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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作为中国诗歌两大源头之一，与《诗经》齐名。《楚辞》产生的年代晚于《诗经》，是先秦南方文学的代表，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精神。东周以降，楚国长期吸收北方中原的文化，并将之结合本土文化，到战国时代乃逐渐摆脱蛮夷之邦的形象。《楚辞》，就是两种文化成功结合后的产物。
不同于《诗经》的写实主义，《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由楚地广袤富饶的山川、豪迈热情的民风和神秘绚丽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精彩绝艳的辞章、朗丽哀志的情调、细腻高超的艺术技巧、琳琅满目的神话素材，令人爱不释手。《楚辞》不仅是汉赋的直系祖先，其辞采和精神更滋养了后世众多的作家。从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到龚自珍，他们的创作无一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民国以后，虽然包括楚辞在内的旧体诗歌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但现代作家如闻一多、郭沫若诸人，依然深受《楚辞》哺育，而楚辞学也成为了“五四”以来的一门显学。
屈原（约公元前三四三年至公元前二七七年）是《楚辞》的主要作者，作为秦楚争霸及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传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为仕途失意时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斯土斯民的热爱、古圣先贤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坚守正义、保持激情、拥抱理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不以时代之更移而转变的。其次，进入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在中原地区，散文逐渐取代诗歌的地位。博学多才的屈原纵然与诸子同期，却以诗歌创作闻名于世。他不仅对楚辞这种文体起了奠定的作用，更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从容辞令。如果说孟、庄、荀、韩的学派皆以义理为依归，屈原的流派则以辞章为核心，难怪历来都有人将屈原列为诸子之一。屈原的楚辞创作，除有发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诗人，却以大量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可说以诗歌为寄托、为志业、为生命。因此，屈原有“诗人之祖”的美誉，衣被百代，晖丽千秋。
楚辞，就是楚人创作的诗歌。这种体裁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相对于《诗经》较晚。楚国君臣多娴于辞令，他们对诗歌亦非常注重修辞技巧。因此，这种修辞华美的楚国诗歌就被称为“辞”或“楚辞”。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时候楚辞甚至专指屈原的作品。
作为文体的名称，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朱买臣、庄助皆西汉武帝时人。到了成帝即位，刘向奉旨校书，汇集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编为十六卷，名曰《楚辞》。自此以后，楚辞成了专书之名。东汉后期，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著成《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对后世影响深远。
楚辞作品独有的地方特色，一直为人们所注意，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诵读的方法。《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
所谓赋乃合骚体而言之。骚、赋共同的诵读方法，就是纯粹的朗读，不必配上音乐旋律来唱诵。而楚辞诵读的声调也富于特色，西汉被公、朱买臣等皆是能以楚声来诵读楚辞者。除了声调外，楚辞还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学者黄伯思便做过一番归纳：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黄氏之言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他认为，楚辞作品在形式方面采用了楚地方言词汇（楚语）和音韵（楚声），内容方面记录了楚地的地理环境（楚地）和土特产（楚物）。黄伯思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尚可斟酌补充。先秦时代的楚声早已不传，如何根据楚辞文本来感受楚声的悲壮顿挫？更何况楚语、楚地、楚物，并不一定只在楚辞作品中才会出现。比如说楚辞的“兮”字，每在《诗经》和赋中出现。而赋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辞。因此，楚辞必然还有一些判然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的文化背景。楚文化与北方的诸夏文化颇有差异，楚人信巫觋、重淫祠，虽君主亦不例外。据桓谭《新论·言体论》的记载：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神，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已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吴军压境的关头，楚灵王却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尽管灵王的祭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历代楚王对于鬼神之事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退。《汉书·郊祀志》指出，屈原时代的楚怀王同样采用过这种方式，冀图退却秦军：
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所谓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国巫风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斓陆离、恢诡奇绝、充满神话色彩的楚辞作品，就是这种文化风俗影响下的产物。《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章中关于宗教活动的记载，往往可见。
其次，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对于楚辞风格的塑造，也是一个关键。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谗害而被疏远、放逐，眼见君昏国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创作了《离骚》等一系列的作品来讽谏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说：
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伤感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
吴讷虽然将辞、骚并列，但“伤感事物”是概言辞体，“幽忧愤悱”是专论屈作，因此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归在辞这一类，毋庸置疑。整体而言，吴讷认为辞这种文体表达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进而言之，楚辞（以及其所渊源的楚歌）所表达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项羽《垓下歌》：“骓不逝兮可奈何？”刘邦《鸿鹄歌》：“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还有《越人歌》的无奈是不为鄂君所知，《离骚》的无奈是怀王不能任贤，《大风歌》的无奈是猛士难求……这种无可奈何之感，是人类面对不如人意的世事却又无能为力时所滋生的悲剧情愫。
