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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盛世之忧与庶民情结
马彪
《史记》真的很伟大，它不仅是文人眼中的天才之作、千古绝唱，而且是一部颇受庶民百姓喜爱的历史读物。
中国的老百姓不论老少妇孺，除了《三国》、《水浒》、《红楼梦》之外，随手拈来的历史故事十有八九来自《史记》：完璧归赵、胡服骑射、伯乐相马、毛遂自荐、河伯娶妻、荆轲刺秦、指鹿为马、鸿门之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韩信点兵、张骞通西域等比比皆是。
《史记》可谓中国文化宴席上的一道大菜，而且是一道特别符合老百姓口味的大餐。至少在“正史”之中适合老百姓阅读的，恐怕只有《史记》了。
为什么《史记》能够如此雅俗共赏呢？这也许是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在大学执教秦汉史的二十余年来，经常有学生问我：“《史记》应该怎样读？”我总是回答说：“《史记》就像一套篇幅宏伟的连环画，只要你知道了作者的主导思想和全书的篇章结构，随心所欲地去读就是了。”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司马迁的盛世之忧最为文人所认可，《史记》中到处显现的庶民情结最是打动寻常百姓的心弦！然而，全书新颖而严谨的篇章结构又是作者思想和感情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生经常问到的，即司马迁到底是不是宦官？
作为太史令，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之后担任过史官，所以司马迁首先是史官；但他又在受宫刑后出任了中书令一职，中书令在汉武帝时期的确由宦官担任，所以说他是宦官并不为错。
不过，司马迁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宦者身份进入官场的，所以历代学者并不把他列为宦官。
（一）建议先读《太史公自序》
为了了解作者身世及作品背景、时代，建议读者先读一下《太史公自序》。古人的书序不像我们今天是放在书的开头，而是放在书尾，《太史公自序》亦不例外。本书为了便于今人阅读，按照今日的习惯把这一篇的节选放在了开篇。
序中不但阐述了《史记》的编纂旨趣，而且叙述了司马氏的家传。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的武帝盛世，他于景帝中五年出生于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比汉武帝小十一岁，二人是同时代人。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是秦汉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统治的半个世纪不仅限于秦汉朝，在整部中国史上也堪称盛世。
这位“雄才大略”（《汉书•武帝纪》）的皇帝所创功绩数不胜数：以罢黜百家统一了思想意识，用削藩推恩加强了中央集权，以平准专卖充实了国家财政，此外还加强军备解除了匈奴边患并扩张了帝国版图，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与西方罗马帝国并立的东方大帝国。
（二）生逢盛世的父子两代“太史令”
司马谈在武帝朝的前半期任职太史令约三十年之久，其子司马迁亦任太史令九年。“太史”，是汉朝执掌宗庙、礼仪之官太常的下属史官；“令”，即长官，俸禄为六百石，相当于地方上县级长官。司马谈因未能参加汉武帝封禅泰山的祭祀“发愤且卒”（《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死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一般认为约在武帝之死前后。司马父子二人最大的成就是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史书《史记》。他们为何要修史呢？第一，他们有一种盛世修史的意识。司马谈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些话中虽然可能掺杂敷衍之词，但二人认为身处海内一统之盛世，作为史官而记载历史缔造者的事迹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史记》是由司马谈提出计划，而主要由司马迁总其成的。
（三）阐述历史进程之中的“大义”
虽然很难分清父子二人谁写作的部分更多，但父子二人的指导思想不尽相同是肯定的：司马谈主张道家，司马迁则是奉行董仲舒的儒家公羊春秋学理念。所以就《史记》的主导精神而言，贯彻的还是儒家的理念。特别是司马迁有意识地秉承了孔子著《春秋》为的是明“大义”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史记》不可能是那种阿谀明主、讴歌盛世的御用作品，相反为了尊重并阐述历史进程之中的“大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规律，司马迁不得不经常以那些不致遭受批判的“微言”来表示自己的盛世之忧。这是我们在读《史记》时最应该注意的。那么，司马迁又是如何在如实记述盛世及其由来的同时，表达史家在总结历史规律之后发出的警世恒言的呢？
二〇一〇年春，我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林力那教授之邀，在巴黎第七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参观了奥赛美术馆，在一幅巨大的油画面前我站了许久……
（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盛世感伤
