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康复景观的起源与发展

“康复景观”是一个既新又老的概念。虽然现代康复景观的研究在过去三四十年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并在近10年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回顾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景观环境与人类健康问题的探索，只是在历史上由于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康复景观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人类从建立聚居场所开始，就一直在不断地探求理想的居住环境。比如，神话或传说中的伊甸园、古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一池三山等都是人类构想的生活居所或游乐环境。人类对这些理想环境的描述从开始的水和食物等简单的生活必需物到后来对保障人类福祉以及永恒生命的期盼，很好地体现了早期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健康景观环境的特征。

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时期同样也有许多利用自然景观促进健康的先例。古希腊民居和神庙的选址都考虑了对人身心健康有利的自然景观标准。古希腊人在埃皮达鲁斯修建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疗愈圣殿），处于一个山坡的高地，四周视野开阔，流水清澈，并且绿茵环绕，充满了神圣感（图1-2）。公元100年，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描绘了罗马郊外洛兰图姆的一个别墅对自己身心健康的帮助：“我更喜欢我的别墅，我享受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舒适、更平静的生活，因为我远离了繁华都市的烦恼，清新的空气和晴朗的天空对我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我非常享受，并一直在努力学习和狩猎。”在古埃及和古希腊，花园曾是医生用于治疗病人疾病的一种处方。例如，他们试图通过让病人在花园中行走、休息或睡觉来达到治疗病人的目的。古罗马时期，人们尽管对细菌的认识还未形成理论，但已经认识到自然景观环境对健康的重要作用。例如，古罗马军队医院采用通过回廊将各病房隔开的布局，留出足够的空间，引入自然采光和通风，从而避免疾病交叉传染，保证医院环境的健康（图1-3）。

中世纪时期，受到宗教统治地位的影响，西方的修道院逐渐成为心灵和精神疗愈的重要场所，同时，人们开始认识到疾病产生有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修道院空间中有序地设置回廊及围合出用以休憩、冥想或活动的花园和果园空间，也表明了人们关注和重视景观环境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图1-4）。

修道院医院的建设也规定应该包含为患者提供草坪和花园的休闲空间。法国教士伯纳德（Bernard）详细描述了修道院花园中的绿色、芬芳和鸟鸣等对病人的疗愈作用：“绿色芳香的草坪，遮阴的树木和欢快的鸟儿，在这里，病人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孔，在色彩、歌声和芬芳中尽情享受”（Marcus，1999）。除了在修道院中进行静思和冥想，人们还可以种植蔬果草药和一些用于礼仪的花卉，如玫瑰、百合、鸢尾，不仅有象征作用，还能通过一定的种植活动与美丽的景色，起到恢复修道者精神和活力的作用。15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戈萨（Zaragossa）医院，就曾鼓励病人参与包括园艺等在内的各种活动，以促进身体康复。与此同时，东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康复景观思想。我国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自然环境中各种泉水不同水温和不同化学成分对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法。日本禅宗园林也通过白砂、苔藓、石头等基本造园元素，打造特定的沉思或冥想花园，利用花园景观帮助观景者集中精神、舒缓情绪。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在14—15世纪大量爆发流行病，人们更多考虑医疗技术而忽略景观对人的治疗作用，因而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康复景观的发展。

15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宗教神学失去了统治地位，修道院的发展也逐渐衰退，花园和景观与健康的联系又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园林从美学视角理解景观和健康的关系，在景观与审美、情感和行为方面进行了大量讨论。英国美学家伯克（Burke）把风景分为两类：一类是愉快、优雅和美丽的风景，而另一类则是壮观、广阔和崇高的风景。这些讨论也暗示了如画的风景不仅仅能够带来审美体验，同时也可能给人带来康复性的效益（图1-5）。

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爆发，城市人口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传染病的威胁，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对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在欧洲和北美掀起了一场城市公园运动。由于拥挤、不卫生的居住条件导致了传染病的蔓延，英国伦敦的公园最早被称为“城市中的肺”。为了增加开放空间，过去的皇家公园，如海德公园也向大众开放，成为城市的公共绿色空间，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快速城市化发展中的人口健康问题（图1-6）。同时，在1832年第一次霍乱大爆发后，英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要求每个城市都要建立新的公共步行或公园系统以保证健康环境。受到欧洲的启发，美国同样也开始重视城市公园绿地对公共健康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性。19世纪，奥姆斯特德（Olmsted）把自己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看成是对城市密集空间的一种抵抗。他认为人长时间处于城市的人造景观中会导致神经过度紧张、过度焦虑以及急躁和易怒的不良倾向，而田园风光能够为城市居民带来一剂解药。1908年，奥姆斯特德的儿子在向美国斯波坎公园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再次提及“公共公园不仅仅能够给大众带来愉悦的美，同时也是提高和维持大众健康水平的关键”。在医院中，人们同样开始重视自然景观的疗愈功能。美国宾州费城的友谊医院对医院庭院进行设计，营造舒适的自然环境，并将开展园艺治疗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初，精神病院在环境设计和治疗上也发生了重要变革，推崇自然疗愈的力量。在治疗方面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心理上而不是身体上，通过对周边场地的植物设计，创造出有意境的景观供治疗者体验。英国的许多医院让病人在农场里进行各种园艺活动，发现这对病人的病痛具有明显的缓解和恢复作用。这些对景观和健康之间关系的理解，与今天我们对城市公园重要性的认识相当一致。