《史记·屈原列传》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司马迁在此处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虽在辞令上祖述屈原，但他们的作品就文体而言已由辞发展为赋。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从宋玉现有的作品来看，除了收入《楚辞》的《九辨》为辞体外，其余《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皆是赋体，可见宋玉的创作兴趣逐渐从辞趋向于赋。吴讷指出赋的特色在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可见辞强调感伤的情调，赋偏重铺的手法。而明代胡应麟《诗薮》则说：
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
这段文字显示，要辨别文体的异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调。试想屈原行吟泽畔时，心烦虑乱，情思恍惚。故发而为辞，文义或许层次繁复，但伤事感物、幽忧愤悱的情调则一以贯之。至于宋玉等人身为文学侍从，作品虽也带有讽谏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为了娱乐楚王。如《高唐赋》对楚地山川的铺叙、《神女赋》对神女意态的形容，皆脉络分明，以极尽描摹为能事，而章法、情调却与《离骚》大相径庭。赋是从辞发展而来的，在两汉蔚为大宗。由于楚辞哀怨的情调与西汉盛世的时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变为藻饰承平的赋。与赋以及后世其他文体相比，楚辞体过早的转化与衰落，回过头来又烙上屈原的印记。一种文体的塑造取决于单一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古代学者认为《诗经》是《楚辞》的直系祖先，如东汉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
宋代朱熹也将《楚辞》称为“变风变雅之末流”。
现、当代的学者大多肯定《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传承关系，但也认为楚辞体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头之一。《吕氏春秋·音初》记载：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从“丂”得声，古代大约念成“呵”音。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叹词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涂山氏等待丈夫归来的那种焦灼、烦乱而又带期盼的心境表露无遗。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南方歌谣（南音）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抒情、感叹，这种特色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继承。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汉广》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内容描述的江汉一带，正在楚国境内。此篇纵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叹的声韵、幽婉的情调，却很接近楚辞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诗歌，也时时可见带有“兮”字的句式。如《郑风·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与《楚辞》中《橘颂》的句式几乎一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至于句式不尽相同而一样运用“兮”字的，为数更多，兹不赘。
从现有的数据看来，楚康王时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较成熟的楚歌产生了。西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为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掌橹的越女以越语（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请人翻译成楚语，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越人歌》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译诗，产生时代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兴，带出不为鄂君所知的忧愁。其结构与情调，与《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诗被誉为“同一婉至”。
由于《越人歌》原文的汉字记音尚保留于《说苑》，引发后代许多学者重新译解其越语原文。汉字记音的最后五字“渗惿随河湖”被解读为“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对应“山有木”两句；然尚嫌质朴，并无楚译本的比兴之义。可见《越人歌》在转译的过程中，必然经过了文学加工。而这位楚译者的造诣，也展现了当时楚国的文学水平。
游国恩指出，楚辞所以独立于《诗经》之外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全在它运用所谓“骚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
由于楚辞的风格以抒情为主，在句式上富于感叹，是很自然的。据明代张之象《楚范》的统计，《楚辞》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种，从“一兮一”式（坱兮轧）、“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应有尽有。
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与“兮”字近似。若论屈原作品中带“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九歌型”，如《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以及《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于句子的中间，形式多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这种句式主要见于《九歌》诸篇，亦偶见于《九章》。
第二种是“离骚型”。若以两句为一个单位，“兮”字一般出现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这种句式主要见于《离骚》、《九章》（《橘颂》除外）、《远游》、《招魂》小引、《九辩》等篇章。很明显，“离骚型”是由“九歌型”发展而来的，故张之象《楚范》仍以“离骚型”的两句为一句。此外，还有一种句型略短的变体，如《渔父》中的《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以及《招魂》乱词：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这种句式更接近四言体，似乎恰是第三种“橘颂型”的倒置形式。《橘颂》云：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除《橘颂》外，在《九章》的乱词中也常常看到这种句式，如《怀沙》乱词云：
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二《招》的招辞部分虽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
这种句式与《诗经·郑风·野有蔓草》第一章几乎完全相同，可见《诗经》与《楚辞》之间的联系。至于《楚辞》的其他作品，如《天问》以四言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渔父》的散文性颇强。这些篇章的句式虽然不是典型，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到《楚辞》在体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
