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爱的人去世了,这和打破我们文化中的悲伤模式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谁在乎?这是你的人生,与他人无关。除此之外,特别是在你处于悲痛的早期阶段时,每个人都觉得你有问题。外界的反馈让你觉得陷入悲伤的你和疯子无异。在你最需要关爱的时候,他人的无视和老生常谈的安慰会让你在悲伤中感到被抛弃了。
对悲伤讳莫如深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根源有助于我们度过这段非常时期。
发疯的不是你,而是错位的文化认知。错不在你,错在我们。
重新审视学校、教堂和书本告诉你的道理,凡是对灵魂有害的,都应当抛弃。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草叶集》(
Leaves of Grass
)
一提到悲伤,我们仿佛集体戴上了眼罩,拒绝看清现实。虽然大部分来访者都深受悲伤的困扰,但是对临床咨询师的培训很少深入这个领域。培训师学习的是一套非常过时的悲伤阶段理论,根本无法有效帮助来访者走出痛苦。然而,这套理论又一点一滴地从专业人士渗透到普通大众的观念当中。
我们的文化对悲伤的整体认知是完全负面的。悲伤被视作一种“偏差”和“异常”。医学上称其为“失调”。在大众的观念中,悲伤是遭遇困难时出现的短期应激表现,应当在几周之内消失。如果悲伤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时常在快乐记忆中闪现,或是化作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么你一定是犯错了,你不再像从前那样坚韧、健康、精明能干了。
伤感、悲伤、痛苦都是不正常的表现。你陷入了所谓的“黑暗情绪”。你没有按照悲伤的阶段处理情绪。沉湎于悲伤中不利于康复。悲伤是你现在遇到的麻烦,你必须把它解决。
当我们用积极词汇描述悲伤时,它往往会变成达成某种目的的方法。大众心理学、自助手册、电影剧本、小说情节和宗教典籍都把悲伤和丧恸上升到能够启智开蒙的高度,将超脱痛苦视为人生终极目标。幸福的唯一标准是快乐。生理和精神健康完全取决于你能否超越悲伤,恢复平静,重拾快乐。
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你再难过也于事无补。除了作为病理学上的概念,痛苦本身并没有存在的意义。
在我的丈夫马特刚去世的时候,我听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言论,有的和我处理悲伤的方式有关,有的和马特有关。人们告诉我,如果我一直对“失去一个男人耿耿于怀”,我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女权主义者”。如果我无法化悲痛为力量,我的精神和个人能力就无法得到应有的提升。还有一种说法是,马特从未爱过我,他的灵魂从身体中脱离后,他比活着的时候更快乐,而他会对我的一蹶不振感到震惊。还有人对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和马特有意制造的结果。这辈子我们签订了契约,认可不幸的存在和不幸发生的可能,因此没有理由为不幸而悲伤。
还有一些貌似称赞的安慰:你聪明、漂亮又坚强,很快会再遇到合适的人;你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想想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如果你能振作起来,你会感受到他的爱永远属于你(前提是你必须停止悲伤)。凡此种种,目的就是把我从悲伤和痛苦中拯救出来,过一种常人能接受的生活。
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悲痛者告诉我的故事相比,上述劝慰就小巫见大巫了。那些悲痛者听到的是:你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因为遗传病得癌症去世了,你该庆幸,至少你还有两个孩子;她命该如此,这是上天的安排,既然你无力改变,就该接受现实,挺过去,继续生活,毕竟一个人也没有那么重要;真正独立又有智慧的人不会过分依恋某个人;为了心智的成长,你需要经历悲痛,这些不幸一定是你对自己的试练;瘫痪让你获得了一次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这是别人穷尽一生也得不到的。
对极度悲痛者来说,批评、指责和言语轻蔑都是家常便饭,而非个例。尽管大部分人都是出于好意,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关键在于,大众认为人就是要从悲伤中尽快解脱出来。似乎悲伤是某种怪事,是在你失去了所爱的人或物之后,做出的某种离奇、错误的反应。我们能够表露悲伤的机会非常少。在那之后,大家期望你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历练,然后回归正常。你应该更智慧、更富有同情心,并且明白生命的真谛。沉湎于悲伤中只能说明你的处理方式有问题。
我们对于悲伤是如此讳莫如深,这导致悲痛者在接受他人的安慰后难以表达真情实感。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人即便受到误解,也不会再表达他们关于悲痛的真实感受,因为似乎没人想听。我们不再说“我很痛苦”,因为无人倾听。
经常有人问我,当朋友和家人陷入悲伤时,我该怎么做?我的回答是:“那么在你看来,没有陷入悲伤的人是什么样的?你期待他们怎样表现呢?”在大部分人看来,没有陷入悲伤意味着重返工作岗位,恢复幽默感,出席社交场合,不再终日以泪洗面,能够谈论悲伤和丧恸之外的话题。他们……似乎重新快乐起来了。
我们认为,“快乐”等同于“健康”。快乐似乎是一条准绳,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我们的生活才是合乎情理和规范的。
简而言之,“陷入悲伤”的反面是“恢复正常”并且必须尽快恢复正常(重拾快乐)。
我记得那时马特已经去世一个多月,每次我对朋友说:“今天真难熬啊!”他们会问:“为什么?发生什么了?”我回答:“马特去世了。”此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还在为这件事难过吗?”
