催得男人老，却使女人保有青春。俗话多是胡说八道。俗话说富人永远能够自保，他们的世界永远是夏天。我跟他们生活过，他们是无聊而孤独的人。

我写了一份自白书。我觉得有点不适，而且非常害怕。你在书本里读到过这种境遇，但你读到的并不真实。事到临头，当你所有的只剩下衣袋里的这把枪，当你被困在陌生异邦一家肮脏的小旅馆里，而且只有一条出路——相信我，老兄，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兴奋，其中没有任何戏剧性。这里只有恶心、龌龊、郁闷与可怕。

所以忘了它，忘了我吧。不过请先代我去胜利者酒吧喝一杯占列鸡尾酒。你下次煮咖啡时，替我倒一杯，掺点波本威士忌，为我点支烟，放在杯子边。然后把这事统统忘记。特里·伦诺克斯完蛋了，出局了。就此作别。

有人敲门。应该是男侍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或许会有场枪战。总的来说，我喜欢墨西哥人，但不喜欢他们的监狱。

别了。

特里

这就是信的全部内容。我折起信纸，放回信封。敲门的肯定是送咖啡的男侍，否则我永远也收不到这封信。也收不到信中夹带的“麦迪逊肖像”，一张五千元巨钞。

它就躺在我面前，躺在桌面上，绿花花的，卷曲着。这是我前所未见的。许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兰迪·斯塔尔和曼宁德兹之类的角色倒是很可能把它们揣在身上当现款。如果你去银行要求取一张，他们不会有。他们得从联邦储备局给你调来。这可能需要好几天。整个美国只有大约一千张在流通。我这张四周泛着柔美的光晕。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太阳。

我呆坐着，看着它，看了好久。终于我把它放进信匣，去了厨房煮那杯咖啡。我做了他要求我做的事情，不管是不是感情用事。我倒了两杯，在他那杯里掺了些波本威士忌，放在早餐台的边缘，那是我送他去机场那天早晨他坐的位置。我为他点了一支烟，搁在杯子旁边的烟灰缸上。我凝视着咖啡冒出的热气，香烟上升起的一缕轻烟。外面的黄钟花树丛里有只鸟儿跳来跳去，以低声的叽啾自言自语，偶尔扇扇翅翼。

然后咖啡不再冒热气了，香烟也不再冒烟，只剩下一只灭了的烟头靠在烟灰缸边沿。我把它扔进水槽底下的垃圾筒。我把咖啡倒掉，洗了杯子，收拾起来。

就此收场了。这似乎还不大对得起五千块钱。

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了夜场电影。没一点意思。我几乎没看片子里演的是什么。只是一堆噪音和大脸。当我再次回到家里，我摆了一局非常沉闷的“西班牙开局”国际象棋，那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上床睡觉。

可是睡不着。凌晨三点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听着哈恰图良在一家拖拉机厂做工的声音。他称之为小提琴协奏曲。我称之为松弛的风扇皮带，见鬼去吧。

不眠之夜对我而言如同胖邮差一样稀奇。若非上午要去丽兹·贝弗利饭店会见霍华德·斯潘塞先生，我会干掉一瓶酒，喝个烂醉。下次我再看见哪个彬彬有礼的家伙醉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轿车上，我会慌不择路地拔腿就溜。世上的任何陷阱，都不如你为自己设下的陷阱那么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