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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学者喜将《史记》与《汉书》进行“马班异同”的比较，而且多持褒马贬班的态度。其实，《史》《汉》之间有可比之处，也有不可比之处；至少从前者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后者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的角度来讲，二者并列第一，各有所长，很难论定孰优孰劣！
所谓断代史，是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即记述一个朝代历史的史书。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等人编纂的这部《汉书》（又称《前汉书》）就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出自家学的断代史著作，其价值不容低估。
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记述历史，这一习惯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与司马迁创立《史记》（严格地说魏晋以前叫《太史公书》）的成功是分不开的。至少，司马迁的《史记》一经问世就涌现了大批的“粉丝”。又因为《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而且很快出现缺失，所以在西汉那些爱好《史记》的“粉丝”中有一位元帝、成帝之间的博士褚少孙已经开始续写《史记》了。从此以后续写《史记》者不断，如成帝时的扬雄及刘歆、阳城衡、史考山等。
后来班彪也起了续写《史记》的动念，他认为当时虽然有着各种对《史记》的续写，但多为鄙俗之作，缺乏继承太史公的文才，所以他要亲自续写《史记》。然而，到了他儿子班固的时候，开始那种续写《史记》后篇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最终写出了《汉书》。也就是说班彪的时候确实是希望写《史记》的续篇，但是班固则上自汉高祖下至前汉结束，将这二百三十年间的史事撰述为《汉书》。《汉书》虽说大体沿袭《史记》的体例，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与《史记》的通史体例相反，《汉书》是断代史。
《汉书》本是班彪、班固作为家学开始编纂的，这一点与《史记》作为司马谈、司马迁的家学创作而成书是同样的，这是古代学问世袭制时代的必然产物。虽说中途加入朝廷的干预，还有马续等人的帮助，但从撰述旨趣到主要执笔人来说，《汉书》无疑仍是一部家学的撰述。当然，《汉书》所记汉武帝以前的部分来自于《史记》，但那也是史家司马氏的家学作品。二十四史中唯有《史》、《汉》出自家学，正是周代至两汉的中国古代学问大多出自家学的具体写照。
无论如何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所以就像通常以司马迁为《史记》作者一样，人们提到《汉书》的作者时单称班固。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自幼聪敏。九岁能作文章，诵读诗赋，博通群籍。他二十三岁决心继承父业，在班彪生前所撰《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的基础之上编纂了《汉书》。然而，公元六十二年因有人诬告他“私作国史”而被捕入狱，书稿被查抄。后来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为其兄申辩。明帝由此阅读了书稿，十分欣赏班固的才能，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校勘宫中藏书，还让他继续撰写《汉书》。前后经过三十年左右，正当班固就要完成《汉书》之际，他又因为将军窦宪事件受到牵连，再度被捕并且死于狱中。班固去世后，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曹大家，家通“姑”）续成。班昭也因此成为二十四史作者中唯一的女性。
通行本《汉书》是唐代颜师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为有些卷又分为几卷，所以总计一百二十卷，即《本纪》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传》七十九卷。
《汉书》的体例是模仿《史记》而又有所发展的。《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汉书》则有帝纪、表、志、传。如果说《汉书》把《史记》的“书”改称为“志”，还只是名称更换的话，那么班固未像司马迁那样设立“世家”，而是将所有功勋世家一律列入人物“传”之中，则不能不说反映出东汉人的世卿世禄观念，较西汉人已经大为淡薄了。
《汉书》的创新很多，比如新设的《刑法志》不仅记述了汉代刑法，还概括了汉以前的刑法源流。他的这一笔法虽然遭到过后代史学评论家的非议，但是从今天的史学概念来看，这种追根溯源的叙事方法不妨说更具合理性。《汉书》将《史记》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合二为一，创立了《食货志》，将人口数量、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重要的国家经济数据按照“食”与“货”即今日我们说的农业与工商业分类的做法，为后来历代史家所认同并予以继承。班固还根据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图书分类法，创立《艺文志》并由此开辟了后代史书设立《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先声。此《志》的创造，无疑是中国所以能够一直保持世界图书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地理志》的创立也是使后代史书纷纷效法，并设立《地理志》、《郡县志》、《州郡志》、《地形志》的样板。