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流行病也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自然景观不再像19世纪那样被看成是预防或减缓城市流行病传播的重要屏障，但医学模式发生的转变再次让康复景观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转变。传统的生物医学主要是建立在细胞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疾病可以通过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判断和治疗，但新的整体医学观重新关注人的中心地位，注重保健、预防和主动参与，结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治疗模式，更加人性化，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人看成类似机器的存在。美国的许多医院都逐渐设置了康复花园供特殊病人进行活动以恢复健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园艺疗法作为一种职业疗法用于恢复退伍军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1973年，美国园艺疗法协会成立。随后，逐渐出现了新的园艺疗法专业人员和课程体系，园艺疗法开始在军人医院、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监狱、养老机构及学校等环境中大量实施。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经典的康复花园实践案例。例如，由美国德尔特沃克斯景观事务所（Dirtworks）设计重建的约尔·施纳普纪念花园（Joel Shnaper Memorial Garden）主要为艾滋病患者的特殊需求服务，设计师在空间、植物景观和细节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患者的体质、感官能力、意识知觉以及对活动、交流、隐私和独立性等方面的需要。在伊丽莎白和诺那·埃文斯康复花园（The Elizabeth & Nona Evans Restorative Garden）中，德尔特沃克斯景观事务所同样通过营造丰富的空间、精心的植物搭配、创造不同的体验区域、实施园艺疗法以及充满人性关怀的细节处理等措施为所有使用者提供亲密接触自然的机会。有研究人员统计，目前美国约有20％的医院建有康复花园，并且规模和数量正在逐渐增加。接近85%的急症医院规定特殊人群的病房要有合适的户外活动场地或接近公园绿地，以供病人使用（Marcus and Sachs，2013）。大众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疗愈是对传统医疗模式很好的补充，许多机构逐渐将康复花园与健康护理的物理疗法和专业疗法相结合。

另外，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的出现，也使得更多的民众开始关注健康和保健，利用自然景观进行预防和疗养疾病的形式也相继在其他国家出现。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将森林康养列为一项国策，森林疗养被纳入医保体系。医生开出处方后，患者可以进行森林疗养。该项举措使德国的公费医疗费用下降了30%。日本在1983年发起了森林浴运动，目前已经建立约57个森林疗养基地，近60%的国民进行森林浴活动（图1-7）。韩国在1982年提出了坚实自然修养林，目前已建设约173处森林浴场，同时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我国的森林疗养建设相对较晚，在2010年左右才开始逐渐引入国外的相关建设理念和经验，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各个地区也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基地建设规范与标准。

与此同时，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研究为自然景观在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许多可靠的科学依据。1984年，美国环境心理学家乌尔里希发表了《窗外景观可能影响术后恢复》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研究发现，胆囊炎病患手术后恢复的情况与窗外景观存在联系，可以欣赏窗外植物景观的病人比起那些只能看到窗外单调墙面的病人更早恢复，对止痛药剂量的需求也更小，情绪也更稳定（Ulrich，1984）。乌尔里希随后的一系列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观看自然景色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心情。乌尔里希的研究从减轻压力视角证明了自然景观的健康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Stephen Kaplan）则从认知视角研究自然景观的健康效益。1995年，卡普兰的研究表明，自然环境有利于我们提高专注力，恢复注意力，改善认知能力，这类研究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康复循证设计提供了重要基础（Kplan，1995）。

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健康危机。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疾病、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医疗财政支出不断加大，为全球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逐渐意识到景观环境在缓解这类危机，减轻政府政策压力和医疗开支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大量科学研究已经证实接触良好的自然景观有利于人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健康，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深入揭示景观环境与大众和社会健康之间的具体联系。例如，什么样的自然环境，通过何种方式，需要多大的接触程度更有利于减低人们的压力水平？采用何种指标、何种方法判断自然景观与健康效益之间的关系更加科学？自然景观对不同人群健康作用的内在机制如何？等等。未来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为解决21世纪社会面临的健康需求和挑战，及为健康居住环境的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u3jLEg9dQpMLhH7XwbyDiKnlya92p39s++F2oSYrRo6MSXtuspq3HecD/CYjBf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