几十个近乎全裸的俊男靓女醉卧于豪华的殿堂，散乱的酒器、一丝不挂的男女美体给人以视觉上的极大冲击，展现了一幅集体纵欲之后的场面；不止于此，画面的右下角还绘有两位衣冠整齐的年轻人，显然他们是这场肉宴的旁观者，从穿着、用色上看，这二位与画面的主人公并不协调！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作者的某种刻意的追求，解说词验证了我的直觉：作品描述的是法国七月革命胜利后人们沉浸于纵情欢乐之中的场景，两位年轻人在冷眼旁观。
我恍然大悟：作品表现了作者的盛世之忧！这不正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心情吗？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复杂心情，总是这样不拘国界、穿越历史、无处不在！
（二）如何读解司马迁著史的心境
司马迁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写《史记》的呢？先来看看他所生活的时代：
汉武帝时期是继汉初“文景之治”之后迎来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期，当时的人们终日追逐“利”、“禄”而乐此不疲。这是一个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大有作为的、积极向上的时代，可谓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好时光。
然而在今天看来，当时所谓生逢其时的人们真的很幸福吗？《史记》中专门设置有《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二者相互参阅就可以得到答案。
前者通过春秋以来著名商人如早期的范蠡、子贡，晚期的孔氏、任氏的类传，描述了汉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形成。开篇就引用了老子“至治之极”的话，说虽然老子认为盛世就应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考察历史，则恰恰相反：中国地大物博，风土物产差异之大带来商业物流的发达，百姓因此得便、商人由此获利，各得其所无可厚非。但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世繁荣景象之下，腰缠万贯的商人们幸福吗？司马迁是史家不是评论家，但他又不是单纯记录史实的书记员，所以他的议论虽偶尔会在“太史公曰”中言及，但几乎都是寓于纪实之中的。
比如他为当时的商人起名为“素封”，说他们是富比封侯却没有受人尊重身份的老百姓。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是“贱行”、“恶业”。在《平准书》中又记载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司马迁虽然没有进行评论，但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天下”，牟利的佼佼者是那些著名的商人，他们绝不缺钱，可惜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并不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并非指责商人，而是在探寻造成如此盛世之弊的深层次原因，写出了那个时代不仅使人民之间相互争利，而且官员亦与人民争利的情况，意在指出此乃自古以来财政之中最下等之政策。即《货殖列传》所云，富有三个阶段：“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暗示当时人人争利的“盛世”，为自古以来财政之最下等政策所致！
他尤其反对官与民争利，读《史记》者恐怕无人不会自然地联系起自身所处时代及其弊端，这是盛世之中唯有史家最清醒的明显一例。
（三）“武帝”之谥号未必是赞美
汉武帝死后谥号为“孝武皇帝”。《谥法》曰：“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作“武”。总之，是赞扬他在位统治时期的武功文治。汉武帝的武功是使汉朝得以昌盛的重要条件，他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张骞取得了对匈奴的历史性胜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中原所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且开拓了东方通往西方的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他还用兵南越、西南夷、朝鲜，扩大了帝国版图。
虽说我们无法用近代以来的领土概念去衡量古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古代，武力扩张版图也是对外国、外族的非正义战争。那么，司马迁是如何从史家的立场看待“武功”的呢？
《史记》中涉及武帝用兵匈奴的记载，至少有《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平准书》等，虽然司马迁没有任何直接的评论，但我们还是能看出在他的记述中流露出对汉匈战争的反感。例如，《匈奴列传》中记载：“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记述了汉征匈奴的沉重代价和两败俱伤的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在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表达了对自己穷兵黩武的忏悔。《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武帝派军队攻打朝鲜的情况，司马迁通过对汉军内部种种混乱的记述，表达了对这次战争的批判态度。