就《传》而言，《汉书》新设了《史记》所没有的《宗室传》、《皇后传》、《外戚传》；在《表》中增设了《古今人表》。《王莽传》的篇幅很长，是史书中记载新朝的唯一史料，其价值不可低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书》中增补了许多民族史和中亚、南亚史的内容。这反映出汉武帝之后中国人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眼光了。
《汉书》多载西汉皇帝诏文，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极有助于学者的研究。比如汉武帝对贤良的“下诏策问”的内容，如果没有《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我们将很难如此详细地了解汉武帝下诏求贤的具体情节和心情。
由于《汉书》与《史记》的继承关系，历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仅次于《史记》。比如唐代刘知几评论所谓纪传体时，就指出虽然这一体例始于《史记》，并成为后代正史的楷模，但是断代史却开始于班固，后代的史书大体都继承了班固的体例。与刘知几的称赞相反，南宋郑樵认为史书本应以通史为正常体例，他批评班固著断代史是不明《史记》本意，没有明白历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义（《通志·总序》）。
郑樵还对《汉书》的“表”予以了强烈的抨击，他认为“表”本来是作成“旁行邪上”形式，在其中按照时代、年代、国家、事件填入事实，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但是班固不通“旁行邪上”，像《古今人表》那样将人物划分等级的表格没有任何意义。刘知几也认为《汉书》既然是写汉一代之事，像《古今人表》那样从上古开始记载古今名人的方式是不合体例的。不过，清代章学诚却认为，的确此表从史书体例来讲并不得当，但是作为史料是有利用价值的（《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
清代方苞认为《汉书》中写得最好的是《霍光传》，将霍光侍奉武帝二十余年概括以为人谨慎的结论；而对其身为昭帝丞相的经历，仅概括为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寥寥数语，记述言简意赅。对霍光死后的宣帝时，霍氏一族虽蒙难而亡，却详细写出了其遇难的原因。他认为这样的记载详略适宜，相当出色。方苞还认为《王莽传》可谓班固用力最深者，其中对王莽阴谋篡位之始末的巧妙记述，可比司马迁的笔法。但认为班固对汉代朝廷制度、仪式一般是不予详述的，而《传》中却对王莽设立的官制、地名一一记载则实属不必。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从司马迁的通史一变为班固的断代史，其间史书的撰写方法亦为之一变；又加上后代都模仿班固模式，这妨碍了史家自身特点的发挥。在《史记》与《汉书》之间不长的时期内，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区分，于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了空前绝后的作品，而班固的《汉书》也为后代著史提供了典范。
本书由于仅仅是节选本，出于文字篇幅的限制，仅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章和段落，以期反映全书的梗概和旨趣。比如，《汉书》记载的武帝之前的部分主要是抄录《史记》的，为了避免重复，这里仅选译、注释了此后的内容。所以，如果是有心了解整部西汉历史的读者，建议最好将这套丛书的《史记》、《汉书》一并阅读，那样的话您一定不会失望的。
《本纪》节选了《武帝纪》，是因为作为秦汉帝国的代表人物的“秦皇汉武”之一的汉武帝，他在位五十四年（前一四一至前八十七），占西汉二百余年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汉帝国领土、制度、文化、思想得以稳定的主要时期，有着承上启下意义的关键年代，是全书的主干。
在《汉书》诸表中，本书为什么选择了《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三表的“序”呢？大家都知道，西汉与秦朝最大的不同，在于部分恢复了诸侯分封制，即以“郡国制”取代了秦的“郡县制”。而当时的诸侯、封国又不外以名臣将相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刘氏皇族的同姓诸侯王以及王子三类。班固对于这三类“王”与“侯”的概述又集中体现在三表的“序”中，读者仅用短暂的时间，就能领略到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时代特点。
《地理志》是本书所节选的唯一一篇《志》。其中记载了汉帝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沿革、郡国户口、山川河流，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上述“郡国制”存在的空间范围，以及各地风土人情的丰富多彩。《志》中以星空的分野划定地理区划的传统方法，一方面准确地反映了两千年前我们祖先天文、地理知识的丰富，一方面对现代人的环境意识也不乏借鉴的意义。
