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帕加马王国的最后一代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卒于前133）和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等君主，都曾在王宫的庭院里建造面积广大的毒草花园，召集起大批学者，全心投入毒药研究。这样的逸闻极大地刺激着我们关于浪漫主义犯罪的幻想。

当然，这些君王并非出于什么浪漫的冲动，而是出于对暗杀的恐惧心理，也就是以自保为目的，才倾注心血研究毒药和解药的，因此还会在王宫内进行残酷的实验。但是以我们20世纪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毒药事业幼稚、可笑，只是天真的国王在自娱自乐而已。

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帕加马，因为富有的阿塔罗斯王室鼓励学问和艺术，所以成为希腊文化的一大中心而蓬勃发展。据说阿塔罗斯三世甚至因为对雕塑的兴趣而枉顾政治。传言他因为用擅长的毒药毒死了亲属才继承王位，结果饱受良心的苛责而闭门不出。关于他自己死于中暑的传闻也很有趣。总之他好像是一位喜欢庭园和植物的国王。

实际上，即使成年后，有的人也会对植物园、动物园和水族馆抱有猎奇的癖好。并非只有古代帝王才有此倾向，我等也是同类。而毒草花园这种通向死亡的不祥之所，具有甜美、奢华、妖冶而腐烂的魅力，进一步牵动着我们的幻想。

日本有悠久的草药学传统，因此，仍有著名的古老毒草花园留存在各处。现在我就能想起在箱根强罗公园发现的一个小型毒草花园。

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我和某位女性朋友一起坐缆车下了早云山，参观了“世界救世教”的箱根美术馆 之后，随意走进了附近的公园。公园的角落有一处围着栅栏的小型毒草花园，里面立有小小的木制名牌，写着植物的名称：日本马桑（ Coriaria japonica ）、乌头、垂序商陆（ Phytolacca americana ）、日本莽草（ Illicium anisatum ）、毒芹（ Cicuta virosa ）、酸模（ Rumex acetosa ）。

恐怕没有游客会对毒草花园感兴趣吧。周围没有人。我记得在太阳落山后的黑暗中，白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枝叶发出窸窣的声响，这些毒药植物安静而孤寂的模样有种挥之不去的余韵……

西方有几本小说是以毒草花园颓废而甘美的形象为题材的。其中之一就是纳撒尼尔·霍桑的《拉帕西尼的女儿》（ Rappaccini’s Daughter ）。

老植物学家拉帕西尼营造了一个奢华的毒草庭园，自己的漂亮女儿从小就长在这样的毒药环境中。结果爱上女儿的年轻学生与她一起在禁忌的花园中散步时，也全身染上了毒素，拥有了受过诅咒一般的身体，对昆虫和蜘蛛轻轻吹气，就能将其杀死。故事的最后，被恋人责备的女儿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吞下了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制作的解毒剂而死去。

也就是说，“拉帕西尼的技艺彻底改变了女儿身体的天性。对她来说，毒已经成为生命，所以解毒剂只会让她死亡”。

俄罗斯颓废派作家索洛古勃（Sologub）创作的《毒园》与这个故事很相似。穿着全黑衣服的怪异老植物学家以及爱上女儿的纯情学生的登场，与《拉帕西尼的女儿》完全相同。

女儿从小就在毒草花园中长大，全身渗透了毒素。某天晚上，这对情侣在花园中秘密约会时，少女公开了自己身体的秘密，并劝对方快点离开，但陷入爱情的少年并没有同意。于是在美丽的月夜，在毒园花朵盛放、香气浓郁的花丛中，两人接吻了。之后他们像睡着了一般，在月光的魅力和花园的毒气中迷醉地死去。