（四）出自“大一统”思想的反侵略意识
司马迁反对征服周边民族的观点又出自其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孔子以来，特别是业师董仲舒对“大一统”思想的提倡，可以说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基本理念。如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的追求亦出于此，目的在于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弄清秦朝特别是汉朝“大一统”天下形成的原因，并由此指明“大一统”世界的今后方向。
董仲舒、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王莽以后那种鄙视周边民族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儒家“大一统”精神之下，《史记》中体现了各族同源同种的民族观念。司马迁叙史以黄帝为人文始祖，即便匈奴亦不例外。所以他在《匈奴列传》的开头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明确将其列入华夏族之中。在《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中也都贯穿了各族同源的意识。
在这种历史观、民族观的指导下，司马迁首创“正史”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体，而且他将少数民族史传与历代名臣列传交错并列，体现了各族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由此，他很自然地记述了尉佗入南越、庄移居西南夷的历史。因此，他对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而治国策，转而频繁对周边各族用兵的历史虽有记载，却无赞扬！
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杀人越货，追求所谓“国家利益”则不惜屠城灭国。在“近代化”就是“战争化”的今日，以所谓“正义之师”出兵他国的行为已经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普遍化，其死伤人数足以令古人瞠目。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读司马迁当年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时，只有汗颜、自愧了。
（五）对奖掖学者为官之策的愤慨
汉朝于“文治”方面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董仲舒传》），而且这一切又“皆自仲舒发之”而被武帝采纳推行。尽管如此，司马迁并没有对此大唱赞歌，而是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担忧。《史记•儒林列传》是司马迁为当时“文治”所推崇的儒学、儒士所设置的专传，其中对公孙弘奖掖学者为官之策的实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在司马迁看来，这意味着学者从此将学问作为了获取利禄的工具，实际上使学问丧失了尊严。他通过对学者的历史考察之后指出，以往学者被起用时或为天子、诸侯之师，或为士大夫之友，起到了以学问进行告诫、教诲的作用；若不见起用就隐居不出，纵令出世亦保持不轻视己道的觉悟。然而，自公孙弘为学者开辟利禄之路后，学者就失去了以传道维持教化的作用，而仅剩下记忆古事以备为政君主咨询的作用了。
两千年之后的学问有了极大的变化，学者们也早已经把学问做出了书斋、课堂的范围，做上了影视、网络，“传媒”不仅将学问更广泛地传播至大众，也将学问极大地商业化了。在学问成为逐利资本的时代，虽然我们不知道当今的种种变化是否可以置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范畴，但至少这些变异与他所提倡的学问之道相左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古人已经看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三国志•王朗传》所载王肃语）的现象，原因何在呢？我看就在于他那种杰出史家所独具的盛世之忧！
《史记》虽然被后代人列为“正史”之首，但作者司马迁的那种庶民立场和百姓情结却是其他任何一部“正史”都不具备的。
（一）司马迁所创立之实地考察方法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的论文，其中强调了司马迁所创建之实地考察的方法在今天仍然适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不限于“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亲自跑遍了汉朝的大江南北，搞实地调查。他的实地调查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
第一阶段在他入仕之前，为了继承父亲的史官，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二十岁时漫游全国。在此之前，按照《张家山汉简•史律》对“史”、“卜”、“祝”的资格要求来看，司马迁作为史官之子，应该是在十七岁成为学童，学三年文字之后已经通过考试取得了史的资格。而具有了这一资格之后的这次旅行，应该说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历史学考察。
