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监区的三号牢房有两个床位,卧铺车样式,但监区没住满,三号牢房仅我一人。重犯监区待遇颇佳。你有两条毛毯,不脏也不干净,还有一床五厘米厚的床垫,铺在钢丝床板上。有抽水马桶、洗面盆、纸巾和含沙的灰色肥皂。牢房建筑内很干净,闻不到消毒水的气味。模范囚犯负责打扫。监狱里不愁没有模范囚犯。
看守们从头到脚打量你,眼神里充满智慧。只要你不是酒鬼、精神病人或举止像酒鬼、精神病人,你可以保留火柴和香烟。预审前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预审后你得穿劳动布的狱衣,没领带,没皮带,没鞋带。你坐在双层床上等待。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醉鬼监区就没这么舒服了。没有双层床,没有椅子,没有毛毯,一无所有。你躺在水泥地板上。你坐在马桶上,吐在自己大腿上。那是悲惨深渊。我见识了。
尽管还是大白天,天花板上的灯却亮着。在监区建筑的钢门内侧,有个钢条框罩挡在窥视窗外。电灯由钢门外控制。晚上九点熄灯。没人进门来,也没人说话。你也许在阅报看杂志,读到一个句子中间。没有“咔嚓”声或任何提醒——突然漆黑一团。在黑暗中待到夏日黎明,无事可干,能睡则睡,有烟就抽,有事可想就想,如果这不会使你觉得比完全不想更难熬的话。
人进了看守所是没有人格的。他是个小小的留置问题,报告中的几个条目。没人在乎谁爱他或恨他,他长得怎么样,他在人生中干过什么。只要他不闹事,谁也不会理他。没人欺负他。狱方只要求他安静地走向正确的牢房,到达后安静地待着。没什么可抗争的,没什么可生气的。看守们是文静的男子,既无敌意也无施虐欲。你在刊物上看到的那些内容,犯人们大喊大叫,敲打铁栏,拿汤匙在铁栏上划动,看守提着棍子冲进来之类,都是写的大狱。好的看守所是世上最安静的地方之一。晚上你可能会走过普通监区,隔着铁栏望进去,看到一团棕色毛毯,或一头毛发,或一双茫然的眼睛。你可能听见鼾声。你可能听见有人做噩梦,很长时间才有一次。看守所的人生是悬而未决的,无目标无意义。在另一间牢房你可能见到有人无法入睡,甚至不能试着去睡。他坐在双层床的床沿,什么都不干。他看着你,或没看你。你看着他,他一言不发,你一言不发。没什么好交谈的。
监禁建筑的角落里,也许另有一扇钢门通往展示间。那里有面墙是漆成黑色的钢丝网。后墙上有身高标尺。头顶有泛光灯。你通常会在早上走进去,赶在夜班队长下班之前。你背靠标尺站定,灯光照着你,钢丝网后面没有灯光。但网外有许多人:警察、侦探、公民。这些公民或曾被抢,或曾遇袭,或曾被骗,或曾被枪顶着被踢出自己的爱车,或曾被骗走一生积蓄。你看不见他们,听不见他们。你听见夜班队长说话。你得大声清晰地回答。他对你进行全方位测验,仿佛你是一只表演狗。他疲倦、多疑、称职。他是历史上一出上演最久戏码的舞台经理,但他对此已了无兴趣。
“很好,你,站直了。肚子缩进去。下巴缩进去。肩膀往后。头放平。直视前方。左转。右转。再面朝前方,手伸出来。手掌向上。手掌向下。卷起袖子。没有明显的疤痕。头发深棕色,有点白发。眼珠褐色。高一米八四,体重约八十六千克。名叫菲利普·马洛。职业:私家侦探。好,好,幸会,马洛。就这样了。下一个。”
“非常感谢,队长。多谢你的时间。你忘记叫我张嘴了。我有几颗牙镶得不错,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瓷牙冠。价值八十七元的瓷牙冠呢。你还忘了看看我的鼻腔,队长。好多疤痕组织在那里等着你瞧。鼻隔膜手术,那家伙是个屠夫!那会儿这手术要花两小时。听说现在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我打橄榄球时受伤的,队长,企图挡住落下的一球,却略有失算。我没顶住球,却挡住了那家伙的脚——在他踢球之后。罚十五码,相当于手术后第二天他们从我鼻子里扯出带血硬绷带的长度,一次扯出两厘米半。我不是吹牛,队长。我只是告诉你,细节很重要。”
第三天上午,一名看守打开了我的号子。
“你的律师来了。把烟头摁熄——别摁在地板上。”
我把烟头扔进马桶冲下去。他把我领进会议室。一名深色头发面色苍白的高个头男子站在那儿眺望窗外。桌上有个鼓鼓的棕色公文包。他转过身。他在等着房门关上。然后他在大概来自诺亚方舟的疤痕累累的橡木桌远端,靠近公文包坐下。诺亚买这张桌子时也是买的二手货。律师打开一只手工银烟盒放在他面前,打量着我。
“坐下,马洛。想抽根烟吗?我叫恩迪克特,休厄尔·恩迪克特。有人指派我来代表你,费用和花销不用你出。我猜你很想从这儿出去,对吗?”
我坐下,拿了一支烟。他把打火机伸到我嘴边。
“很高兴又见到你,恩迪克特先生。我们以前见过——你当地方检察官的时候。”
他点点头。“我记不得了,不过很有可能。”他微微一笑,“那个位置非我擅长。我想我身上虎劲不足。”
“谁派你来的?”
