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早上我又刮了一遍胡须，穿戴整齐，走老路开车进城，在老地方泊车，如果停车场侍者碰巧知道我是个重要新闻人物的话，那他倒是掩饰得很好。我上了楼，穿过走廊，掏出钥匙开了办公室的门。一个深色皮肤相貌温和的男人注视着我。

“你是马洛？”

“什么事？”

“别走开，”他说，“有人要见你。”他的背离开靠着的墙，沾了些墙灰。他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我跨进办公室，拾起地上的邮件。书桌上邮件更多，是夜间清洁女工放的。我先开窗，然后撕开信封，把不想要的信丢掉——结果全扔了。我打开另一道门的蜂音电铃，把烟丝填进烟斗点燃，坐下来静候有人来喊救命。

我客观地思考特里·伦诺克斯。他已退到远处，白发，疤脸，柔弱的魅力，及其特立独行的清高。我既不评判他，也不分析他，正如我从未向他询问，关于他怎么受伤，怎么会碰巧娶了西尔维娅这种女人为妻。他如同你在客轮上认识的人，彼此混得很熟了，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他走了，如同曾在码头上和你道别的那个人。你会说“保持联系，伙计”，你明知你不会联系他，他也不会联系你。很可能你再也不会跟这家伙见面了。就算你再见到他，他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是乘坐休闲列车的另一个扶轮社会员而已。生意如何？噢，不算太糟。你气色不错呀。你也一样。我体重增加太多啦。大家不都一样吗？还记得“弗兰科尼亚”号（或其他随便什么号）之旅吗？噢，当然记得，高端的旅行，不是吗？

什么该死的高端旅行！你是具无聊透顶的僵尸。你只跟那家伙交谈，因为四周没有任何人引起你的兴趣。也许特里·伦诺克斯和我就像那样。不，不完全是。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外加三日囚禁，还没算上下巴所挨的重击，脖子上挨的一拳，现在我每次吞咽还有痛感。现在他死了，我甚至不能把五张百元大钞还给他。这叫我生气。惹你生气的总是小事。

蜂音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电话，因为蜂音门铃只表明有人走进了我那间小号候见室。

“马洛先生吗？恩迪克特先生找你。请稍等。”

恩迪克特上线了。“我是休厄尔·恩迪克特。”他说，仿佛他不知道他那该死的秘书已经给我报过他的名字。

“早安，恩迪克特。”

“很高兴听说他们把你放了。我想你打算不再抗拒了，这么想就对啦。”

“并不是我想那么做，只是脾气太犟。”

“我估计你再也听不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消息了。但你若听到了什么，又需要帮助，请和我联系。”

“我怎么会呢？那人已经死了。他们得花无数时间来证明特里接近过我。接着他们得证明我知情。然后他们得证明特里犯了罪，或是个逃犯。”

他清了清嗓子。“或许，”他审慎地说，“没人告诉你他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自白书吧。”

“有人告诉我了，恩迪克特先生。我是在跟律师通话。如果我暗示那份自白书也得加以证实，既要证实其真实性，也要证实其诚实性，我这么说是不是出格的做法呢？”

“我恐怕没时间跟你探讨法律上的问题。”他严厉地说，“我要飞往墨西哥去执行一项叫人伤心的任务。你或许能猜到是什么任务吧？”

“嗯哼。要看你的委托人是谁。你并没告诉我，记得吧？”

“我记得很清楚。好吧，再见，马洛。我曾提议帮助你，这仍然有效。但容我也给你提个小小的忠告。别太肯定你已经摆脱危险了。你这份职业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他挂断了电话。我小心翼翼地把话筒放回座基上。我坐了一会儿，手压在话筒上，皱着眉头。接着我抹抹脸，舒展眉头，走过去拉开通向候见室的连通门。

一个男人坐在窗边乱翻杂志。他身穿蓝灰色西服，布料上有几乎看不见的浅蓝色格子。在他那交叉的双脚上，是一双黑色鹿皮系带软鞋，这种鞋有两只小圆孔，穿着它几乎和休闲鞋一样舒服，不会在你走一个街区后就磨破你的袜子。他的白手帕折叠成四方块，手帕后面露出一副墨镜的边缘。他有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波状起伏。他的皮肤晒得很黑。他抬起鸟儿一般明亮的双眼，从络腮胡下面露出微笑。他的领结是深栗色的，衬着耀眼的白衬衫，是一个尖头的蝴蝶结。

他把杂志推到一边。“这些破刊物尽登些废话。”他说，“我在读一篇关于科斯特洛的报道。不错，他们了解科斯特洛的一切。就像我了解关于特洛伊城海伦的一切。”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不慌不忙地打量我：“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

