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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一些外观相当体面的酒馆，楼上都说有食肆。这些餐室就像没有铁路的小镇食店一样，充满朴素的家乡风味。除了星期天，顾客都不多，其中不时会有些外表平凡的怪人，人生舞台上的闲角。
有一段时期，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而又要求清静，我成为某家这种一楼餐室的常客。每次我在七点钟左右到那里用晚饭的时候，几乎都看见同一个人。起初我并不在意，后来慢慢对他发生了兴趣。
他身材高瘦，约三十岁。坐着的时候弓着背，站起来却不那么显眼，衣着属于不完全随便的随便。他苍白而没有特点的面孔有一种受苦的表情，既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也不能透露受的是什么苦。这表情似乎暗示各种不同的坎坷遭遇、忧患以及饱经沧桑之后的冷漠所带来的悲痛。
他吃得不多，餐后会抽一支自己手卷的纸烟。他毫不掩饰地观察其他顾客，并非怀着疑心而是怀着稍稍超过正常的好奇。他的观察并非为了审查，只是为了兴趣，目的不是分析他们的行为或者记住他们的形貌。正是这种特点让我对他发生了兴趣。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我发觉有一种英气能以某种难以言谈的方式使他的五官显得生动。然而因为他整张脸都笼罩着落寞——凝聚的寒冷的悲苦——所以再难发现其他特点。
我偶然从一个侍应那里听到，他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下面大街发生了事故——两个男人互殴。一楼食店的人，包括我和上文描述的那个人，都挤在窗前看热闹。我随口跟他说了几句话，他也随口回应了我。他的声音是犹犹疑疑的，平淡的，就像一个已经完全没有指望而不抱任何期望的人。不过，我这样看我的晚餐同伴，也许是荒谬的事。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之后，我们就互相招呼了。然后，有一天，也许因为大家都迟至九点半才到食店这个可笑的原因，竟然交谈起来。他问我有没有写作，我说有。我提到刚出版的文学评论刊物《奥菲欧》。他称赞它，大大称赞它，我觉得意外。我告诉他，我很惊奇，因为《奥菲欧》的撰稿人只对少数人说话。他说，也许他就是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又说，这种艺术对于他并不完全陌生，又带点难为情地说，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可做，没有朋友可以探访，又没有兴趣看书，他平时晚上都留在租住的房间里，用写作打发时间。
他的两个房间放着近乎豪华的家具，无疑，不能不牺牲一些基本必需的东西。他特别花过心思挑选座椅，它们都柔软，有厚垫。他也特别着意窗帘和地毯。他解释说，在这样的屋子里可以“为沉闷的生活保持尊严”。在现代化装饰的屋子里，沉闷生活就是不安和肉体痛苦。
从来没有什么可以驱使他做任何事。他的童年是独自度过的。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他没有修读过任何学科。他从来不属于任何社群。他的生活环境有一种奇怪但是普遍的现象——事实上也许是所有人的生活环境都有的——正好适合他倾向慵懒、孤僻之类的本能。
他从来不必面对社会或者国家的要求。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要求。从来没有什么可以驱使他结交朋友或者谈恋爱。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他唯一的亲密朋友。可是，即使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应付一个虚伪的人，也觉得他并不真正把我看作朋友，我仍然一开始就知道，他需要一个人让他付托他留下的这本书。起初这很使我烦恼，但我现在很高兴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事情，仍然把他看作朋友，尽力完成他把我牵涉在内的目的——出版这本书。
在这方面，客观因素也对他有利，因为环境把我这种性格对他有用的人带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