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佛大夫是个身材高大，嘴角稍稍往下斜的男人，他一年到头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色马甲，马甲的口袋里露出几支斯托吉黑雪茄。他的嘴唇被金黄色的小胡须盖着，一排不整齐的牙齿已经发黑了，眼睛看上去有点异常，左边眼睛的眼皮有点抽扯着，眼皮往下耷拉再往上翻，就好像有个人在医生的脑袋里站着，拿着一根窗帘绳子上下拉扯着帘布似的。

帕斯佛大夫很喜欢乔治·维拉德这小伙子。他对乔治的欣赏是从乔治到《温斯堡鹰报》工作了一年以后开始的，他俩的友谊，也完全是大夫主动发起的。

有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鹰报》的业主兼主编威尔·安德逊去光顾了汤姆·维利的酒吧。他是顺着小巷走去的，到了酒吧后从后门悄悄地溜了进去。进去以后，马上就要了一种金酒和苏打混和的饮料。威尔·安德逊是个耽于声色的人，四十五岁。在他想象中杜松子酒能帮他壮阳，保持青春。就像其他所有耽于声色的人一样，女人是他热衷谈论的一个题目，他和汤姆·维利交换着一些镇子上的琐事艳闻，不觉就已经聊了个把小时。酒店的老板是个宽肩膀的小矮个，他的手上长着一些十分奇特的胎记。那些颜色鲜红的胎记有时会在一些男人女人的脸上出现，但是汤姆·维利却是在手指和手背上有斑斑点点的印记。他站在酒吧的柜台后面和威尔·安德逊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搓着两只手，越是兴奋，手指上那红色胎记的颜色就越深，让那两只手看上去好像在鲜血里泡干以后褪了颜色一般。

正当威尔·安德逊站在酒吧，眼睛盯着那双颜色血红的手，聊着女人的时候，他的助手乔治·维拉德正坐在《温斯堡鹰报》的编辑室，听着帕斯佛大夫说话。

威尔·安德逊刚离开，帕斯佛大夫就出现了，可能他从他诊所窗户一直看着这边，看到编辑从小巷走了出去。他从正门走进来，给自己找了把椅子交叉着双腿坐下，点燃一支斯托吉雪茄，开始说话。他像是想说服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准则，保持一道底线，虽然那底线在哪儿，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如果你注意观察过，那你应该看得出来，我虽然自称是个大夫，但是没有几个病人。”他开始说，“这里面是有原因的。这不是个偶然发生的事，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懂医术。不，不是的，是我自己不要病人。你瞧，这原因不是从表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原因，还在于我的个性，而我的个性呢，如果你仔细想想，是经过了几次奇特的变化的。至于我为什么要讲给你听，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最好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这儿，这样的话，可能在你的眼里，我还更受尊重一些。是的，我想让你敬重我，这是个事实。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在讲话。我这样说很可笑，是不是？”

有时大夫会打开他的话匣子，逢到那种场合，他就没完没了，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故事来。对于男孩来说，那些故事就像真的一样，而且也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意义。他开始对这个外表肥胖龌龊的人产生一股敬意，只要是哪个下午威尔·安德逊出去了，他就会兴致勃勃盼望着大夫的到来。

帕斯佛大夫来到温斯堡大约有五年了。他是从芝加哥搬来的，他到的那天喝醉了酒，为了一只木箱子和行李收发员艾伯特·艾利斯吵了起来，还打了一架，后来被送到了镇上的拘留所。他被放出来以后在美茵街租了一个房间，那房间就在美茵下街的一家补鞋店的二楼。他住下来以后就挂起了行医的招牌。不过，他没有几个病人，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来找他看病的，都是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穷人，可他像是兜里装着很多钱，从来都用不着为了吃穿发愁。那个脏得无法形容的诊室也是他的住所，他睡觉的地方。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到火车站台对面的午餐厅。那午餐厅是比弗·卡特开的，在一间木房子里，到了夏天里面到处都飞着苍蝇。比弗·卡特身上戴的那条白围裙，比餐厅里面的地板还要更脏些。不过帕斯佛大夫对这些一点也不在意。他昂首阔步地走进餐厅，将两毛钱放在柜台上。“有什么吃的，给我拿来好了！”他说话的时候带着笑容，“把你那些卖不出去的菜饭给我端来吧！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你知道，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干吗要在乎嘴里吃进去的是什么呢？”

