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雷是我捡的

早在红军时期，苏维埃政府就具备自制手榴弹的能力，其产品被称为“苏维埃手雷”，又有群众称之为“红军手雷”。由中央苏区兵工厂制造的这种手榴弹形状像佛手瓜，一头大而圆，一头小而尖，红军战士亲切地称其为“小甜瓜”。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极为艰苦，所以铸造出来的手榴弹结构简单、表面粗糙，用料也“因地制宜”，所以“小甜瓜”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个头有大有小，重量当然也参差不齐。惨烈的新圩阻击战后，蒋立顺在地里捡到一个手雷和一把军刀。他经常拿出“铁疙瘩”显摆。历经岁月洗礼，手雷已被摸得油光发亮。

这个手雷，是我小时候看牛时在荒地里捡的。

上面一条条的凹槽，党史办的同志说是苦瓜纹，我看更像一个红薯。手雷上头是引信口，弹体中部这里铸有一个五角星，五角星里头刻着中国工农红军旗帜上的斧头镰刀标志。手雷肚子里的铁砂早没有了，不晓得这种东西威力怎么样，我没见过它爆炸。幸好没见到，要不然，可能我早报销了。

唉！

新圩阻击战就是在我们这里打的，这一仗打死了多少人！

还是莫打仗好。

湘江战役中，这种鬼东西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这个红薯坨坨，我在湘江战役纪念馆见过，长得一模一样，讲解员说是苏区生产的，不仅对研究苏区时期红军兵工厂的弹药生产具有重要价值，更可以让人探寻当年那段血火交织的历史。苏区是什么地方，没听讲过。

开始是村里人晓得，一传十，十传百，不仅附近的人问我要来看，现在，好多外乡人也晓得我手里有这个东西，都好奇，跑来看，吵着要我讲那些事。你看嘛，现在已经被摸得油光水亮了。

我还捡到过一把刺刀，不过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丢的也晓不得，好可惜。现在修建新圩阻击战纪念园，到处在收这些老东西。有人讲，蒋立顺，你那把刺刀要是还在，你就发财了。我讲，发什么财，死了那么多人，你好意思拿这个发财？

莫看我老人家 91 岁了，记忆还好得很哦。

当年，红军问我们讨吃的讨穿的，有些条件好点的，给我们银圆，算是买吧。

都是当兵的，我看李军的条件好多了，他们有衣服穿，有饭吃。红军部队穿得破破烂烂，饭都吃不饱。

开战的时候，有枪的红军冲锋在前，没枪的也不落后，个个都很勇猛。

蒋思早也是新圩村的，就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你们可以去问问他，他老杆子（桂林方言，对父亲的称呼）讲过，红军向他借斧头、锯子，在后龙山肖石炮山顶修筑了工事。

蒋思早年轻，才 75 岁，还走得动。

他前几天还自告奋勇当起向导去看工事。

那个下午，黑云压顶，暴雨就要来了，蒋思早兴冲冲地带着广西文联的领导爬上肖石炮山顶，找寻藏在灌木杂草中的红军工事遗迹。

肖石炮山我年轻的时候常去。

有几年，山顶的树木被村里砍光，工事一目了然，半山有一条战壕环绕。离山顶很近的地方，挖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四方大坑，深度和战壕差不多，我试过，趴在坑边缘往下看，山下的一切尽收眼底。坑正中，留着一个正方形的黄泥堆没挖，之前还有圆木架在上面，另一头架在坑边缘，虽然有些腐朽，但模样还在。有人猜那是临时指挥所，也有人说是防空用的。在这个四方工事下面十几米处，也有一条战壕，挖得很深很宽，时间过去 80 多年，依旧完整。

红军过湘江，在这里打仗，老百姓大多是支持他们的。

怎么说呢，以实际行动支持吧。比如为红军带路，做挑夫，救护伤病员，帮助架桥渡江、突破围堵，也有人直接跟着参军了，还有人将自己的儿女送去当兵。

这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的啵。

那一仗打得很惨，死了很多人。

红军过了湘江之后，大家又帮助伤病员，帮助失散红军，埋葬散落的红军遗骸。还有的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守护红军墓。这些都是自愿的。

口述人：蒋立顺，灌阳县新圩镇新圩村村民。

历史回闪

冬日的雾缠在山腰，茅草上那一串串水珠溅落在衣着单薄的战士们身上，让人一阵阵打寒战。

掩护红八军团离开灌阳后，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陈树湘说：“刚才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三十四师迅速赶赴枫树脚接替六师十八团防务，阻止桂军越过新圩，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我考虑，由韩伟团长率一〇〇团先行，疾进灌阳方向，接替十八团在枫树脚地域阻止桂军北进之任务；我和苏达清团长带一〇一团及师部居中；程翠林政委和吕官印团长带一〇二团殿后，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江。如果没有意见，就分头行动。”说完，陈树湘与众人一一握手。

大家相握的手都在颤抖，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在心头。因为大家都清楚，接下来不仅要遏阻并摆脱周浑元部，还要面对熟人熟地且善于山地作战的“猴子兵”——桂军。

由于战事吃紧，陈树湘讲得非常简明扼要，但他讲话时的心情非常沉重。陈树湘是湖南长沙市人，身材魁梧，行动利索，平易近人，是在毛泽东、何叔衡影响下投身革命的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

当队伍踏上水车的灌江便桥时，太阳已经出山。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三架飞机，不一会儿已盘旋到头顶，随即进行狂轰滥炸。一时天摇地动，焦土飞扬，血肉横飞。一〇二团机枪连连长廖仁和赶紧扑倒在一棵大水杨柳树下。待敌机飞远，廖仁和站起一看，刚架起的便桥已被炸得七零八落，江里、岸上和树林里到处是尸体，有的残缺不全，树枝上还挂有战友们的碎尸，江水被染得殷红。这次遭袭，部队牺牲了 200多人，有些是和廖仁和一起入伍的老乡、老战友。简单地将他们掩埋后，队伍又继续赶往枫树脚。

这时，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率领下，在新圩阻击阵地与桂军鏖战了数日，已奉命将防务移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

当红三十四师经山燕头、大塘、苗源，过洪水箐登上海拔 1100米高的观音山时，已是 12月 1日 13时。红六师第十八团损失殆尽，新圩防线已被桂军完全突破，不仅接防不可能，而且通往湘江的大道已被截断！

遵照中革军委总司令朱德于 1日 5时发来的“三十四师应力求在枫树脚、新圩之间趁敌不备突破敌围，然后急行军西进大塘圩”的指令，三十四师只好从板桥铺一带穿过公路，再经湛水、流溪源，翻越海拔1000多米高的宝界山。部队再次陷入崇山峻岭，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地一路西进，准备绕开敌军直奔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