在萨德侯爵的《恶德的荣光》中，女巫杜兰也建造了一个奇特的毒草花园。朱莉埃特和克莱尔在这里购买了有毒的绿色蟾蜍粉。

“长期少量服毒可以逐渐训练出具有免疫力的身体”这种说法，从罗马历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所讲述的米特拉达梯国王的故事开始，到后来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乃至当代推理小说（比如多萝西·L.塞耶斯的《剧毒》［ Strong Poison ］）中都有出现。

《基督山伯爵》中检察长维尔福的夫人企图谋杀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瓦朗蒂娜，基督山伯爵就对夫人进行了一场如下文所述的毒药学讲解：

假设毒物为马钱子碱（一种从印度植物马钱子中提取的高毒性生物碱）。第一天服用1毫克，第二天服用2毫克，那么在第十天结束时，您就已经能服下1厘克 毒药了。像这样逐步加量1毫克，在第二十天时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吞下2厘克毒药，而这个药量对于没有事先如此训练的人已经非常危险了。这样一来，一个月之后您和投毒目标一起喝下含有毒药的水，就只有对方会中毒而死了。

可见，投毒杀人的方法在犯罪学上已经相当精湛，投毒事件不仅是在王室和贵族周围进行，19世纪后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也频频发生。从19世纪中叶开始，平民就已经可以轻易买到砷和磷了，这是由于工业革命和相关产业发展的缘故。

也就是说，毒草花园这种中世纪式的浪漫阴影已经藏起身来。犯罪，开始和现代科学相结合，在工业城市中大摇大摆地穿行了。

以下统计来自拉卡萨涅（Lacassagne）博士，展示了发生在法国的毒杀案件数的年度推移。（《法医学概论》［ Précis de médecine Légale ］，巴黎，1906）

1830—1835　115件

1840—1845　250件

1850—1855　294件

1860—1865　191件

1870—1875　99件

1880—1885　49件

1890—1895　54件

1895—1900　34件

从中可以看出，毒杀案件在1840至1855年间达到峰值，之后就逐渐减少了。请注意，1850年刚好是开始使用有毒的黄磷火柴的时间。对无产阶级来说，“火柴汤”就是最简单的下毒法。

而毒药的分类，也不能再局限于过去单纯的动物、植物、矿物三分法。在中世纪药剂师的观念中，制毒并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化学式、结构式来规范。继17世纪药剂师格拉泽之后，舍勒（Scheele）、黑尔斯（Hales）、拉瓦锡等化学家在制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毒药的类型变得极为复杂和多样。

以下信息出自安布鲁瓦兹·塔迪厄（Ambroise Tardieu）的名著《关于毒杀的法医学、临床学研究》（ Étude médico-légale et clinique sur l’empoisonnement ，巴黎，1875），正是适应新时代的毒药分类法。

1．刺激性、腐蚀性中毒：引起局部性的刺激反应，并影响消化器官。（酸、碱、盐基、氯、碘、溴、碱性硫化物、强效泻药等）

2．导致衰弱、疑似霍乱性症状的中毒：引起全身性的偶发症状以及生命力的迅速、严重衰退。（砷、磷、铜盐、水银、锡、铋、催吐药、硝石、草酸、毛地黄、毛地黄苷等）

3．麻痹性毒物中毒：对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铅制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硫化氢、乙醚、氯仿、箭毒、颠茄、烟草，以及其他有毒的茄科植物、毒参、毒蘑菇等）

4．麻醉剂中毒：引起一种称为“麻药中毒”的特殊症状。（鸦片及其化合物）

5．痉挛性毒物中毒：基本特征是对神经中枢产生剧烈作用并导致瞬时死亡。（士的宁、马钱子、马钱子碱 ^[1] 、氰化氢、乌头、硫酸奎宁、斑蝥粉末、樟脑、酒精等）

如上所述，毒药被分为五种类型。当然，也有一些毒药学家使用其他的分类法。

随着现代法医学的发展，毒药检测的方法也有了显著进步。但同时，催生了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复杂精巧的毒杀事件，毒药的种类也不断增加。可以说，科学的进步与毒杀术的进步并行不悖。