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古帝颛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尝命其子重黎绝断了天地之间的通道，曾造《承云》之乐，死后还化为“鱼妇”。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传他兽面人身，乘坐两龙，能够光融天下。楚人的这些先祖，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与上古宗教巫术的关系密切。周成王时，楚人的领袖熊绎受封为子爵，带领人民在南方筚路蓝缕、开发山林。从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扩，成为南方大国。由于楚国与周天子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又僻处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国家视为蛮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国保存了许多上古、夏、商时代的宗教巫术文化。屈原是楚国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职，熟悉这些宗教活动。因此，他的作品朗丽绮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铺陈，又富于联想，这与楚国巫风的熏浸是分不开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出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国，宗法观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国家民族意识中，还遗留很多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会的观念来看问题。如屈原对于伍子胥的态度，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但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其实，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时，考虑过前往他国追求理想：
“思九州岛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纵然如此，他至死都没有背弃自己所眷恋的楚国。战国时期，与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国谋职的人并不罕见。如商鞅是卫国公子，韩非是韩国公子，却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对楚国独有的文化缺乏认识，的确会觉得屈原不愿去国的决定在当时是个异数。然而，了解屈原这种置国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识后，我们会发现：他留在楚国、以身殉国是必然之事。
抑有进者，楚国在文化上虽然视周为落后，却能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故此，楚国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备了广博的襟怀。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礼仪、历史掌故。如在《天问》篇中，屈原历数唐、虞、夏、商、周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过楚国史事，可见他不仅了解，而且认同中原的历史文化。这正是楚国文化开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气象的体现。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与楚王同宗。屈原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颛顼的后裔季连相传为楚人的始祖。季连之后鬻熊，曾经服侍周文王。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为氏。现存有关屈原生平的材料，除了屈原作品本身之外，比较可信的只有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两处。我们依据这些材料，参酌历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可勾勒出屈原生平的概况。
屈原大约出生于楚宣王（前三六九至前三四〇在位）时代的一个寅年寅月寅日，去世于顷襄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时期，而主要活动时期则在怀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朝。他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故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早年深受怀王信任，官至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令尹相当于北方诸国的宰相之职）。他辅佐怀王改革内政，主张联齐抗秦，力求楚国在七雄间取得领导地位。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招致同列上官大夫的忌妒，他的改革内容也引起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怀王使屈原拟定宪令，上官大夫看到草稿后意欲夺去，遭到屈原拒绝，于是向怀王进谗。一怒之下，怀王疏远了屈原，屈原于是来到了汉北。其后，屈原转任三闾大夫之职，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即位之初，颇思变法图强，曾经担任“合纵长”，联合魏、赵、韩、燕攻秦。为了除去楚国的威胁，秦惠王于怀王十五年（前三〇四）命张仪至楚，买通佞臣靳尚等人，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怀王中计，屈原被逐出郢都，来到汉北。张仪趁机诱骗怀王与齐国断交，并允诺割商于之地六百里作为报酬。等到楚、齐绝交后，张仪却反口说当初允诺的只有六里。怀王受骗后大怒，先后两度举发兵攻秦（史称丹阳、蓝田之战），却皆败北，还丧失了汉中之地。这时，怀王想起了屈原，令他出使齐国寻求援助，但屈原的努力似乎没有结果。不久，亲秦派势力再次抬头。怀王二十四年（前二九五），秦楚盟于黄棘，约为婚姻，怀王还一度遣太子入质秦国。怀王三十年（前二八九），秦昭王约怀王于武关相会。屈原极力劝阻，而公子兰等人却不愿绝秦之欢，力主怀王入秦。怀王最终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秦国。
怀王入秦后，长子顷襄王接位，以公子兰为令尹。顷襄王七年，与秦结为婚姻，以求苟安。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沿长江、夏水向东南走，经过洞庭湖和夏浦，到达陵阳（在今安徽境内）。顷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迁都至陈。这时，屈原心系故都，又循原路西还，经鄂渚，穿洞庭，入沅江，来到了辰阳、溆浦一带。次年，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屈原悲愤莫名，遂自沉于汨罗江。相传屈原自尽的日子为农历五月初五，后来人们在这一天包粽子、赛龙舟，就是为了纪念屈原。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自由发达的时代，诸子百家，竞起争鸣。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融入自己的诗篇。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与《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与《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与《诗经·商颂·玄鸟》“禹敷下土方”，内容文字都两两相近。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综而观之，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说，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与儒家经典如《孟子》、《荀子》等颇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实，也证明他不像商鞅、吴起等法家中人拥有高明的干君之术。至于《渔父》一篇，更说明屈原的思想与道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詹安泰说得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种思想都可能起相互关联的作用。”