是的,我还在难过。5天,5周,5年……在马特刚去世的前几个月里,我听到的最好的一句话是,无论是过去8天还是80年,这样深刻的悲痛永远像“刚刚发生”一样。对于在近一两年内经历丧恸的人,我总是告诉他们:“不幸刚刚发生,时间似乎才过去一分钟,你自然会感到痛苦。”说完这些话,你能感觉到他们松了口气。
对悲伤的偏见已经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什么样的困难都不应该持续太久,最多两个月,不能再长了。超过这个时间,那就是无病呻吟。如此一来,失去你爱的人,好像只会给你造成短期的困扰,只是芝麻大的小事,绝不应该令你耿耿于怀。
医学上将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的悲伤称作“紊乱”。此类复杂的、需要心理干预的悲伤有如下症状:思念已经离世的人,感到不公平,觉得生活再也无法恢复原样(以及各种形式的绝望感),悲伤铺天盖地袭来。在现实生活中,别人留给你悲伤的时间要短得多。许多临床医生、牧师和治疗师认为,在几周之后,如果还受到丧恸的强烈影响,那就是错误的。随着对这类医学知识的了解,我们接受并固化了一种观念:要尽快从悲伤中恢复正常,越快越好。
这种将健康地、正常地、理智地面对悲伤的反应,医学化、病态化的看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经常因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抱歉。我经常能从来访者那里听到很多可怕的经历,他们向治疗师寻求帮助,得到的却是愤怒和羞辱。容易漠视、评判、乱开药方的往往是专业人士。
无论接受了多少心理治疗的培训,或者多么强烈地渴望为来访者提供帮助,治疗师都常常是诊疗室里技能最差的人。很多时候,是悲伤的来访者在“教”他们的治疗师什么是悲伤的真实状况。
我在前面提到,心理治疗师培训大多学的是悲痛五阶段理论,这是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博士在1969年出版的《下一站,天堂》( On Death and Dying )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许多咨询师和医生都默认,这是指导我们“健康”地度过悲伤时期的理论基础。难怪许多悲痛者放弃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因为悲伤五阶段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悲伤五阶段理论是库伯勒–罗斯博士在倾听和观察临终者时提出的理论模型,原本是用来分析临终情绪的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处理悲痛的策略。根据该理论,悲痛者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这就是“悲痛”作用于我们身上的完整流程。
广泛流传的悲伤五阶段理论暗示我们应对悲痛的方式有对错之分,每个人都会按照这个顺序有准备地走过每一个阶段。我们必须完整地经历这些阶段,否则就永远无法痊愈。
我们的目标是摆脱悲伤,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按照顺序尽快走完这五个阶段,否则一定会在与悲痛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库伯勒–罗斯博士在晚年表示,她后悔用这样的方式创造了这个理论模型,导致大众误认为悲痛体验是千篇一律的、有迹可循的。她提出悲伤的五阶段理论不是为了告诉大家在何时会感受到何种情绪,也不是为了判断你是否“正确地”经历悲伤。无论是对于临终者还是他们的家属,悲伤五阶段理论的目的是确认并合理化丧恸、死亡和悲痛。它的本意是安抚情绪,而非制造牢笼。
经历过死亡事件的人都要度过一段痛苦、迷茫的时期。我理解悲痛者和其亲友的心理,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都希望得到一张路线图,图上清晰地标出每一个阶段和站点,从而保证在旅程的最后给悲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你无法强行规划痛苦。你无法让痛苦井井有条或符合预期。悲痛和爱一样是私人化的,每个生命、每条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章法,无迹可寻。无论“专家”怎样说,悲伤都不存在阶段。
无论大众的观念如何,悲伤都无法被分阶段处理。
能否顺利度过悲伤时期完全取决于个体经历。这意味着你要倾听自己的心声,要像承认爱一样承认悲伤,要抛弃所有人为设定的阶段、要求和限制,给悲伤、痛苦留出空间。
你或许和别人有很多相似的悲痛经历,倾听他人的经历会对你有所帮助。但是,请不要做比较,不要设立一条及格线,两个人分出个高下——这是无用的。
在专业医师学会给予悲痛者应有的尊重和关爱之前,很少有愿意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倾听他人讲述悲伤的治疗师。
