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乔治·维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维拉德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她的面容憔悴，脸上有一些出天花遗留下来的疤痕。她才不过四十五岁，可是因为得过一种怪症，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生命活力。她成天无精打采地在那残旧杂乱的旅店里晃荡着，时而去检查一下褪了颜色的墙纸和旧地毯，体力稍好一点时，也干些女佣的活，就像换洗那些胖旅客过夜弄脏了的床单被褥什么的。她丈夫汤姆·维拉德外表很斯文，虽然瘦削却有一副宽阔的肩膀，黑色小胡须的尾梢往上翘着，走起路来操着军人般急促的步伐。他极力想要忘掉他的妻子，那个个子高高的、在廊道上迟缓走着的幽魂般的身影——他觉得对他是一个羞辱。他只要想起她，就免不了要生气，想骂脏话。这间旅店常年不盈利，一直处在倒闭的边缘，他希望能够甩手不干，干脆一走了事。在他看来，这座旧房子，连同那个和他一起住在这座旧房子里的女人，都是被命运击败了的，已经没有生命了的东西。这旅店曾经是他满怀希望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可现在不过是个像样的旅店留下的幽灵罢了。有时他衣冠齐整，俨然一副商人模样在温斯堡的大街走着的时候，会忽然停下脚步转身往后看，好像害怕那旅店和女人的幽灵也会尾随着他，走到街上来似的。“该死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他唾沫四溅地自言自语。

汤姆·维拉德对乡镇的政治抱着浓厚的热情，多年来，这个小镇子一直是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大本营，可他一直是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他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政治风头会转向，变得对他有利的，到了那时，他这些年来默默无闻的服务就会得到巨大的回报。他还梦想自己将来会成为国会议员，甚至成为州长。一次，在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一个年轻代表站起来开始吹嘘起自己对民主党的忠诚和贡献，汤姆·维拉德听了脸上气得颜色发白。“你住嘴！”他发言的时候声音洪亮，朝四周狠狠地看了一眼，“你懂得什么叫贡献吗？你是一个什么人，不就是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吗！瞧瞧我在那里做的事吧！以前，在温斯堡当一个民主党员就和犯罪没什么两样，但我那时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党员了。那时他们差不多是要拿枪把我们当猎物来瞄准的。”

在伊丽莎白和她的独子乔治之间，虽然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一直存在着一条很结实的同情的纽带，这条纽带的基础是她早已熄灭了的少女的梦想。往往儿子在跟前的时候她表现得很矜持胆小，可当他到镇子上忙碌记者的事务时她就走到他的房间，掩上房门在靠窗的一张旧厨桌旁跪下，半祈祷半命令地向天举行祈祷仪式。她渴望着在她的男孩身上重现她身上曾有过但早已被忘却了的东西。这就是她祈祷的目的。“即便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失败的。”她大声喊。她握紧拳头，全身战栗地表示决心，眼睛闪耀着光芒。“如果看到他成为像我这样一个没用的废物，我哪怕是死了，也还会回来的！”她对天发誓，“我请求上帝给我这个特权。我需要这个。我愿意为这个付出代价。上帝可以一拳把我击倒，什么样的打击我都可以承受，只要能允许让这孩子为咱俩做出一些表现。”她迟疑了一下，停下来望了望男孩房间的四周。“但也不要让他因为小聪明而成功。”她又含糊地补充了一句。