他从长安出发后，第一站就到了今天湖北荆州一带的南郡，由长江溯湘水踏访了九嶷山的舜庙。再由长江至会稽山探访禹王陵。访问齐国故都临淄和鲁国的曲阜，观孔子遗风。最后，经梁、楚之地返回长安。司马迁的这次史迹踏访无疑为他日后写出不朽名著《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第二阶段则是在他入仕之后，他先做郎官，后来出任太史令，出于职务需要经常跟随汉武帝出巡各地，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史记•封禅书》）此时的司马迁更是有机会一边进行实地考察，一边撰写《史记》。
总之，当我们感叹司马迁具有超人之史学天才的同时，恐怕没有人会否定重视实地考察对他创作《史记》的重要影响。
（二）司马迁写《史记》不仅用手还用脚
实地取材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特色。司马迁取舍史料的原则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所说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亦即综合各种儒家经传、补充以诸子所言之意。可见，采用史料的第一原则是取材“六经”，他曾说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在他看来不载于六艺即六经的内容多不可信。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则，他的第二原则是如果六经有阙文而诸子书中有记载的，可以酌情拾遗补阙。
比如关于黄帝的记述虽不见于六经，却见于诸子。司马迁采纳了后者，为什么呢？在《五帝本纪》中他对此作了解释：“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他说诸子书中记载了黄帝，儒家经典中却没有记载，到底应该相信谁呢？他走出书斋去请教民间“长老”，结果长老们都说在尧、舜之前还有黄帝，黄帝、尧、舜各自的“风教”本不同。“长老”即老年人。语出《管子•五辅》：“养长老，慈幼孤。”以及《汉书•外戚传》：“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不仅限于近世，身为儒家的司马迁对于那些儒者不传的“远古”信息，作为史家他宁可相信乡野“长老”之言“近是”。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编纂方法，即亲临历史人物、事件的所在地进行调查。
从这一意义上讲，《史记》不是他关在朝廷图书馆里用手写出来的，而是他走进民间社会、历史事件发生地用脚写出来的！这一方法应该说同时反映了他重视民间史料重要性的庶民立场。
（三）司马迁重视民间史料价值的时代原因
为什么司马迁能够如此重视民间史料的价值呢？其实，这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性质是分不开的。
大体上说，从前五世纪末至前二二一年秦统一中国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性质，已经从周朝那种血缘关系宗法分封制，转变为了地域关系的皇帝制的郡县官僚制。此后的秦汉时期在皇帝专制主义建立的同时，平民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能力主义”的高扬在打破了以往氏族宗法制血统论的同时，动摇了祖先神的信仰。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大变化：
皇帝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人物，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成分，他既不同于先秦宗法关系的周天子，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贵族关系的各朝皇帝。秦汉皇帝的特点是专制性和平民性。
秦始皇是以武力争霸粉碎宗法氏族制，从而建立专制政权的，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由平民摇身变为皇帝的第一人。二人的特点都在于摆脱了来自贵族阶层的控制。正是由于皇帝的以上新特点，秦汉时期的皇亲贵族在政治地位上不再具有支配皇权的威力，他们既无法与先秦的公卿大夫相比，也比不上魏晋南北朝操纵九品中正制的皇家宗室。所以一旦他们野心勃发，就会遭到皇权的严厉镇压和平民的反对。
秦汉的官僚主要是依靠当时所创的文官制度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由于文官制取代了以往的贵族议事制，此时的官僚士大夫与先秦的公卿士大夫有着很大区别，他们在形式上虽保留着以往“文吏”的职能，但在参政权利和代表平民利益的程度上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秦汉的平民阶层在打碎了压在头上的宗法制以后，由于冲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获得空前的自由，他们不仅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中，推翻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政权，而且由自己的阶层中推出了第一代“布衣”天子。这一时代的平民，人人有爬上宰相、甚至皇帝位置的可能，随时有评议朝政的自由。
（四）司马迁对“布衣”的情有独钟