1836年，英国化学家马什（Marsh）发明了砷毒的定量装置。三年后，应该被称为“现代毒理学之父”的法国化学家奥尔菲拉（Mathieu Orfila）证明了某些毒药会对特定的器官起作用。从那以后，法医学者就不再满足于测量肠胃及附属器官中的毒药含量，而开始将对毒药的检测拓展到心脏、脑、肺等器官。

1840年，弗雷泽纽斯（Fresenius）和巴博（Babo）提出了检测矿物毒药的有效方法。

1850年，比利时著名毒药学家斯塔斯（Jean Stas）在著名的波卡梅事件 中运用了生物碱萃取法，从内脏中检测到了尼古丁。

1863年，拉·波默赖斯事件 发生时，以塔迪厄和鲁森（Roussin）等毒药学家为代表，开始在毒药学中引入了生理学实验。

1906年，贝特洛（Berthelot）的名著《毒气分析论》面世，后成为当今毒气以及蒸气式毒药研究的基础文献。

经过这些努力，毒药学的检测方法在19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犯人们在法医学等科学武器面前无处遁形。

明显可以看出，在文明程度高的国家，19世纪中叶以降毒杀案件的数量急速减少。但考查整个世纪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毒杀案，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哪怕检测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也无法阻碍人们对某些毒药的偏爱。

虽然火柴的原料从黄磷变成无害的红磷后，“火柴汤”的流行趋势就偃旗息鼓了。但是砷毒和士的宁这种容易入手的剧毒，不论检测方法如何发展，都始终受毒杀犯的偏爱。

而且，统计数据证明，比起“富有创意”的男性，无知的女性更喜欢执迷不悟地用这样的陈旧毒药。具有药物学的新知识，会深思熟虑地使用尼古丁、吗啡、毛地黄等不容易被发现的毒药的，基本上都是男性。

砷毒不仅能残留在活人的身体内，而且经过数十年数百年也依然可以从尸体的毛发和骨骼中检测出来。最近，已经可以利用核辐射照射遗体的头发和骨骼，来探明很早以前神秘死亡的原因。

16世纪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世的遗骸（经过了防腐处理，相当于一种木乃伊）就接受了这种方法的检测。就在最近（1962），拿破仑的头发也进行了这种检测。这种方法一定会改写某些长久以来处在暧昧不清中的历史，也可以用来恢复个人名誉。

拿破仑死在圣赫勒拿岛。他的死因究竟是毒杀还是病死一直众说纷纭，真相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直到今天。

但最近，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格拉斯哥大学汉密尔顿·史密斯（Hamilton Smith）博士以及瑞典哥德堡大学安德斯·瓦森（Anders Wassén）博士联合发表的论文。文章指出，拿破仑头发中的砷含量相当于常人的十三倍。实验使用的材料是拿破仑死后第二天采集的头发，哈韦尔实验室对它进行了核辐射检测，得出了文章中的数据。

虽然据此认定拿破仑死于毒杀还有点困难，但无法否认，因为这项检验，拿破仑临死时嚎叫的那句“我乃是被英国寡头政治的奴才虐杀”又重新获得了某种可信度。

如果大规模、有组织地利用这种方法，将历史上死因存疑的大人物的墓穴一个一个掘开检测，想必很有意思。

不过，这样做肯定会有一些政府或遗族立场尴尬吧。他们一定会利用权力和金钱从中阻挠。所以，这终归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计划。

正如我之前提到拿破仑时所写的那样，他是一位终生都受到毒杀威胁的独裁者，他本人也被怀疑使用毒药。据说在签下《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后，执政官为拿破仑举行宴会，但拿破仑在晚宴上几乎没有动准备好的饭菜。还有传言说他曾在叙利亚的雅法 毒害了八十七名罹患鼠疫的士兵。