表面看来，乔治·维拉德和他的母亲之间的交流不过礼节罢了，没有更深的意义。她病的时候多半就在房间窗户的旁边坐着，他有时会在晚上来看望她。他们坐在窗户旁边沿着窗外一间小木屋的屋顶上面往外望，可以望见美茵街。转头从另外一扇窗户往外望，外面是一条经过美茵主街店铺后门的小巷子，小巷子一直通到阿布纳·格罗夫糕点店的后门。有时，当母子俩坐在窗旁的时候，一幅小镇的生活画面生动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在糕点店的后门，阿布纳·格罗夫出现了，他有时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有时拿着一个空奶瓶。有好长一段时间，在面包师和药剂师希尔威斯特·韦斯顿家的灰猫之间，进行着一场看看谁能够赢的一场角斗。男孩和他的母亲常常见那只灰猫从面包店的门口悄悄溜进去，不一会又跑出来了，面包师也挥着双臂咒骂着跟着跑出来。面包师的眼睛又小又红，黑色的头发和胡须上沾满了面粉。有时，虽然那猫已经跑掉了，面包师还是气得把树枝、碎玻璃片，甚至店里的工具到处乱扔一气，有一次还把西宁五金店后门的窗户也打破了。其实，那只灰猫当时就蹲在巷子里一堆装着烂纸和破瓶子的木桶后面，木桶上面飞着一群乌黑的苍蝇。一次，伊丽莎白·维拉德正一个人在房间里，看见面包师勃然大怒，发了半天没用的火以后，将头埋在两只白皙纤细的手里，忍不住哭出了声来。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朝小巷的方向望过一次了，也竭力要忘掉那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和灰猫之间的角斗。他们之间的角斗就像是她自己生命的一场彩排，那样的生动，令人惊心动魄。

儿子晚上陪着母亲小坐的时候，房间里被静默笼罩着，两个人都感到有些尴尬。夜幕渐渐地降临，晚班火车已经驶进了车站。从窗户下面铺石板的人行道上传来行人走路的脚步声。随着夜班车的离开，火车站台的四周又沉浸在一片深沉的宁静之中。也许快递代理斯金纳·利森将他的拖车挪开了大概一个火车站台的距离。从美茵街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笑声。有谁在大声地敲响着快递办公室的门。乔治·维拉德站起来穿过房间，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房间的门把手。他有时撞在一把椅子上，把椅子拉着蹭在地板上。病妇在窗旁懒懒地坐着，动也不动，可以看见那两只细长白皙的手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去和那些男孩子玩吧，你在屋里待的时间太长啦。”她说，想尽量减轻一点告别时的尴尬。“我散散步去。”乔治·维拉德有点局促，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样答了一句。

七月间有一个夜晚，伊丽莎白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那时维拉德旅店的客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只剩下很少几个人，楼道只有一盏拧小了的煤油灯照着，整条走廊都被一片幽暗笼罩着。她已经病了好几天，但儿子一直没有过来探望，开始有点担心起来。内心的焦虑把她生命微弱的火苗吹着了，燃起一团火焰，她悄悄地从床上爬起，穿上衣服快步沿着走廊朝儿子的房间走去。她害怕得全身颤抖，边走边艰难地喘着气，一只手撑着墙壁平衡身体。就在她匆匆地往前走时，忽然感到这样做有点愚蠢。“他准是在忙他那些年轻人的事呢，”她对自己这样说道，“也许他现在开始带女孩出去散步了。”

这间旅店以前是她父亲经营的，虽然现在属于她，县政府登记的营业权也在她的名下，她却怕在旅店里被客人看见。这旅店实在太破旧不堪了，顾客也越来越少，她觉得自己也像这个旅店似的，残旧得不堪入目。她把旅店里不起眼的一个角落房间用作自己的卧房，精神好的时候，就去帮着叠叠床单，不过，她总是在客人都已经离开房间，到镇上与商人谈买卖去了以后，周围没人的时候才去干那些杂活。

母亲来到儿子的门外，跪在地面上仔细倾听，想捕捉一点从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听见儿子的自言自语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她的嘴角浮上了一丝微笑。乔治·维拉德有一个和自己大声说话的习惯，每次母亲见了都有种奇怪的欣慰。她觉得他的这个习惯让两人之间的秘密纽带变得牢固。她对自己轻轻地说过上千遍了：“他还在摸索，在寻找自己。”她是这么想的，“他不是个迟钝的傻子，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在他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别人用肉眼见不到的东西，那东西在努力成长。那是个在我身上曾经有过，但我让它被扼杀了的东西。”

病妇在门外站起来，沿着幽暗的走廊朝自己房间走去。她担心万一房门突然打开，儿子出来撞见了她。一直走到另一条走廊的拐弯处才觉得距离够安全了，停下来用手撑起腰，稍稍喘了口气，把刚刚突如其来的那一阵晕眩虚脱的感觉缓解一下。儿子给她带来了快乐。那些常常烦扰着她的小小的害怕在她独卧病床的漫长时光里变成了巨人，但此刻它们全消失了。“回房间后就该睡了。”她感激地嗫嚅着。