在这里,作为一名从业者,我深表歉意,但这并不是说行业里就没有经验丰富、方式得当的优秀医生和治疗师。在我刚失去丈夫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他们。这些年在持续的悲伤援助工作中,我也遇到了很多优秀的专业人士。如果你一直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始终受挫,请你不要放弃。你会遇到善良的人。
根据临床诊断,我的抑郁程度正在加重,焦虑水平很高。治疗师建议我服用抗抑郁药物,并且采用一些线上的认知行为疗法。离开治疗室的时候,我感觉比来时更糟。国家健康保险中心办公室的人研发了一项测试,测验结果显示我不仅是悲痛了,我现在患有精神疾病。我一定是输给了悲痛,因为我还在悲伤。虽然我努力不让悲痛影响我,但是现在我拿不准这事到底结束了没有。毕竟我已经跨过6个月这道坎了。
贝弗莉·沃德(Beverly Ward)
“写出你的悲伤”工作坊学员
关于伴侣的死亡
我们文化中的悲伤失语症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所有看上去无害的陈词滥调背后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我们已经探讨了大众对悲痛的观点,以及表达中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深层逻辑。然而,反悲痛的文化根源埋藏得更深,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悲伤五阶段理论对专业人士和大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当我们随意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悲痛”和“困境”时,跳出来的是成百上千条画着彩虹的鸡汤表情包,写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认为,遇到困难时只要态度端正并勤奋努力,一切都会柳暗花明,毕竟在电影和小说里,失去伴侣的女人和失去孩子的母亲最后总会过上比原来更好的生活。就算结局有些悲伤或者喜忧参半,我们也能接受,因为至少主人公明白了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悲痛的双亲会从孩子的死亡中得到教训,并暗暗发誓:不会让下一个孩子遭遇这种不幸。可怕的濒死事故并没有导致死亡,实际上,它让整个家庭更加亲密。事情总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与悲痛之间的文化关系之所以如此奇怪,部分是因为一个看似无害的产业——娱乐。
我们所有的文化故事都涉及“转变”,都是救赎的故事。书、电影、纪录片、儿童故事,甚至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所有的结局都是积极的。我们需要大团圆结局。如果结局不好,那就是主人公做错了。没人想读一本直到结尾主角还在痛苦中挣扎的书。
我们相信童话故事,因为在童话故事里,只要努力和坚持,困难总会迎刃而解。我们一定会迎难而上,绝不向困难低头,至少不会一直沉浸在悲伤里。故事的主人公,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在痛苦面前都是坚强、勇敢的。反派(那些令人失望的角色)总是固执地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不愿回头。
我们的文化鼓励克服所有困难。坏事发生了,我们要以更强大的姿态战胜它们。这就是我们讲述的故事。它们不仅存在于屏幕中,还存在于现实里。
社会学家布琳·布朗(Brené Brown)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为失败镀金的年代”,我们崇尚那些绝处逢生的故事,因为这样的结局能使人得到救赎,但这些故事美化了过程中的黑暗与煎熬。 [1]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条叙事原则:不幸和困苦能够助人成长,虽然过程艰辛,但结果一定是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的。只要你相信,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光辉灿烂的幸福结局。
悲痛者会遭遇冷眼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违背了克服困境的文化叙事原则。如果你不能转化你的悲伤,并从中发现美好的一面,你就失败了。如果你不尽快调整,在大家的注意范围之内,按照这个叙事原则完成从意外事件到身心转变的过程,你就脱离了文化叙事原则的轨道。
我们的文化对讲真话有一条看不见的禁言令,无论是虚构故事还是现实生活都是如此。我们不愿承认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不愿承认有无法消散的痛苦。然而,我们必须学着和一些经历共处,这和一切最终都得到解决是两个概念。无论放进去多少彩虹和蝴蝶,有些故事就是不会有圆满的结局。
很多人在无意识地抵抗这些救赎故事。或者说,我们至少已经有了抵抗它们的想法。人们已经开始(非常缓慢地)对这些牵强附会、一蹴而就的结局失去兴趣了。