“什么？”

“说你呐，马洛。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们让你吃大苦头了？”

“东扯葫芦西扯叶。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在奥尔布莱特打电话给葛瑞戈里厄斯以后？”

“没有。在那之后没有。”

他点一下头。“你面子大呀，竟求得奥尔布莱特对那家伙大动干戈。”

“我在问你呢，这关你什么事？顺便告诉你，我不认识奥尔布莱特局长，也没求他做任何事情。他干吗要替我出头？”

他愁眉苦脸地盯着我。他慢慢起身，如美洲豹一般优雅。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探头看我的办公室。他猛然回头看我一眼，就走进去了。他是那种走到哪儿都主宰场面的家伙。我随后进去，关上门。他站在办公桌边环顾四周，觉得好笑。

“你是个小货色，”他说，“很小的货色。”

我走到办公桌后面，等着。

“你一个月挣多少，马洛？”

我没搭理他，点燃烟斗。

“七百五到顶了。”他说。

我把烧过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烟雾。

“你是个小打小闹的赌客，马洛。你是个花生一般大的骗子。你小得要拿放大镜才看得见。”

我一言不发。

“你有廉价的感情。你从头到脚都是廉价的。你跟一个家伙交朋友，喝几杯酒，讲几个段子，他缺钱时你塞给他几个小钱，然后你为了他把自己都搭进去了。就像某个读《弗兰克·梅里维尔》的小学生。你没胆量，没脑子，没人脉，没智慧，于是你惺惺作态，指望人们会为你哭泣。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挤出一丝疲笑，“照我看来你一文不值。”

他从办公桌对面把身子凑过来，用手背拂一下我的脸，那动作漫不经心，充满轻蔑，但没伤害我的意思，而那丝笑容一直挂在他脸上。他见我对此毫无反应，便慢慢坐下，一只手肘支在办公桌上，用褐色手掌托着褐色的下巴。鸟儿般明亮的眼睛盯着我，其中除了光亮一无所有。

“知道我是谁了吧，便宜货？”

“你叫曼宁德兹。小弟们称你曼迪。你在日落大道一带活动。”

“是吗？我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

“我不想知道。你可能是在一家墨西哥妓院当皮条客起家的吧。”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只金烟盒，用金质打火机点燃一支棕色香烟。他吐出辛辣的烟雾，点点头。他把金烟盒放在桌上，用指尖抚摸盒身。

“我是个大恶棍，马洛。我赚了很多钱。我得赚很多钱来孝敬我必须孝敬的人，这样我又能赚很多钱来供养我必须供养的人。我在西部贝尔-艾尔富人区有一套价值九万元的住宅，装修的花费超过了购房钱。在东部我有个淡银色头发加一双碧眼的可爱妻子，有两个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有价值十五万元的宝石，价值七万五千元的裘皮和服饰。我有一个管家、两名女佣、一名厨子、一名司机，没算跟在我身后的那只猴儿。我走到哪里都是个宠儿。什么都用最好的：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最好的旅馆套房。我在佛罗里达有栋宅子，有一艘配了五名水手的海上游艇。我有一辆奔驰、两辆凯迪拉克、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还给儿子买了一辆MG。过两年我女儿也会有一辆。你有什么？”

“不多。”我说，“今年我有一幢房子可住——一人独享。”

“没女人？”

“只有我。除此以外，还有你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以及一千二百元银行存款，和几千元债券。这算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你接一单活最多挣过多少？”

“八百五。”

“老天啊，一个男人怎能如此便宜！”

“别再演了，说说你的来意。”

他掐灭抽了一半的香烟，立刻点上另一支。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朝我撇撇嘴。“我们是曾在一条散兵坑里吃喝的三个家伙。”他说，“天冷得像地狱，到处是雪。我们吃罐头食品。冷食。有几门大炮轰击，更多的是迫击炮的火力。我们冻得全身发青，我是说冻成了蓝色，兰迪·斯塔尔和我，还有这个特里·伦诺克斯。一发迫击炮弹扑通一声正好落在我们中间，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爆炸。那些德国佬花招很多。他们有一种变态的幽默感。有时候你以为这是一枚哑弹，三秒钟以后它就不是哑弹了。特里抱起它，兰迪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闪避，他就跳出了散兵坑。可他真是快啊，老兄，像个优秀的控球员。他扑倒在地，把炮弹甩开，它在空中炸了。大部分弹片飞过他的头顶，但有一块击中他的脸颊。正在这时，德国佬发起进攻，我们知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不在那儿了。”