纪传体中的“传”都是围绕“纪”展开的，读者从《武帝纪》中领会了汉朝盛世的历史大纲之后，肯定希望对当时为汉朝做出贡献的名臣武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苏武传》描述苏武身陷异国囹圄十九年，持节不屈、不辱使命的悲壮经历。《董仲舒传》详细记载了汉武帝为建设新型帝国求贤若渴，董仲舒三上对策为日后文人治政开辟新途的历史情节。通过《张骞传》的内容，读者可以了解古人跋涉千山万水，开拓丝绸之路的艰辛壮举。《朱买臣传》通过一个实例告诉读者：当时只要努力，读书——入仕——致富的路径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主父偃传》、《东方朔传》、《霍光传》三篇从不同的侧面，记载了武帝身边汇集了各种各色官僚的生动场景。
汉武帝过度消耗国力之后，汉帝国进入了西汉后期。汉昭帝、宣帝时期（前八十七至前四十八）是一个恢复稳定发展的阶段，即所谓的“昭宣中兴”时代。《赵广汉传》通过一名以“廉洁”出名努力爬至高位，最终被处以“腰斩”之京官自我经营的一生，记述了当时一幕亦廉洁、亦肮脏的官场现形记。此文想必现代人看后也会多有感触。《张禹传》讲述了张禹这位西汉后期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从他身上读者定会领悟出当时社会上所流传“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谚语所表达的意义。
所谓《列传》就是将几个有相同性格的人物列为一组，借以凸现一个时代的某种时代风格。《循吏传》、《游侠传》、《佞幸传》虽说都是对《史记》同类传的模仿之作，但其中补进的汉武帝中期以后的那些人物，使我们得以对西汉各类官场、民间人物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比如，从《龚遂传》中渤海郡太守号召人民卖刀剑、买牛羊，发展农业，全郡大治的事迹，读者可以明白，任何时代的官僚中虽然会有腐败分子的出现，也不乏优秀的地方官。从《原涉传》中西汉末豪侠原涉的事迹，读者可以看到汉代活跃于地方的英雄豪侠们的那些行侠仗义的侠士风范。从《董贤传》中汉哀帝与佞臣美少年董贤之间离奇的君臣关系，任何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哀叹：国家掌握在如此愚君、佞臣手中，不灭亡才怪！
西汉末年，权臣王莽以不流血的“摄政”方式取代了刘氏政权，我相信任何一个不以姓氏论正统的现代人，都会对《王莽传》中的记载给出自己的看法。这不但是《汉书》中最长的《传》，而且采用了编年体例，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篇《纪》。事实上，后世欲了解王莽新朝的历史，全凭此篇文字。可见，这一篇记载的重要价值。
如上所述，《汉书》自成书之时起就有人感到阅读艰难。为此，从东汉末至唐以前为《汉书》做注的就有二三十家。唐初颜师古的注能够广揽兼收、纠谬补缺，可谓历代注释《汉书》的佼佼者。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则更是对前人各注的集大成之作。若希望深度阅读《汉书》的话，这两部注解是极好的本子。现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代表作，例如杨树达《汉书窥管》从文献学的角度多有定缪订正之处；陈直《汉书新证》则是利用汉简、铜器、漆器、陶器、封泥、汉印、货币、石刻数据考订、印证《汉书》的力作。
本书采用了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汉书》，这个版本以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较好的版本，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一个便于阅读的本子。
《汉书》从来被认为是史书中难读的一部，作者喜欢用古字、难字的风格为阅读者平增了很多不便。就连东汉时期的学者也“多未能通者”（《后汉书·班昭传》）。所以，历代学者在注释《汉书》的字义、读音方面，没少下工夫。作为现代读者的我们，读此书时就更是离不开注释的“拐杖”了。但是，由于其结构模仿《史记》，即对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忠实地予以了继承，所以从全书构架上《汉书》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对这一点，读者只要抓住《帝纪》十二卷之“经”，《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为“纬”的特点，稍稍参考注解和译文阅读的话，其实并不很难，甚至多有引人入胜之处。正如范晔所论：“（班）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毕竟不像司马迁是当代人记载当代史，所以有时会出现考证不严谨，甚至以后代之事窜入前代的情况。比如，西汉时期的标准容器或容量单位是“桶”和“石”而不是“斛”。“斛”作为容器或容量单位，本是王莽改制时的复古之举，在西汉时期并未作为标准“量”使用。但是《汉书》作者却将西汉的“桶”和“石”一律写为“斛”，其影响至今仍残留不去。又如，秦宪公本秦文公之孙，而《汉书·古今人表》误为文公子，疏于考证。另外，《汉书·楚元王传》中载“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说秦始皇陵的棺椁被牧羊童烧毁的说法虽然现在尚不能肯定一定有误，但根据目前考古学者对秦始皇陵的勘查来看，还是存疑为妥。
若以《汉书》的《序传》与司马迁《史记》的《自序》相比，是有不合体例之处。比如像他把自己的作品《幽通赋》、《答宾戏》这些与著述《汉书》毫无关系的辞赋写入了《序传》，相反对其父班彪以来作为家学的史学主张则没有予以充分表示。因此，从今日的立场来看，《后汉书·班彪传》的记载比班固的《序传》其实更能反映《汉书》的著述主旨。班固的《序传》在这一点来说，仅仅是一种装饰，没有充分地表达自己著作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