帕斯佛讲给乔治·维拉德听的那些故事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有时男孩猜想，那些故事一定是他的想象或者一堆谎言罢了，不过有时他也相信，在那些故事里面，一定蕴藏着最真实的东西，真理的精髓。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是个报社记者。”帕斯佛大夫开始说道，“那是在爱荷华州的一个镇子里——还是在伊利诺伊州？我也记不太清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差别。也许我想隐瞒我的身份，不愿意把事情说得太具体呢。你会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什么事都不做还是有钱花呢？也许是因为在我来这儿之前盗窃了一大笔钱，或者是牵扯到一宗谋杀案。这可有供你思索的资料了吧，呃？如果你真是个聪明的记者，会去查查我的背景的。在芝加哥，有个名叫克罗宁的大夫被人谋杀了，你听说过那个案子吗？有几个人把他杀了以后，将尸体放在一个木箱子里。他们在清晨把木箱子放在一节快车的车厢后面，拉到城市的另外一头。他们在车厢的乘客座位上坐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火车从寂静的街道旁边经过，人们还在梦乡中熟睡。那时太阳才刚刚从湖面升起。听起来好笑吧，是不是？想想看，这几个人抽着烟斗，火车一路走，他们一路闲聊，那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就和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一样的。也许我就是他们那几个人之中的一个。如果真是那样，那里头可就有故事了，是吧？”然后，帕斯佛大夫又重新开始讲有关他自己的故事，“哦，我那时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和你在这儿没有什么两样，到处奔波，找些小故事来做写新闻的材料。我的母亲很穷，靠帮人洗衣服维生。她的梦想是我成为一名长老教会的牧师。我呢，当时也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那时我父亲精神失常已经有两年了。他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一间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瞧，我一不小心说漏嘴了。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俄亥俄，就在俄亥俄州这里。如果你什么时候真的想要查我的底细，这是个线索。

“我想要跟你讲的，是我哥哥的故事。他是我要讲的所有故事的主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哥哥是个铁路的油漆工，在四强公司里干活。你知道，那铁路干线直跨过俄亥俄州到这里。他和其他的工人住在一节闷罐车厢的里面，从一个小镇转到另外一个小镇，所有铁路上的物业，就像换道把手，道口栏杆、桥梁、车站什么的，全由他们来油漆。

“四强公司给那些车站刷的油漆是一种十分难看的橙黄色，那颜色我简直讨厌透了。我哥哥的身上总是沾得到处都是。到发薪水的那天他去喝个酩酊大醉，回家的时候穿着他那身沾满了油漆的衣服，带回来领到的工资。他从来都不把钞票交给母亲，而是叠成一沓放在厨房的桌面上。

“我现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情景：一间小屋子，他穿着一件沾着难看的黄油漆衣服走进来。母亲也从后院的小工棚走进屋里。她的个子很小，熬红了的眼睛饱含着悲哀。她每天在棚子里面给人洗脏衣服，在洗衣盆里度过她的生命。她进屋后走到桌旁站着，用沾满了肥皂水的围裙揉揉她的眼睛。

“‘别碰！你敢动那钱！’哥哥朝她大吼一声，随后从那沓钱里拿起五元十元，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门外，继续找酒吧喝酒去了。等他把钱都花光了，再回家来取。他从来不给母亲分文，自己在外面到处游荡，直到把钱花得精光，再回铁路去找那群油漆工，再回去做他那份工作。他走了以后常常寄些东西回家里，譬如食品啊，或者别的什么生活用品。有时给母亲一条裙子，给我一双鞋。

“你觉得奇怪吧？就这样，我母亲还是很爱我哥哥，比爱我要多得多，虽然我哥哥对我们俩从来没有过一句善言。他常常发脾气，威吓我们，看我们是否敢去碰碰那桌子上堆着的钱，虽然有时候那些钱都已经在桌上放了三天。

“我们就这样过着小日子，相处得还算好。我很用功读书，为将来做一名牧师做准备，同时也学会了祈祷。我那时祈祷很守时的，从来也不错过。你真的该听听我的祷告。我父亲死的时候，我祷告了整整一夜，就像我哥哥去了镇子酗酒，或者他到处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也是那样祷告的。晚上吃过了晚饭，我就跪在那张搁着钱的桌子旁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祈祷。没人看见的时候，我偷一两块钱放在兜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可是当时觉得糟糕极了，心里成天都在想着，忘也忘不掉。我在报社工作，每个星期才拿六元工资，一拿到工资就直接回家把钱交给母亲。从哥哥那沓钱里偷来的几块钱就给自己买些零食，你知道，就像糖果啊，香烟啊什么的。

