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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学角度看，大至国家，中至企业，小至一个小社群，无不牵涉人事管理的学问。管理的学问大矣哉！但不管如何复杂，关键就在四个字：“知人善任”。这四个字复可分为“知人”一组和“善任”一组。“知人”当然在“善任”之先，而成其先决条件。原因无他，要把管理办得好，就要问一个大问题：就是指派什么人负责什么岗位；这个就是“善任”的问题。但未问这个问题前，必先要清楚掌握什么人才是最能把什么岗位发挥得最好，换言之，“善任”的基础必在“知人”。本章的目的，就是要为全书讨论的开展，一锤定音。
[1] 美：认为……好。
[2] 聪明：明察事理。唐张守节在解释《史记》中记载黄帝“成而聪明”时说：“聪明，闻见明辩也。”
[3] 贵：重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 诚：如果。
[5] 材：同“才”，指人才。序：顺序，次序。
[6] 庶绩：各种事功。庶，众多。绩，事功。《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安国传：“绩，功也；言众功皆广。”
圣人贤者认为人的资质中，没有比聪明更好的；在聪明资质中，没有比能够辨识人才更重要的。如果能够用聪明智慧来辨识人才，那么众多的人才就能够排列出上下高低的次序，各种事业就会兴旺了。
本节开宗明义，指出在所有品德、能力当中，以聪明为至上。而所谓聪明，最终极的体现地方就在于鉴别人才。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作者刘劭把各种事业的兴旺，以层层推论的方式归结到圣人论述的权威上；二、又百业之所以兴旺，与人才的优劣得以被秩序化，两者息息相关。
另外，刘劭行文，其结构意识之高，在古代中国当名列前茅。每章首段，往往为全文引论，以铺垫下文的申论，最后缀以结语（不一定是结论），以作首尾呼应。此特色在本原序中，可见一斑。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 [1] ，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 [2] ，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 [3] ，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 [4] ，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5]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 [6] 。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 [7] ，舜以登庸二八为功 [8] ，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 [9] ，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10] 。
[1] 爻象：《周易》中的爻辞和象辞。《周易》中以“-”表示阳爻，以“——”表示阴爻，爻有爻辞，如：乾卦中初九爻之辞是“潜龙，勿用”，九五爻之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等。每六爻组成卦象，象辞用来解释卦象，如乾卦的象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后爻象用来泛指《易传》。君子小人之辞：指爻辞和象辞中有关“君子”和“小人”的论述。如坤卦中有“君子以厚德载物”，师卦中有“小人勿用”等。
[2] 《诗》：即《诗经》，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志：诗中所抒发的意志和感情。《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风俗雅正：指《诗经》中所含的风、雅、颂三种不同风格的诗。风即当时各国的民歌，雅即周王朝的乐曲《大雅》、《小雅》，颂即商周时代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为孔子所删定，风、雅、颂之分也反映了孔子心目中的次序。
[3] 六艺：一指古代儒家教育的六个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二指儒家的六种典籍，即《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祗庸：恭敬恒常。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祗”“庸”说：“祗，敬；庸，有常也。”
[4] 南面：指帝王之位。古代帝王理政皆坐北朝南，故言。援：拔举，提拔。俊逸：超群拔俗。晋葛洪《抱朴子·穷达》：“俊逸絷滞，其有憾乎？”
[5] 达：推举，推荐。《礼记·儒行》：“推贤而进达之。”天功：帝王的功业。
[6] 并：合，一起。
[7] 尧：相传为上古帝王，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在位期间设官分职，制定历法，并派人治理洪水。晚年禅位于舜。克：能够。明：认识，辨识。俊德：才能超群、品德高尚的人。
[8] 舜：相传为上古帝王，尧的接班人。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又称虞舜。在位期间巡行四方，诛除“四凶”，任禹、后稷、契、皋陶等人分掌政事。年老后举荐治水有功的禹为接班人。登庸：举进，任用。二八：指八恺、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阳氏时有八个才德兼备的人，即苍舒、 、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八人即为八恺。高辛氏时有八个才德兼备的人，即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舜曾举用“八恺”管理土地、执掌农业、处理各种事务，任用“八元”负责掌管礼义教化。
[9] 汤：商朝第一位王，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太乙、天乙。名履，主癸之子。定居于亳，用伊尹、仲虺为辅佐，接连攻灭韦、顾、昆吾等夏朝属国，又在鸣条打败夏桀，推翻夏朝，建立商朝。有莘之贤：即伊尹。有莘为古国名，在今山东曹县西北。成汤娶有莘氏之女，伊尹当时在有莘国为奴，作为陪嫁之臣进入商国，后被成汤发现重用，为灭夏建商出谋划策，建立大功。
[10] 文王：即周文王，姬姓，名昌，王季之子，武王之父，又称周侯、西伯、姬伯。原为商朝诸侯，被封西伯。在位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归周后得到诸侯拥护，伐犬戎、密须，灭崇国、黎国，使周强大起来，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局面。渭滨之叟：即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帮助武王伐纣，是西周的开国大臣。灭商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所以圣贤为《周易》作注解的时候，文字中就有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在修订《诗经》的时候，就已经对《风》、《雅》、《颂》不同风格的诗篇作了分别；在制定礼乐制度的时候，就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来考察人的恭敬守常的品德；身居帝王之位的时候，就选拔超群脱俗有辅佐才能的人；这些都是拔举众多优秀人才，完成帝业的事例啊。帝业建成后，明君和贤臣就一起享受盛名和美誉了。所以唐尧因能够辨识才能出群品德高尚的人而著称，虞舜因任用八恺八元而取得成效，商汤因为提拔任用伊尹而出名，周文王因为举用吕望而被尊崇。