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然而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
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
“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儒家主张“君为臣纲”，认为一位国君的道德操守应该是臣下效法的榜样。国君只有学习尧、舜、文、武这样的有德先王，施政才会有成效。屈原继承了儒家这种思想，他的作品对于先王的称扬，重点就在于他们的德行：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王逸说：“耿，光也。介，大也。”
又云：“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也。”
光明正大、畏天敬贤，就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而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宪章祖述的圣王外，还有齐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体而言，屈原政治抱负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举例来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来，禅让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时代存在过，而尧舜禹的传说却无疑经过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战国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们逐渐怀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云：“尧不慈，舜不孝。”
《竹书纪年》则谓尧晚年德衰而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
对于这些意见，屈原持反对的态度：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尧、舜圣贤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换言之，法家权谋是因时制宜、作为儒家德政之补充的一种举措。
春秋以来，随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宁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
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复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
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记·屈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是“二十五篇”，但却未有详言这二十五篇的篇目。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为宋玉所作，《大招》则谓：“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为宋玉所作，又将《大招》的著作权归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数。自此以后，明清两代对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认知，每有争议。如周用认为《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各自应合成一篇，而焦竑认为《九辩》为屈原所作，陈深、黄文焕、林云铭认为二“招”皆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则有人怀疑《九章》中《橘颂》、《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乃后人伪造。不过，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屈原手笔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大招》。至于《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则争议较大。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而同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之属”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之属”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杂赋之属”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由于汉人辞、赋名称混用，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辞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录的篇章看来，今日仍有作品流传的楚辞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九位。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仅涉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四家。
黄伯思《校订楚词序》以诗歌作品但凡“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即可归入楚辞类。换言之，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皆可纳入楚辞文本、屈原生平二端，传统楚辞学也以这二端为核心。近人姜亮夫指出，今天的楚辞研究，已经发展成一门综合多学科研究内容的专门学问。对于楚辞，除了在文学方面的研究外，很多学者还对它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诠释文义发展出来的有专门研究楚辞的语音、方言、词汇，进而到研究它的虚词使用、文法结构、修辞形式等有关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从屈原作品引用到大量香花、草木、虫鱼、鸟兽及所涉及的文物、礼制形成的屈作文物博物的专门研究，在很古以前就有了专门的著作。
屈作的神话、屈作与三楚文化、地理、天文，历代都有专论。屈原的思想、艺术手法、艺术的发展、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在当代就有更多的研究了。
总结姜氏及其他现代学者的意见，楚辞学的内容可以归为以下几方面：（一）楚辞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二）楚辞作品的诠释与研究；（三）楚辞体（或称骚体）文学发展状况的研究；（四）楚辞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五）楚辞研究史的研究。自古至今，楚辞学都堪称“显学”，历代楚辞学著作的数量非常庞大，当代之新注更如雨后春笋。不过，无论屈骚的研究者或欣赏者，都应参考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三种著作，兹逐一简介之。
（一）汉·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