但是伊丽莎白·维拉德没有回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入睡。当她还战栗地站在黑暗中的廊道上，儿子的房门突然开了，他的父亲汤姆·维拉德从里面走了出来。从门口射出的光影里可以看见他扶着门把手在和乔治说话，女人心中的一把怒火就是在听到他说的话以后点燃的。

汤姆·维拉德对儿子有着远大的期待。他一直都自诩成功人士，虽然他至今还从没有做成功过一件事情。只要他人不在维拉德新旅店，用不着担心见到妻子，马上就神气了，把自己吹嘘成镇子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希望儿子成功，《温斯堡鹰报》的那个职位，就是他为男孩找的。此刻他的话音里充满了恳切，要在待人处事方面给儿子一些忠告。“告诉你，乔治，你得认真一点！”他严厉地说，“这事威尔·安德逊已经和我讲了三遍了。他说和你讲了几个钟头，你还是像个傻姑娘似的，什么都听不进去。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汤姆·维拉德和善地笑了一下。“唉，我想你可以改过来的。”他说，“我告诉威尔，你不笨，也不是个女人。你是汤姆·维拉德的儿子，你会打起精神来的，这点我不担心。你把事情解释清楚，我就都明白了。如果你当了报纸记者后使你开始有成为作家的想法，那是可以的，不过，我想你的脑袋要清醒过来才能成为作家，是吧？”

汤姆·维拉德走了。他匆匆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黑暗里，女人听见他和顾客聊天说笑的声音。顾客坐在办公室门旁的一把椅子上，在汤姆进来前原来打算在椅子上打个盹来消磨这个无聊的夜晚的。女人好像身上突然产生了一股神奇的力量，不再感到虚弱无力，她跨着大步，又走回到儿子房间的门口。在她的脑海里，有千万个思绪在奔涌着。她在房门前站着，听着里面传出来凳子蹭着地板，笔在纸上唰唰地使劲画着的声音。她回转身来又一次沿着走廊返回自己的房间。

温斯堡旅馆的老板娘此时在心里做了个明确的决定。她是一个被命运击败了的人。她在沉默中思考多年，默默的思考对于现实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现在终于做出一个决定来了。“是时候了，”她告诉自己，“我必须行动起来。我的孩子在受到威胁，我得为他挡住。”最让她生气和无法平静的是见到汤姆·维拉德和儿子之间的那种心平气和的对话，好像他们两人之间有着什么默契似的。虽然这些年来她一直憎恶她丈夫，但其实憎恶的对象并不是他本人，他只不过是被她厌恶的那个东西中的一部分而已。可现在不同了，仅仅是凭着他在门口说的话，他就已经成为被她厌恶的那个东西的化身。在黑暗的房间里她把拳头捏紧，怒视了四周一下，然后走到墙边，从挂在钉子上的一只布口袋里取出一把缝纫剪刀，将它像匕首似的紧紧捏在手里。“我要捅死他，”她大声地说，“他既然已经选择了要为恶魔代言，我一定要杀死他不可。把他杀了，我的心死了，也就活不成了。这样一了百了，都解脱了。”

以前当伊丽莎白还是个女孩，还没有嫁给汤姆·维拉德的时候，她在温斯堡有很多绯闻。有阵子她梦想着要去当演员，故意和住在父亲旅店的男客人一起走在街上闲逛，打扮得花枝招展，惹人注目，还向他们急切地打听大城市的生活。有一次她穿着一套男装，骑脚踏车走过美茵街，让镇子上的人见到都大吃一惊。

她现在回头看从前那个高个子暗皮肤女孩，那时她脑子混乱，心总是定不下来，从她生活的两个特点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她总在渴望生活上有一个变化，发生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把她的命运改变。她是受了这种情绪的影响才被舞台吸引的。那时她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歌舞剧团的成员，周游世界各地，看到的都是新面孔，同时也把自身的一部分才能献给大家。有时到了晚上，这些想法让她的心情无法平静，就告诉给那些路经温斯堡，在父亲的旅店下榻的剧团成员听，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那些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有时她把自己的那股热望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得到的却是一阵哄笑。“现实不是那样的，”他们说，“现实就像这里的生活一样，沉闷得很，一点意思也没有。你找不到你要的东西的。”