曼宁德兹停止讲话，他的黑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

“你经得住嘲弄，马洛。你不赖啊。兰迪和我谈过这事，我们肯定特里·伦诺克斯身上发生的事情足以把任何人的脑子搞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死了，可他没死。德国佬抓了他。他们把他折腾了一年半左右。他们干得不赖，却把他伤得太重。我们花钱查出了真相。我们花钱找到了他。不过我们在战后的黑市赚了大钱。我们花费得起。特里救了我们的命，落得半边新脸、满头白发和严重的神经病。回到东部他染上了酒瘾，老被逮进去，可以说完蛋了。他有心事，可我们不明就里。我们知道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娶了这个富家女，一步登天。他跟太太离婚，又跌入低谷，再度娶她，现在她竟死了。兰迪和我没能为他做点什么。他不让我们帮他，只要了维加斯那份短暂的工作。当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时，他没来找我们，他却找了你这样的便宜货，一个警察可以摆布的家伙。所以接着他也死了，没跟我们说再见，没给我们机会报答他。我本来可以很快把他弄出国，比老千洗牌作弊还要快。他却哭着来找你。这让我不爽。一个便宜货，一个警察可以摆布的家伙！”

“警察可以摆布任何人。你叫我对此怎么办？”

“放手就行了。”曼宁德兹干脆地说。

“放手什么？”

“别想靠伦诺克斯案发财或出名。事情结束了，打包了。特里死了，我们不想别人再去打扰他。那伙计吃过的苦头太多了。”

“流氓也会多愁善感。”我说，“笑死我了。”

“嘴得把门，便宜货。嘴得把门。曼迪·曼宁德兹不和人斗嘴。他只给人下令。给自己另外找条财路吧。懂了没？”

他站起身。来访结束。他拿起手套。那是副雪白的猪皮制品。看上去好像他从没戴过。穿着考究型，曼宁德兹先生。可骨子里粗暴得很。

“我不想出风头，”我说，“也没人给我钱。他们干吗给我钱？目的何在？”

“别糊弄我，马洛。你在班房里待了三天，不会只因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拿了好处。我不会说是谁给的，可我心里有数。我想到的这个人还有更多的钱。伦诺克斯案结案了，不会重开调查，哪怕——”他猛然打住，用手套轻轻地拍打桌缘。

“哪怕特里并未杀妻。”我说。

他略显惊诧，那惊诧微薄得如同露水夫妻金戒指上的那层镀金。“我真想同意你这个看法，便宜货。不过这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这真有意义的话，那正是特里所希望的，但接下来也只会维持现状。”

我没开腔。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咧嘴一笑。

“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拉长声调说，“是条硬汉。任我走进这里，将他好好教训一通。一个花几分钱、几毛钱就能雇到的家伙，任何人都能摆布的家伙。没钱，没家，没前途，一无所有。改天见，便宜货。”

我绷紧下巴静坐着，盯着他放在办公桌一角的金烟盒的亮光。我感到又老又累。我慢慢起身，伸手去拿烟盒。

“你忘了这个。”我说着，绕过书桌。

“这玩意儿我有半打。”他嗤笑地说。

当我走到离他足够近的地方时，我把烟盒递过去。他的手懒懒地伸了过来。“给你半打这玩意儿怎么样？”我问话时，尽力击打他的腹部中央。

他闷哼着弯下腰。烟盒掉在地板上。他退后顶着墙壁，双手痉挛性地前后抽搐。他的呼吸竭力挤进肺部。他在流汗。极慢极慢地，靠着艰难的努力，他站直了，而我们又四目相对了。我伸出手，用一根指头划过他的颌骨。他静静地忍受着。最后他把一丝笑容挤到褐色的面孔上。

“没想到你这么有种。”他说。

“下回带把枪来——否则别叫我便宜货。”

“我有个手下是带枪的。”

“带他同行吧。你会用得着他。”

“你大发雷霆，是条硬汉，马洛。”

我用脚把金烟盒拨到一边，弯腰，捡起来，交给他。他接过去，揣进衣兜。

“我没法搞懂你，”我说，“你为什么舍得花时间上这儿来嘲弄我。然后就变得无趣了。所有硬汉都无趣。就像玩一副整沓全是A的纸牌。你有了一切，却又一无所有。你只是坐在那儿自我欣赏。难怪特里不向你求援。那会像跟妓女借钱。”

他用两根手指轻轻按压胃部。“你说这话我很遗憾，便宜货。你俏皮话讲得太多。”

他走到门口，拉开门。门外的保镖在对面墙边站直身子，转向这边。曼宁德兹朝他猛一甩头。保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打量我。