汉代楚辞学著作，首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刘向除编订《楚辞》外，又有《天问解》。其后扬雄亦有《天问解》，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马融有《楚辞注》。然而，这些著作今日悉已亡佚。现存最早而最完整的楚辞学著作，实惟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王逸根据刘向所编《楚辞》十六卷，加上己作《九思》一篇，合为十七卷。汉人章句之学，本供讲说与读本之需，既为专家之学，亦寓普及之义。《楚辞章句》既兼备众说之体，又要括不繁。书中所录每一篇都有序文，说明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并解释题意。然后从训诂、校勘、释义、评文等方面，对战国以迄东汉的楚辞相关资料，全面检讨。由于王逸的原籍──南郡宜城乃故楚之地，他不仅了解楚地方言和与故楚相关的传闻，对屈骚也抱有极大的崇敬之情。因此，《楚辞章句》除保存、酌采旧说外，一家之言也每每可见，对后世影响深远。由于汉代经学盛行，王逸又是儒者，故往往用汉儒解经之法来诠释《楚辞》。就王逸而言，如此方式无疑是为了表达对屈骚的推崇；但屈原终究不是纯儒，王逸之说难免扞格难通。这是《楚辞章句》的瑕疵。
（二）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十七卷
洪兴祖（一〇九〇至一一五五），字庆善，丹阳人。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真、饶知州，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博学好古，尚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韩文公年谱》、《楚辞补注》、《楚辞考异》等。《宋史》有传。《楚辞补注》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补缺纠误，广征成说，总结了历代楚辞研究的成果。又尝搜集近二十种《楚辞》本子，精加校雠，作《楚辞考异》。然今流行本中，《考异》已散入《补注》之中，不复单出。洪兴祖非常理解、强调屈原的怨愤之情，说：“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可见《补注》内容虽以训诂校雠为主，但洪氏的著作动机却与南宋初年的政治环境关系甚大。
（三）宋·朱熹《楚辞集注》八卷（附《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朱熹（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字符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人。曾任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秘阁修撰等。仕途坎坷，曾被权相韩侂胄诬为“伪学”。朱熹为著名理学家，著述讲学四十余年，发展二程之说，创立程朱学派，更在元、明、清三代被奉为儒学正宗。传世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四书章句集注》、《论孟精义》、《四书或问》、《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等。朱熹注《骚》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对朝政混乱的孤愤，另一方面则是欲将屈骚纳入儒学之轨。《楚辞集注》八卷，厘定屈作二十五篇的篇目，题为“离骚”，计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以下，去《九怀》、《九叹》、《九思》而补入贾谊《吊屈原赋》、《鸟赋》，共十六篇为“续离骚”，计卷六《九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辩证》二卷，多为考证历史和语言的小材料，所论精详。《后语》六卷，乃据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增删而成，收录了荀子至吕大临的辞赋共五十二篇。《后语》仅前十七篇有注，尚未完成。朱熹既是注重义理阐发的理学家，又是著名的诗人。他注《骚》时在文字训释方面多参考洪兴祖之说，于微言奥意颇有独见，且尝试以赋、比、兴的写作手法来分析楚辞作品。元代中叶以后，朱学独尊，《楚辞集注》在明、清两代遂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巨的楚辞学著作。
《楚辞》的文字较为古雅，作品长度一般也超过绝句的篇幅。因此，今天一般大众对《楚辞》的爱好似乎不及唐诗、宋词，遑论将其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然而，《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对理想之追求的执着；“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晕染出淡雅素净的秋色影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深得男女恋情三昧；“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如工笔画出的仕女图，如是这般令人目不暇给。
其次，《楚辞》文本涉及的面向更是跨学科的。举例而言，《天问》所记载殷商的重要先祖王恒，完全不见于《竹书纪年》、《史记》等书记载，却能与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证。又如《湘君》、《湘夫人》二篇，可以让我们了解虞舜二妃传说在荆楚大地的演变情况。复如《招魂》以传统宗教仪轨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体现出作者对怀王客死异乡的痛悼和国家前途的忧思……可以说，无论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楚辞》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屈原的人格与思想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如抗战正酣之际，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讲述屈原一生的故事，借古讽今，激励全民的抗日意志。又如一九七二年，香港著名演员鲍方针对大陆市场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屈原》，大受欢迎，不仅为大陆上荒芜已久的影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更将以《楚辞》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向内地观众引介（至今大陆上不少屈原的雕像、画像皆以鲍方的形象为蓝本，可见其影响）。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一向为人津津乐道。诚如净空法师所论：“‘君臣有义’，君是领导者，臣是被领导者，君臣之道也是自然的，君仁臣忠也是德。现在的社会，‘君’不一定指帝王，是指老板跟员工、长官跟部属的关系，老板、长官是君，员工、部属是臣。君仁，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要慈爱；臣忠，就是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要忠诚。现代社会君臣关系虽有，但精神已丧失了。”而屈原的忠君思想，自然可以给我们一番启示。东汉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屈原“显暴君恶”，即是说屈原因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处，不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实际上，班固的批评正好说明，屈原的忠君并非愚忠。所谓“怨灵修之浩荡”、“惜壅君之不识”，足见他对楚王忠之深而责之切，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而另一方面，面对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谗佞的迫害，他没有分毫的妥协。在那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合理途径来表达政见、抵制误国之徒的时代，他选择以死进谏。司马迁说：“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屈原重于泰山的死，对于当今的社会风气，不论委曲求全或动辄轻生，未尝没有拨乱反正的效能。
比来香港中华书局筹划《新视野中华经典文库》，本套丛书编列《楚辞》一种，对屈骚的推广弘扬功不可没。笔者有幸负责《楚辞》的注释，亦尽量配合系列的旨趣，务求导读、注释、赏析与点评的平易浅白，并使读者得以推求诗人文心，获得审美愉悦。兹就本书编撰的方式略做说明：
（1）屈原名下之作品一概收入，宋玉以下有所取舍。
（2）作品异文择善而从，不复标出。
（3）文字考订过程若过于冗长，则仅举其结论。
（4）为方便阅读，前修时贤之成说于必要时方为注出，非敢掠美。笔者管窥之见，亦不一一。
笔者学殖荒疏，又复限于时间，本书纰缪定然所在多有。若蒙方家指正，不胜感激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