可是，当她和那些途经温斯堡的男人散步，和后来汤姆·维拉德散步时的感觉倒是不一样的。他们好像可以理解她，同情她。在小镇街道幽暗的树荫下，当她的手被他们握紧了的时候，觉得一个从未得到表达机会的东西忽然从身上迸发出来，而且它也成为对方内心从未有机会表达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她还有另外一种表达内心不安的方式，每次用这种方式表达以后，她都感到短暂的释放和欢愉。她并不责怪那些和她散步的男子，后来也没有责怪汤姆·维拉德。那些过程都一样的，先是两人接吻，紧接着是一阵新鲜、野性情感的爆发，然后是一阵宁静，再有几声忏悔和几声抽泣，就什么都结束了。每次她低声哭着的时候把手放在那个男人的脸上，心里都是想着同一个事：他虽然个子高大，满脸胡须，感觉中他却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哭泣。

在那个又老又旧的维拉德旅店角落的房间里，伊丽莎白把油灯点燃放在门边的梳妆台上。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转身走到壁橱取出一个小方盒，把盒子放在桌上。盒子里面装着化妆品，是之前被短期滞困在旅店的剧团演员留下的。伊丽莎白·维拉德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她的头发至今仍保持着乌黑的颜色，厚厚的，梳成一根长辫盘在头上。一个即将上演的场面在她想象里变得清晰了：在楼下旅馆办公室，那个在汤姆·维拉德面前站着质问他的人，将不是一个衣衫褴褛、幽灵般的人，而是一个没人想象到的令人吃惊的角色：她是个个子高挑、脸色深沉的女人，长长的浓发披在肩头，跨着大步走下楼。然后，手里握着一把罪恶的长剪刀，像崽子受到威胁时的母老虎似的蹑手蹑脚悄悄走近，突然出现在旅店办公室里那个吓得魂不附体的人面前。

伊丽莎白的喉咙咕噜了一声，将桌上的灯吹熄了。她在黑暗中站着，感到虚弱无力，全身都在颤抖。身上刚才出现的那股奇迹般的力量消失了，她用手扶着一个椅背，摇摇晃晃地从房间走过。她在这把椅子上不知坐过多少个冗长的日子，出神地望着窗外那铁屋顶后面的温斯堡美茵街。这时走廊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乔治·维拉德推门走进了房间。他在母亲的身边坐下来。“我想离开这儿。”他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想走得远远的，不在这儿待下去了。”

在椅子上坐着的妇人颤抖地等待着，她突然感到一股冲动。“我想你最好还是先醒醒吧，”她说，“你以为那才是出路吗？跑到大城市里去挣钱？你以为做个精明的生意人会更好一些吗？”等待中，她的身体还在颤抖着。

儿子摇了摇头。“我猜我大概没法让你理解，唉，说真的，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他的语气很恳切，“我根本没法把我这个念头告诉给父亲知道。我也不想去试。我知道试是没有用处的。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只是想走远点去观察观察，再思考一下自己下一步怎么办。”

一阵静默降落在母亲与儿子坐着的房间里。然后，就像其他那些夜晚似的，他们又感到有种局促不安的气氛。过了一会，儿子首先打破了沉寂。“我想如果要走的话，也还有一两年时间，不过我是一直在想着这个事的。”他边说，边站了起来，朝着房门走去，“爸爸说的有些话让我下了决心，我是非要离开这里不可的。”他摆弄了一下房门的手把。此刻，这房间里的寂静简直使那妇人再也无法忍受，听到儿子的这句话，多想高兴地欢呼起来，可是，她早已失去表达快乐的能力了。“我看你还是和那些男孩出去玩玩吧！你关在屋里的时间太久啦。”她说了一句。“嗯，我想出去散会儿步。”儿子回答，然后笨拙地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