“把他瞧清楚了，奇克，” 曼宁德兹说，“确保有必要时认得出他来。这些日子你跟他也许有事要谈。”

“我已经看见他了，老大。”那个皮肤光滑黝黑、紧咬牙关的家伙，用他们都爱模仿的紧咬牙关的声音说，“他不敢惹我。”

“别让他打你的肚子，”曼宁德兹苦笑着说，“他的右勾拳不是逗乐的。”

保镖只是朝我冷笑。“他近不了我的身。”

“好吧，再见，便宜货。”曼宁德兹说着，向外走去。

“改天见。”保镖冷冷地说，“我叫奇克·阿戈斯蒂诺。我想你会了解我的。”

“像一张脏报纸，”我说，“提醒我别踩到你的脸。”

他下巴的肌肉鼓了鼓。接着他突然转身，跟随老板而去。

气动铰链门慢慢关上。我聆听着，但我没听见他们的脚步在走廊里远去。他们行走轻如猫咪。为了确定他们是否离去了，一分钟后我再次开门，向外张望。但走廊空空如也。

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花了点时间思考，为什么像曼宁德兹这样一个相当显要的流氓，竟会舍得花时间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警告我少管闲事，而就在几分钟前，我从休厄尔·恩迪克特那里得到了同样霸道但表达方式不同的警告。

我想不通有什么理由，于是我觉得我不妨把这事给做圆满了。我拿起听筒，打传呼电话到拉斯维加斯的淡水龟俱乐部，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先生。行不通。斯塔尔先生出城了，我要不要跟别人通话？不要。我甚至不是很想跟斯塔尔讲话。这只是心血来潮而已。他离得太远，打不着我。

此后三天无事。没人揍我或对我打枪，或打来电话警告我少管闲事。没人雇我去找走失的女儿、出轨的妻子、遗失的珍珠项链或失踪的遗嘱。我只是坐着面壁发呆。伦诺克斯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过一场敷衍了事的死因调查问讯，没把我传唤去。它是在一个古怪的时间里举行，没有事先预告，没有陪审团。法医自行裁决，称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姆·迪·乔治·伦诺克斯的死亡是由其丈夫泰伦斯·威廉·伦诺克斯蓄意谋杀所致，因其夫已在法医办公室司法范围外死亡，故由法医自行裁决。估计宣读了一份自白书以供记录。估计为了说服法医认同，那份自白书得到了核实。

遗体发回，以便安葬。它被航空北运，埋在家族墓园中。新闻界没有受邀。没人接受采访，尤其是哈伦·波特先生，他从不接受采访。拥有上亿身家的人过着奇特的生活，躲在由仆佣、保镖、秘书、律师和温顺管理层的屏蔽之中。估计他们也会吃饭、睡觉、理发、穿衣。可你永远没法确定。你读到或听到的有关他们的一切已被一帮公关人员加工处理过了，这帮人拿着高薪，替主子营造并维持一种适用的形象，有时简朴、干净而锋利，如同一根消过毒的针头。不求真实，但求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保持一致，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屈指可数的。

第三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来电者自称霍华德·斯潘塞。他是纽约一家出版社派到加利福尼亚的代表，在出一趟短差，他有个问题想跟我谈谈，问我可否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去丽兹·贝弗利饭店的酒吧跟他碰面？

我问他是哪一类的问题。

“有点儿微妙，”他说，“但完全合乎道德。当然，如果我们谈不拢，我打算为你的时间付费。”

“谢谢你，斯潘塞先生，那倒不必。是我认识的人向你推荐我吗？”

“有个人了解你——包括你最近与法律的小冲突，马洛先生。我可以说，那是使我对你感兴趣的事情。不过，我的事跟那个悲剧事件无关。它只是——我们还是边喝边聊，别在电话里谈了吧。”

“你确定要和坐过牢的人混在一起吗？”

他笑了。他的笑和他的声音都令人愉快。他讲话的风格，是纽约人还没学会说弗拉特布什口音以前常用的。

“依我看来，马洛先生，那件事本身就是举荐了。不，我要补充一点，我所指的，不是你说的坐牢那件事，而是指，怎么说呢，你似乎能够保持极度的沉默，哪怕处在压力之下。”

他讲话标点有点多，像一部厚小说。反正讲电话时如此。

“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天上午会去见你。”

他道过谢后，挂了电话。我纳闷是谁替我打了广告。我想可能是休厄尔·恩迪克特，便打电话过去跟他确认。可他出城已有一周了，还没回来。其实这不太重要。即便在我这一行里，偶尔也会有满意的客户。而我需要干活，因为我需要钱——或者说我自以为需要，直到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发现了夹着一张“麦迪逊肖像”五千元大钞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