“父亲在代顿的精神病院去世的时候，我到那里去了一趟。我向老板借了些钱，搭夜班车赶到那里。那是个雨天，我到了精神病院后，他们就像招待国王似的招待我。

“原来在我到之前，精神病院里的工作人员打听到了我是个报社记者，所以他们都很怕我去。你知道，在我父亲得病的期间，医院犯过粗心大意的错误，同时也有照顾不周的情形。他们以为我会把那些事情都写出来，在上头大做文章，其实我根本没有那样想过。

“反正就是那样，当时我径直走到父亲的房间，为那具已经没有了生命的遗体祈福。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不过，如果我那做油漆工的哥哥看见我那个样子，他一定会笑的。我站在遗体旁边，把双臂举起，当时精神病院的主管和他的一些助手也来了，就在我左右两旁站着，脸上一副心虚的样子。当时那场景十分可笑。我举起双手，‘让平安降临这遗体’。这就是我说的。”

乔治·维拉德正在留神听他讲故事，帕斯佛大夫突然停了下来，一跃而起，在《温斯堡鹰报》的办公室里面来回地走。他走的姿势颇为笨拙，加上那地方又很窄小，走的时候不停地碰到房间里的东西。“我真是个傻子，在这里胡扯八道。”他说，“我可不是到这儿，硬要你和我交朋友的。不，这可不是我的意思。我有的是另外一个想法。你像我当年一样，是个记者，所以你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最后你也会成为一个傻子的。我来，是要来警告你的，以后还会不断地警告你。这就是我在人群里把你找出来，和你谈话的原因。”

帕斯佛大夫开始批评起乔治·维拉德待人接物的态度来。在男孩听来，好像这人的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作是不足挂齿的小人物。“我要让你在心目中充满仇恨，充满鄙视，这样你才可以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他肯定地说，“你看我哥。那可是个人物吧，嗯？可你瞧，他谁也看不起。你想象不出来他对我母亲和我望着的时候那副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样子。他是否比我们都优秀一些呢？你知道他是的。你还没有见过他呢，我就已经让你感觉到了。他已经死了。有一天他喝醉了酒，躺在铁轨上，那节他和别的油漆工睡觉的火车车厢碾过了他的身体。”

八月，有一天帕斯佛大夫在温斯堡做了一桩冒险的事。那阵子他正在写一本书，据他自己说，他搬到温斯堡来，就是要到这里来安居和写作的。他写完的手稿想要读给乔治·维拉德听，所以乔治每天上午都抽出一个小时到大夫的诊室来听他朗读，这样做，已经有个把月了。

那个早晨，小伙子还没有到医生的诊室之前，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那是个很大的事故，发生在美茵街上，有几匹拉着一辆套车的马被火车惊吓了，挣脱了缰狂奔，结果把坐在套车上的一个农夫的小女孩从马车上甩了出去。

美茵街一下子全动起来了，大家都紧张地纷纷喊着快找医生。镇子上三位执业医师全都马上赶到现场，可惜回天乏术，那孩子已经死了。人群中，曾有一个人跑到帕斯佛大夫的诊室，但他不客气地推脱了，拒绝离开诊室到楼下去看那已经死去了的女孩。其实谁都没注意他那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残忍，因为从楼梯上来喊他的那个人还没来得及听到他的拒绝，就已经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但是对那一切，帕斯佛大夫都不清楚。乔治·维拉德来到诊室时，见他吓得直打哆嗦。“我做的事肯定要把镇子上的人惹火了的。”他激动地说，“难道我还不了解人性吗？难道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人们肯定会交头接耳，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要拒绝。他们一定会跑到这儿来，我们先争吵一顿，然后有人开始嚷嚷，要用绞刑。等那些人再回来，他们的手里就会拿着一条绞索的。”

恐惧让帕斯佛大夫又一阵颤抖。“我有个预感，”他的语气肯定，“我刚才说的，也许今天早上不会发生，也许会推迟到今天晚上。但我还是会被绞死的。我会被那些激动的人们吊死在美茵街的电灯柱上。”

帕斯佛大夫走到诊室门口，朝通往大街的楼梯怯怯地看了一眼，走回来时，眼睛里原先的惊恐不见了，流露出怀疑的神情。他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拍了拍乔治·维拉德的肩膀。“即使现在不来，以后也还会来的。”他摇着头，喃喃地说，“我迟早会被钉上十字架，毫无意义地受到惩罚。”

帕斯佛大夫开始恳求乔治·维拉德：“你注意听我说。”他敦促乔治，“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你也许可以帮我完成这本我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的书。这本书的要点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得如果你稍不留神，就会把它忘记。这，就是这本书的要点：在这世上，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他们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你可千万不能忘记。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切切不能忘记。” Zb3oxCIEQtAVEQhGc3ujfI30dgbh0+3evE7YpA9KYXOVserAtBpZMy1wOnmrJi1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