时代的巨变必然反映于历史记述之中，《史记》中就处处体现着“布衣”（穿麻布衣服的庶民）地位的提升，刘邦从“布衣”成为皇帝，以韩信、萧何为首者成为“布衣将相”。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特别强调历史上名人的“布衣”地位，如《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世家”本是《史记》中用以记载诸王世家的体例，可是司马迁却把生前从未封王的“布衣”孔子列入其中，从诞生至逝世，记述了其七十二年的人生历程。在司马迁看来，孔子虽然并非诸侯而仅仅是个士大夫，但他从孔子为天下制法、传六艺于后世的意义上考虑，写了《孔子世家》。
最有意思的是《陈涉世家》。陈涉没有后代，本无所谓世家。但由于秦乱之时陈涉首开反秦契机，后诸侯起兵才得以灭秦，所以司马迁将其列入“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还在《陈涉世家》中记载了特别能代表当时庶民精神的一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将其与前代作了对比，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因此记载曰：陈涉虽然起事仅仅六个月而亡，但汉不绝其祀，续其血食。
将孔子列入“世家”和把陈涉立为“世家”，在司马迁来说具有同等的意义：只要对人民有功德，对创造历史有贡献，即便是陈涉这样无后世存续者，也与有后继之人者同等对待。
司马迁在登箕山踏查许由冢时，曾发出感慨：那些没有天子或诸侯家世相续，仅凭匹夫之身为世人立有功德的人物，无论他们多么伟大，若无人为其立传的话，其事迹也无法流传于后世。即便是许由、卞随、务光这些公认的古代名人，由于孔子未提到他们，所以他们的事迹都湮没了。而像伯夷、叔齐，则由于孔子曾经予以赞扬，以致其事迹至今仍在流传。（《史记•伯夷列传》）
由此可见，能够被司马迁列入“列传”的人物，都是他认为有必要将其事迹流传于后世的重要人物。而在这些重要人物之中也不乏布衣庶民的身影。例如，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在于“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
总之，司马迁的百姓情结表现为他重视民间传说史料的真实性，重笔撰著人民创造历史的功德，而这一切又与他所处的古代社会晚期人民地位上升的时代性质互为因果关系。
《史记》本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纪》，魏晋以后始称《史记》，就是历史记载的意思。《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主旨的贯彻，不仅来自于司马迁对史料的博采、精选，还在于他独创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之所谓“五体”结构。所以读《史记》最好先大致了解一下这部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著作的篇章结构。
（一）“本纪”是《史记》之“本”
本纪是全书之“本”，是《史记》的主干，其他如表、书、世家、列传都是“末”，本末不可颠倒，本末相辅相成。所以读《史记》不可不重视本纪的重要性。要认识到本纪所记人物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脉络的代表者。
例如作者在全书第一篇的《五帝本纪》即开宗明义地点明我们中国历史起于黄帝，而且黄帝之后有着唐尧、虞舜的系统。接下来作者写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清楚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主干。然而，司马迁概括得对不对呢？
其实，对于司马迁的主张从来就有人表示怀疑，仅以百年来学术史为例：在一百年前殷墟被发现之前，有人怀疑《殷本纪》的内容属于虚构；二里头夏朝遗址碳十四鉴定结果公布之前，学界怀疑《夏本纪》真实性的观点很多；今日如果说有不少历史学家不相信《五帝本纪》之记载的话也无足为怪。权且抛开学术界对上古史实与传说的讨论，笔者只是觉得如今科学考古能够一次次地证明《史记》内容的正确性这一点，真是不能不令人对《史记》记载的真实性表示赞叹！
（二）“表”是司马迁创立的年代学体例
《史记》载十二本纪之后，设置十表。十表是司马迁创立的年代学体例，它意味着中国史学已经从《春秋》等著作那种自发地逐年记载，进入到自觉的年代学记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熟，意义十分重大。
一般读者往往不太重视《史记》的十表，所谓“表”的本意是表明的意思，对于历史上不醒目的事情司马迁选择了“表”的形式予以记述。十表中除《三代世表》为世表，《秦楚之际月表》为月表之外，都是年表。表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将大事小情都用简短的篇幅表达得提纲挈领、经纬清晰。比如：
《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闲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是以国为经、以年为纬；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以年为经，以职官为纬，不仅一目了然，而且便于检索。
宋代郑樵曾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通志总序》）读者在阅读本纪那种宏观把握历史的脉络内容的同时，就有兴趣的地方查一查表、读一读表序，是很有好处的。
（三）作为自然科学及艺术史的“书”
