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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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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创制，起于东方，这是近世园艺学者一般所承认的。我们知道庭园为综合艺术之种，它的起源，概括言之，有下列数种：
柏拉图所谓“艺术是自然的模仿”，这却是道破人生创作的动机的一句名言。在渔猎时代的民族，吃的是茹毛饮血，穿的是树叶兽皮，为维持他们的生活起见，就把打猎得来的禽兽，畜养在一定的圈子里，同时仿照自然，栽培一些瓜果之属在一处，所以当时叫作“园囿”。我们看《周礼》上说：“囿人：掌囿游之兽禁。”“场人：宰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又说：“园圃毓草木，”“园廛二十而一。”又《诗经·魏风·园有桃》上说：“园有桃，其实之殽（同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又“园有棘，其实之食。”我们再看《说文》对于园囿的解说：“园，树果，圃，树菜也。囿，养禽兽也。”
可知当时的园圃，为专种果蔬草木之地。场人管理，因利薄，故二十而税一。其所谓园，即今日所种果蔬园，其所谓囿，亦即类似今日所称之动物园，所不同的，一是留作食品用，一是供人观赏罢了。
席勒尔说：“把一切的游戏综合起来，有产生他的一种特别冲动，这个也就是艺术冲动力的原因。”游戏又是生活问题有了相当解决的出发点，生活愈觉得充实，游戏的兴致，愈觉得浓厚，而游戏的创造力，亦愈来得大。例如在殷实民安的周代，文王要与民同乐，他就建了一座灵台，布置了一个园囿，面积竟达到“方七十里”之大。这不过是原始的游戏的动机，竟开了后来公园的滥觞了。
《吕氏春秋》上说：“昔先王之为苑囿园池，足观望，劳形而已矣，非好俭，节乎性也。”我们在这里知道古代帝王之筑庭园，是游戏的冲动的一个证明。
囿既是古代娱乐的场所，使鸟兽繁殖，以供畋猎，这个制度，直至于秦汉，虽未曾变，但名则变为“苑”了。而且这种游艺场所，又变为私有了。以当时文物渐盛，以前的娱乐场，简陋单调，不能满足帝王的要求，自是必然的结果。何况当时帝王建设的魄力之大，迥非昔比呢？战国时代王室之名园，如吴王夫差建筑梧桐园、会景园于会稽，穿沼凿池，构亭营桥，所植花木，类多茶与海棠，便可知其装景较前更进一步。后汉末叶，更有广成园、西园、显扬园、宪园、敬园、逍遥园、长利园、展望园、万岁园、观平园、梁园等先后兴造，颇极一时之盛。我们再看秦汉园囿的装饰怎样呢？据《汉书·旧仪》上说：“上林苑中，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宛中养百兽……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又《汉书·百官志》上说：“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兽。”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又可看出园的面积，较前更加大了。建筑物已加入其中了。园之行政及其专吏之待遇更可推知了。
我们要问上林苑在今什么地方呢？依《东都赋》上说：“岁仲冬大猎西园。”师古注：“西园即上林苑。”考西园即在今陕西之地，所可知道的，是它的位置，在黄山、南山之间，跨泾、渭二水，门设于南，过渭水而北为上兰馆，即畋猎的地方，再上去，就是长杨宫，王柞宫行赏的地方。更上去就是作为游息之地的昆明湖与太液池了。昆明湖就连豫章宫，宫前有石像二，太液池左为建章宫，池中为蓬莱、方壶、圆峤，方壶亦曰方丈，都是假山。又有甘泉园，周围广及五百里，园中有昆灵池、西波池等胜景。再看此时的贵族阶级，对于园的设计如何？《西京杂记》上有一段：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问，聚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鹄，孕雏产