实话实说,我想《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会大获成功的原因是它的黑暗主题。作者J. K. 罗琳(J. K. Rowling)深入挖掘人性的黑暗,从不用美好的糖衣粉饰太平。结局不会皆大欢喜。丧失、痛苦和悲伤真实地存在着,我们无力回天,只得负重前行。
罗琳笔下的世界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喜欢《哈利·波特》,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贴近生活的故事。
故事是有力量的。纵观人类历史,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模仿的对象、向往的形象。故事帮助我们在宏大的视野中找到个人经历的位置。时至今日,故事依然有这样的力量,我们仍然需要故事。
我们渴望一种新的文化叙事原则。一种与我们的生活相符,与我们的内心感受相符,而不是与低成本的电视节目、电影相符的烂俗叙事原则。要改变现状,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有效的、真实的、能够引领我们生活方向的叙事原则,我们就要从拒绝大团圆结局做起,或者说要从重新定义大团圆结局做起。
你的悲伤不可能因为一句简单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变成美满结局,这样的结局压根就不可能出现。
马特去世之后,我开始寻找和我一样经历此种丧恸的人。我四处寻找那些被悲伤吞噬的绝望者。我需要他们的故事来指引我的生活方向。然而,我找到的故事都旨在教人如何摆脱痛苦,如何修复痛苦,如何尽快将悲痛转化为积极的能量。我反复阅读这些故事,结果就是我沮丧地发现自己一定出了什么毛病。
生活中的许多人,比如亲密的朋友、社区的熟人、治疗师,他们都想让我“好起来”。他们需要我“好起来”,因为像你我这样的痛苦令人目不忍视。我们的故事让人不忍卒读。
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只是不知该如何倾听。如果我们只讲述那些能够痊愈的痛苦,后果必然是我们只剩下那些假大空的虚伪故事,它们既无法让我们学习如何与悲伤共处,也无法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旁观者。我们从不谈论无法修复的痛苦,那是禁忌。
我们不需要摆脱悲痛的新工具,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我们在自处和社交中承受悲痛的技巧。
悲痛是人类共同背负的重担,但之前从未有人这样说过,原因很简单,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真正讲述悲痛的故事。我们需要讲述新的故事。我们需要这些新故事告诉我们关于痛苦、爱和生命的真相。我们需要讲述勇气的新故事来面对那些无法修复的创伤。我们需要为彼此讲述这样的故事,因为令人悲痛真的发生了,我们真切地感到了痛苦。
如果真的想要帮助那些痛苦的人,我们就必须主动破除主流叙事中的陈旧观念——痛苦是需要转化或救赎的。我们要停下小跑的脚步,跳出悲痛五阶段的禁锢,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什么必须遵从的标准。
要讲述更好的故事,我们需要编织一种文化脉络:它让人了解如何旁观和倾听,如何在无可挽回时泰然处之。要讲述更好的故事,我们要学着做更好的陪伴者,既为自己也为他人。
痛苦最终的结局并非只有救赎和沉沦两种。“鼓起勇气做一个英雄”的意思不是克服悲伤,把它转化成人生财富,而是在你恨不得一死了之的时候,有勇气清醒地面对痛苦。鼓起勇气意味着在你的心碎成100万片,并且再也无法还原的时候,你还能与自己的内心共处。鼓起勇气意味着直面你生命中的那道深渊,不是选择逃避,也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正能量”表情去掩饰你的不快。鼓起勇气意味着让悲痛在你的心灵空间随心所欲地舒展开来。想要鼓起勇气就必须讲述这样的故事,它是可怕的,也是美丽的。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故事!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许多文化领域的问题。这一宏大视角能帮助你接受自我,让你感觉自己的悲痛并不癫狂,而是正常的。它还能帮助你寻求专业人士和个人的支持,能让你从人群中识别出那些不固守悲伤阶段论和传统文化转换论的人。
如果你想进一步挖掘我们对于痛苦的集体性回避,以及由来已久、令人震惊的悲痛羞耻的文化根源,请直接翻到第4章。如果你正处于悲痛的早期阶段,请直接跳到第5章。在那里,你会发现有关悲伤援助的新观点,以及与悲痛良性互动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
[1] Brené Brown, Rising Strong: The Reckoning. The Rumbl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