八书包括《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按今日学科划分的话，这些都是有别于本纪、表、世家、列传等人文社会学科的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其中除了《平准书》外都是讲述古今制度变迁的，《平准书》则记载了一种新的制度。
按照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宗旨，八书中所述的与礼乐律历天文地理相关的是天然的文化史，而纪传表世家表述的是人文的文化史，史家的责任就在于追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史记》的编纂体例就是如此与作者史学思想之表达相辅相成的。
（四）“世家”所见辅佐王者的股肱之臣
三十世家，记载了那些辅佐王者的股肱之臣，司马迁认为他们就像三十辐条之共聚一车毂的关系，故作“三十世家”。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的特例之外，主要记载了那些以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贵族之家。
例如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世家，再如汉代所封刘姓宗室、外戚世家，以及汉朝所封开国功臣的世家。司马迁认为，“大一统”天下的开创、延续，都是历代天子、皇帝在周围“社稷之臣”的辅助之下得以实现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功德是应该加载史册作为后世楷模的。
（五）“列传”记载了对人民有贡献的功臣
在司马迁的笔下，中国通史宛如一棵参天古树，不仅有明君、功臣之主干与繁枝，也有各类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们成为了证明古树生命力的葱葱茂叶。七十列传，就是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而作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扶持正义，不错过时代需求，有功名于天下者都应该加载史册。按照这一标准，他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立传，而不收录那些虽然官居要职却碌碌无为者。
重视某类人物的群体性是列传体的一大特色，就是将那些虽处不同年代但具有类似特点的人物列为一传。具体而言，不仅有《孟尝君列传》、《赵公子列传》那样的专传，还有《老子韩非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那样的合传。
另外还有以叙述某些人物为主，同时附带记载另一些人物的主附传。例如《孟荀列传》虽以孟子、荀子为主，但同时又列入了驺子、墨子、公孙龙、李悝等。
类传最大的特色，在于将品行相类的人物排列成传，如《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
总之应当看到，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世卿世禄制的崩溃，中国社会进入了彰显个人能力的时代，列传将从刺客到哲人的各类英杰会聚一堂，不能不说是《史记》所创造的最为精彩的体例，后世将《史记》的“五体”简称为“纪传体”，显然是看到列传具有不亚于本纪的独特价值！
最后，作为结语，我想提醒读者在读《史记》时注意以下三点：
（一）“发愤”并非“怨诽讥谤”
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诉自身遭宫刑受辱的惨烈心情时，说过“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话，所以历代评论者中有人认为《史记》颇有“怨诽讥谤”的意味。
然而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早有过批驳，他认为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他明确指出：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史记》乃为“怨诽所激发”，是对司马迁的极大误解。（《文史通义•史德》）
（二）朴实的《史记》语言风格
《史记》的确有语言朴拙的风格，比如文风不统一，甚至有无法读通的文句，但那是出于司马迁不以文害义的原则，以及剪裁史料时留下的痕迹。他大量引用古籍和传闻史料，重在内容的记载和对原始史料的保留。
比如，《夏本纪》对于《尚书•禹贡》篇除个别文字外几乎是全文引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引用了《尚书》、《左传》、《战国策》的各种史料。《战国策》的原文本来是较疏漏的，司马迁引用时也仅取其内容，而未对文字做过多的加工润色。所以，《史记》的文字水平使人感到参差不齐，甚至有裁剪生硬的痕迹，是不足为怪的。
（三）篇章结构中的深刻寓意
不要忽略《史记》篇章结构的作用，司马迁是史学家不是评论家，很多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他并不是直接发议论，而是寓意于叙述结构的安排之中。
例如在《儒林列传》的结尾，司马迁没有像其他列传那样写出论赞，而是搁笔于对以学问获取高官的实例记载。这样的结尾有其特定的寓意，似乎在告诉读者他对当时的“文治”政策已无可论赞。
总之，今人读《史记》，只要能够理解作者的心境、感情以及全书结构的话，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思想深邃、贴近百姓生活、语感又丰富多彩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