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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在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许多大家庭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尖锐的矛盾和争吵也很难彻底断绝彼此的联系。而我父亲恰恰相反，他完全独立地生活在这座城市，就好像没有任何近亲，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因此我只和外公外婆还有一个舅舅有来往。母亲那边的亲戚一直对我很好，会送我很多礼物，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但外公外婆去世了，舅舅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一切就变了。外公先走了，后来是外婆，他们的突然离世让我很不安，我母亲哭得很伤心，像一个受伤的小女孩。而我父亲那边的亲戚，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们出现的场合屈指可数，要么是婚礼，要么是葬礼，总是表面上的接触。我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向爷爷问好，亲亲你的姑姑，这让我很不自在。对于这些亲戚，我一直都没什么兴趣，另一个原因是，在那些聚会结束后，我父母的心情通常很不好。他们会很快把这事儿忘掉，基本不会再提起，就好像只是尽义务，参加了一场很没意义的聚会。
如果说母亲那边的亲戚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那地方还拥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博物馆，他们是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外公外婆；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就住在一个没名字、不确定的空间里。我只确定一点：如果要去拜访他们，就要不断往下走，走到最下面，一直到那不勒斯的最底部，而且旅途特别漫长，以至于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有很长时间，我真以为是这样。我们家住在那不勒斯最高处，不论去哪里都得往下走。我父母只愿意下到沃美罗区，最多下到博物馆那里，也就是外公外婆家。他们的朋友大多住在苏阿雷兹大街、艺术家广场、卢卡·乔尔达诺街、斯卡尔拉蒂街和奇马罗萨街这些地方。这些街道我都很熟悉，因为我也有很多同学住在那里。更何况，这些街道都通向浮罗里迪阿娜公园，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自我出生起，我母亲就爱把我带到那儿去透气、晒太阳，我和童年的两个好朋友——安吉拉和伊达在那儿度过了很多好时光，玩得很开心。经过这草木葱郁、花团锦簇、人们举止优雅、欢声笑语、能看见大海的地方，我们才真正开始下坡，我父母很讨厌去下城。因为工作或购物，尤其是我父亲要做研究，与人见面，开研讨会，他们每天都得下山，大多时候乘坐缆车，坐到齐亚雅、托雷多，然后又转乘到平民广场、国家图书馆、阿尔巴城门、温达耶里大道，最远会到查理三世广场，那是我母亲教书的地方。其实这些地名我也很熟悉，我经常听父母说起。但他们不经常带我出去，所以那些地方并没有让我得到什么乐趣。沃美罗以外的地方，我就没那么熟悉了，越往平地走，我就越觉得陌生。因此我父亲的亲戚居住的地方，对我而言自然是很荒芜、有待探索的地方。在我眼里，这些地方不仅没有名字，也很难抵达。每次要去那些地方时，我父母一改通常活力四射、兴致勃勃的样子，他们会看起来很疲惫、分外焦灼。虽然那时我还小，但那种紧张感，他们之间的谈话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安德烈！”我母亲发出微弱的呼喊，“快穿衣服，我们得走了。”
但我父亲岿然不动，还在继续读书，用铅笔在书上勾勾画画，记笔记。
“安德烈，我们要迟到了，大家会不高兴的。”
“你收拾好啦？”
“我好了。”
“女儿呢？”
“也收拾好了。”
这时我父亲才放下书本，笔记本摊开放在写字台上，他穿上一件干净衬衫，套上外套。但他沉默不语，绷着脸，仿佛在心里默念为那场无法逃避的聚会准备的台词。而我母亲呢，其实她压根儿没准备好，她一个劲儿检查我们一家人的仪表，好像只有穿上得体的衣服，才能保证我们一家三口安然无恙回家。总之，每到这种场合，他们很明显会小心提防那个地方和那些人。为了不让我受到影响，他们从没对我说过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一种反常的焦虑。我可以肯定，这种焦虑真实存在，那可能是我快乐童年里唯一痛苦的记忆。我最怕听到他们类似下面的对话，尤其是用一种含糊的、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的意大利语说出来：
“千万记住，如果维多利亚说了什么，你就假装没听见。”
“你是说，如果她胡说八道，我就不吭声？”
“是的，你要记得，乔瓦娜在跟前呢。”
“好吧。”
“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呀。也不用太费劲，我们待半小时就回家。”
我几乎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些家庭聚会了，只记得闷热的天气、嘈杂声、漫不经心的吻面礼、方言的声音，可能因为害怕，我觉得大家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那些年里，那种气氛让我确信，我父亲的亲戚就是一种潜在威胁。虽然我很难明白危险在哪里，但我感觉他们都很不得体，让人讨厌，尤其是维多利亚姑姑，一个最阴险、最没规矩的人。他们住的地方也很危险吗？是只有维多利亚姑姑危险，还是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婶婶、兄弟姐妹都很危险呢？看来唯一知情的只有我父母了，现在我迫切想知道我姑姑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我得问问他们才能知道。可即便我问他们，我又能听到什么回答呢？他们会不会婉言拒绝我？你想看你姑姑？你想去找她？有这个必要吗？或者他们会不会有所警惕，从此不再提起她？所以我想，我可以先找一张她的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