这一节列举历史上受人注目的例子，说明昔日的明君圣人之所以能垂范当代、影响后世，甚至成就帝王功业（天功），实有赖于他们精于用人的能力。刘劭的推论是，“天功之成”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在于“众善”，而“众善”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则在于选拔用人，因此，用人恰当是“天功之成”的充分而必要条件。紧接于此，刘劭再以实例充实自己的论证：当中不论帝尧、帝舜，以至商汤、周文王等，莫不以提拔人才为其成功的钥匙。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 [1] ，孰不劳聪明于求人 [2] ，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 [3] ，无所援升 [4] ，犹序门人以为四科 [5] ，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6] 。又叹中庸 [7] ，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 [8] ，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 [9] ，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 [10] ，疾悾悾而无信 [11] ，以明为似之难保 [12] 。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 [13] ，以知居止之行。
[1] 兴德：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兴，成就。德，古代特指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周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姚配中注：“化育万物谓之德，照临四方谓之明。”
[2] 求人：寻求人才。
[3] 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不试：不被任用。孔子曾周游列国，希望被国君任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没能如愿。
[4] 援升：提拔任用。
[5] 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孔子曾把他的得意弟子归为四类：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德行类；宰我、子贡为言语类；冉有、季路为政事类；子游、子夏为文学类。见《论语·先进》。
[6] 三等：孔子曾把众人分为三个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见《论语·季氏》。
[7] 中庸：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即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8] 庶几：差不多，近似。《周易·系辞下》：“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意为颜渊这个子弟，差不多是个贤人了吧！
[9] 六蔽：因不好学而造成的人的品德上的六种偏弊。《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意为，爱仁德不爱学习容易被人愚弄，爱耍聪明不爱学习容易放荡浮躁，爱诚信不爱学习容易被人利用于己有害，直率而不爱学习容易说话尖刻伤人，逞勇敢而不爱学习容易闯祸，刚强而不爱学习容易胆大妄为。
[10] 狂狷：指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与洁身自守拘谨无为的人。《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拘抗之材：拘谨和奋发的人才，与前狂狷同义。
[11] 疾：痛恨，厌恶。悾悾而无信：貌似诚恳而不讲信用。《论语·泰伯》：“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邢昺疏：“悾悾，悫也。谨悫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悾悾，诚恳的样子。
[12] 为：通“伪”。
[13] 察其所安，观其所由：《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思是考察他所交结的朋友，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
根据这些史实可以说，圣人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有哪个不是运用自己的聪明去寻求发现人才，并且任用他们从而使自己获得安逸呢！所以孔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各诸侯国提拔任用，但他仍旧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给自己的学生分类，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三等来广泛地评论天下众人。又赞叹不偏不倚守常不变的中庸原则，来突出圣人的品德，用对颜渊的褒赞来鼓励人们崇尚道德，用六蔽的训诫来使人们避免才能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弊病，希望得到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和洁身自守拘谨不做坏事的人以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痛恨那些貌似诚恳却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以此向世人说明伪装是难以持久的。孔子又说认识一个人要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就知道他真实的举止行动了。
古人议论，不管什么主题，往往会援引圣人之言以显示自己的论述有根有据。刘劭既以儒门自居，自然要引述至圣孔子之言，以证明全书往后的观点乃信而有征。事实上，引用孔子本身亦很有道理。孔子本人对各色人等作过很多评断，他大刀一挥把人才作不同分类。在其众多学生当中，他对颜渊的评价，跟他对子路的评价就大异其趣。
本段值得注意的是，刘劭认为孔子以圣人之智，已对人才的考察提出诸种标准与角度，可点列如下：
一、根据学生的天分所在，依科目分四类；二、将人才分为三等；三、提出中庸的境界作为理想追求目标；四、指出六种不学无术之人的通病，以揭示偏才之失；五、通过对某种人（如拘谨保守、自大激进、外表忠实而内里无信等）的批判告诫，来显示人物可以分类；六、最后，提出观人之法，即观察其人的交往、行事态度等外在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性格。
此节目的是要合理化《人物志》的写作动机，因为既然有孔子品评人物在先，刘劭本人仿效于后，实亦其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