“我不便说。如果你接受我当你的律师,费用不用你出。”
“我猜这意味着他们逮到他了。”
他只是盯着我。我抽着烟。这是那种带滤嘴的香烟。它的味道像药棉滤过的浓雾。
“如果你是指伦诺克斯,”他说,“当然了,你指的就是他,那么不对,他们还没逮到他。”
“干吗弄得这么神秘,恩迪克特先生?谁派你来的?”
“我的委托人希望匿名。那是他的特权。你接受我吗?”
“我不知道。”我说,“既然他们还没抓到特里,那他们干吗关着我?没人问过我一句话,没人接近过我。”
他皱了下眉头,低头看着他那修长白皙的手指。“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亲自负责此案。他兴许是太忙吧,还没时间审你。可你有权要求传讯和预审。我可以依据人身保护令将你保释出去。你可能了解有关的法律规定。”
“我被设定为涉嫌谋杀。”
他不耐烦地耸耸肩,说:“那只是笼统而言。你可能被登记在转押至匹兹堡的名单上,或被设定一打控罪中的某一项。他们的意思可能是事后从犯吧。你把伦诺克斯送到了某处,对吗?”
我没答话。我把那支没烟味儿的香烟扔到地板上,踩了一脚。恩迪克特又耸耸肩,皱了下眉头。
“那么只是为了方便讨论,就假设你做了这件事。要把你列为从犯,他们得证明你有意图。此案中,是指明知已有罪行发生,并知道伦诺克斯是个逃犯。这在任何案子中都是可以保释的。当然你其实只是个重要证人。但在本州,若无法庭下令,是不能将重要证人关在狱中的。只有法官有权宣布某人是不是重要证人。但执法人员总能找到法子为所欲为。”
“是啊。”我说,“一个叫戴顿的侦探打了我。一个叫葛瑞戈里厄斯的凶案队队长向我泼了一杯咖啡,击打我的脖子,力道大得足以打破动脉。你瞧,现在还肿着呢。那时警察局长奥尔布莱特打来电话,不许他把我交给一群打手,他就朝我脸上吐口水。你说得太对啦,恩迪克特先生。执法人员总是能够为所欲为。”
他有几分刻意地看看手表。“你想不想被保释出狱?”
“多谢。我不想。被保释出狱的人,在公众心目中已是半个罪犯。如果他日后脱罪了,是因为他有个精明的律师。”
“真傻。”他不耐烦地说。
“嗯,是傻。我是傻子。否则我不会在这儿。如果你联络上了伦诺克斯,叫他别为我担心。我不是为他进来的。我是为自己进来的。没有怨言。这是交易的一部分。我干的是别人有了麻烦才找上门的行业。大麻烦,小麻烦,但总是人家不愿带去找警察的麻烦。要是随便哪个别着警徽的壮汉就能让我失魂落魄、勇气全失,以后还会有顾客上门吗?”
“我懂你的意思了。”他慢慢地说,“不过有件事我要纠正你。我没有联络上伦诺克斯。我几乎不知道这个人。我是法庭公职人员,所有律师都是。如果我知道伦诺克斯在哪里,我不能对地方检察官隐瞒这个信息。我所能做的,至多是同意先跟他会晤,然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把他交出去。”
“除了他没人会费心派你来这儿帮我。”
“你的意思是我是个骗子?”他低身把烟头在桌下揿灭。
“我记得你好像是弗吉尼亚人,恩迪克特先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对弗吉尼亚人有一种历史性的定见。我们认为弗吉尼亚人是南方骑士精神与南方荣耀之花。”
他笑了。“讲得真中听。但愿如此。可我们在浪费时间。如果你脑子好使,你会告诉警察你有一周没见到伦诺克斯了。不必是真话。起誓后你总有机会道出实情。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不许对警察说谎。这是他们料想之中的。对他们说谎,比起拒绝跟他们谈话,会令他们好受得多。拒绝谈话是直接挑战他们的权威。你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
我没答话。其实我无话可答。他站起身,伸手拿起帽子,一把关上烟盒,放进衣兜。
“你得演一场大戏。”他冷冷地说,“立足于自己的权利,大谈法律。一个人怎会如此天真呢,马洛?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懂得路数。法律不等于正义。这是一种很不完美的机制。如果你按对了钮,而且够走运,正义也许会在答案中出现。法律的目的从来只是建立一种机制。我猜你根本无意于接受帮助,那我就得走了。如果你改了主意,可以找我。”
“我会再坚持一两天。如果他们抓到了特里,他们不会在乎他是怎么逃走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把审判弄成他们需要的那场马戏。哈伦·波特先生的女儿被杀是全国各地新闻头条的素材。施普林格这种哗众取宠的家伙可以在这场演出中乘风坐上首席检察官的位置,再由此登上州长的宝座,再由此——”我不往下说了,让余下的话飘在空中。
恩迪克特慢慢露出嘲讽的微笑。“我认为你对哈伦·波特先生所知不多。”他说。
“如果他们抓不到伦诺克斯,他们不会想要知道他是怎么逃走的,恩迪克特先生。他们恨不得把这事整个忘掉。”
“你都盘算过了,对吗,马洛?”
“我有时间嘛。对于哈伦·波特先生,我只知道他应该拥有上亿身家,以及他有九到十家报社。宣传是怎么做的?”
“宣传?”他说此话的音调冷冰冰的。
“是呀,媒体没人来采访我。我指望趁机在报上弄出点声响,多揽些生意。私家侦探宁愿入狱,也不肯出卖朋友。”
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转过身来。“你让我觉得好笑,马洛。有些方面你很天真。不错,一亿美元可以买来大量的宣传效果。一亿美元,我的朋友,如果使用得当,也能买来一大堆沉默。”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接着一名看守进来,把我带回重犯监区的三号牢房。
“你有了恩迪克特,估计就不会跟我们一起待多久了。”他愉快地说着,把我锁进牢房。我说但愿被他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