，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
到了魏初，占制渐变，名称亦杂，子建诗：“清夜游西园……秋兰被长坡，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我们读了此诗，便觉言花木池沼之胜，而不及禽兽之养畜，其制渐近于今日的庭园，尤其是晋代的石崇的金谷园，据其自序云：“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物备具。又有水碓、鱼池。”可知他已开了后世别墅山房之先河了。
在这个时期，我国与西域诸国，常有交涉，招宴外使之苑囿亦多，其建设颇与近代一般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俱乐部相似，故晋武帝有洛阳平乐园、六鹿园、灵芝园、漫圃、石祠芝蔬等，魏明帝有香林园，至齐王时改为华林园，专供赏宴园林之所。其他如石虎的芳林园，王伟的芳林苑，愍怀太子的玄囿园，陈梁时的东游苑、建兴苑，穷极雕丽，增植嘉树珍果，谈及畋猎之事绝少，陈张正见诗：“昆明不习战，云梦岂游畋？”更可得而证明了。
隋炀帝时，建造西苑，使役至百万人之多，据《隋书》所载：“帝即位，首营洛阳显仁宫，发江岭奇材异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异兽，以实苑囿。”此时的庭园，规模宏大，花木品种之多，可想见了。
自六朝初年，由陆机在《文赋》中，阐明文学艺术化之原理以后，才知道用人工的艺术的方法，以增进文学之表现，结果把个人的思想、感情，输进艺术的作品中，传达别人，成了共同美的观念。唐去古不远，在这个时代，有两个实际设计庭园的诗人，一个是长安的王维先生，他在肃宗时，辞了官，隐于蓝田县之辋川，他不但能诗，而且善画，东坡所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就是这位先生。他在辋川，相地设台阁，作花园，配置椒园、漆园、竹里馆、白石滩、南垞、乐字濑、柳浪、临湖亭、欹湖、宫槐陌、孟城坳、华子冈、茱萸沜、木兰栽、斤竹岭、文杏馆、辋口庄等建筑物，又架圆月桥于川上，放鹤于南坨，饲鹿于山溪，浮舫于湖沼。他的别墅，可以说就是他设计的图案，实现于地面的了。还有一个就是浔阳的白乐天先生。我们看他造园设计的自述：
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殚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
便可知他的庭园之清幽别致，都由于他冲淡的情怀，与自然同化为一，或许是受了田园诗人陶潜一类的人生观的影响罢。
其他如李白之序桃李园，欧阳永叔之记真州东园，莫不是表情冲动的。
我们须知庭园是一幅画图的张本，而画图又是点、线、色谐和的结构，庭园即利用此原理而描出。十七世纪法兰西式之庭园，所谓凡尔赛公园及枫登白露（Fontainebleau）
王宫。在西方庭园史上，开一新纪元。当推西方造园泰斗罗诺脱氏（Le Notre）
之创作品。而考其初，罗氏不过为一画家，可知绘事影响庭园之大。那末，我们便可了解我国在宋代庭园之盛所由来了。徽宗皇帝，是当时绘画名家，他召集各种艺术家于汴京，给以俸禄，畀以官阶，筑寿山艮岳，又搜集全国的奇岩异木，造梅林、松林，筑鸥方池、曲江池等，一时传为胜景。至于洛阳私家名园之多，更是空前盛况，其内容之设施，实为后世造园界的典型，尤其是当时洛阳的人，知“园囿之胜，不能相兼者六：胜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非胸有丘壑，具有美术的鉴赏，不能描出这个造园的原则来。元明两代，画家迭出，如倪云林之图狮子林，且亲同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良、徐幼文诸人共商叠成。李长蘅之写彭泽诗意，他的读书处的檀园，“水木清华，市嚣不至，一树一石，皆长蘅父子手自位置。琴书箫闲，香茗郁烈，客过之者，恍如身在画图中”。至于清初，海禁渐开，外来艺术之输入，庭园尤放一异彩，我们看清高宗的圆明园的《图咏》、米紫来的《浮邱山房图》、王石谷的《朴园图》，都是善于描出庭园之美的能手。其他名家之庭园构图，更不胜缕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