1814年4月12日深夜，被逼退到枫丹白露，不得不让位的拿破仑，也曾尝试过用毒药自杀。但被水浸过的毒药又旧又潮，导致他没能成功自杀。

根据拿破仑某位随从的回忆录，这位皇帝在前往俄罗斯和英国的战场上，还将毒药保存在黑色的丝绸口袋，贴身挂在脖子上。这当然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自杀……

砷毒的毒药之王地位从17世纪起就没有受到过威胁，直到19世纪左右，铜盐才成为它的后继者。

当时，巴尔扎克的小说《邦斯舅舅》中就有一个场景，写的是将指环浸入给病人的煎药中，偷偷使铜绿在其中溶解，让病人慢性中毒而死 。

请观察从著名学者G. 伯努瓦的学位论文（里昂，1889）中摘出的数据，使用砷、铜盐、磷实行的毒杀案件具有压倒性的数量。

下表是1835年至1885年半个世纪中的毒杀案件统计。

使用毒药　　　　　　案件数量

砷　　　　　　　　　836

铜盐　　　　　　　　369

磷　　　　　　　　　340

硫酸、硝酸、盐酸　　92

斑蝥粉末　　　　　　59

马钱子、士的宁　　　32

鸦片、罂粟、吗啡　　22

氰化氢、氰化钾　　　9

1846年10月29日，法国管制毒药贩卖的法令颁布，在此之前砷毒很容易入手。1832年，霍乱在欧洲肆虐时，人们也曾怀疑是集体毒杀。众所周知，砷的中毒反应和霍乱很像。

这种危险的毒药之所以会被公开售卖，是因为从盖伦和迪奥斯科里德斯的时代开始，砷就一直被作为优质的脱毛剂用于美容。关于这一点，罗内塔（Rognetta）博士曾经提到过：

这种粉末，直到现在仍然在远东甚至巴黎被使用。几年前，那不勒斯的一位老太太还拜托我给她几包砷。使用时，人们会将其与唾液混合，像和面一样黏在需要脱毛的地方。几分钟后风干了，用木刀刮掉，毛发就会干净地脱落。（《砷中毒治疗法》，巴黎，1840）

简而言之，直到现在，时髦的贵妇们仍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脱毛。

此外，砷还会用于普通的化妆水、药物、园艺及农业化学品、标本保存液、剥制师用肥皂、颜料、老鼠药和杀虫剂中。甚至劣质食品和蜡烛（油脂中含有亚砷酸）中也含有微量的砷。不仅如此，奥地利甚至会将雌黄和亚砷酸作为麻醉剂使用。

由此可知，似乎直到最近，人类还无知且毫不犹豫地将毒药摄入体内。

根据雷内·法布尔教授的举证，1931年12月，四名船员因为皮下渗血被送入勒阿弗尔港医院。

人们认为这是由于食物中毒或者铁刮到了皮肤。

这种症状开始在两大轮船公司的乘务人员中扩散。两家公司除了葡萄酒之外，每种食物都从不同的货源购买。以此为线索进一步调查发现，与乘务人员喝不同酒的高级船员中就没有中毒者，不喝酒的船员也没有症状。

分析的结果显示，船上的葡萄酒每升含有3到19毫克的砷。虽然确诊后迅速在广播中说明，但为时已晚，中毒已迅速蔓延。

恐怕是因为葡萄的喷洒药液中混入了含有可溶性砷的铜溶液，又在发酵过程中进入了葡萄酒。

与这个例子类似，但未酿成严重后果的事件，想必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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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士的宁（Strychnine, C ₂₁ H ₂₂ N ₂ O ₂ ，又译作番木鳖碱）与马钱子碱（Brucine，C ₂₃ H ₂₆ N ₂ O ₄ ）都是提取自马钱子（又名番木鳖）的生物碱。 ZQy2C5HGYYZN78Bo8DVGFoNOpR3fLDJdyIlWPeGQuzVaFQ3v3WQsgSgciVzfzXw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