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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erg G, Li Y, Phillips G M. Internet Access and US-China Innovation Competit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20.
现有研究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对美国的影响，涉及的问题包括失业、创新激励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但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外国竞争的增加对美国创新投资强度具有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竞争加剧是一种负面冲击，如果竞争以替代品的形式出现，受到影响的企业就应该减少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企业可能会在竞争加剧后增大研发力度，通过增加产品差异化而逃避竞争，增加的创新支出可以通过差异化而恢复一些定价权。
本文作者以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即考察创新本身的竞争，并重点关注中美之间的创新竞争。他们提出，全球有至少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式，每一种都对美国的创新支出有着不同的影响。第一种是由现有研究所检验的，即现有商品在市场上的进出口竞争；第二种是创新和知识产权市场本身的直接竞争，这在中美创新文献中尚未被研究过。
重要的是，关税和进口冲击不能被用于研究知识竞争。因为关税和进口涉及现有商品，对知识产权竞争的影响是间接的，观察起来会有迟延。本文作者创新地以中国各省份交错部署的互联网为切入点，用于确定位于这些省份的中国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变化，并指出，随着中国区域性企业更多地接入互联网，它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与美国竞争对手进行创新竞争。
本文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由于挤出效应，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知识产权竞争对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已实现的专利和随后的长期销售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受竞争影响的美国公司在三年内显著减少了研发支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另外，对于那些互联网普及率高、且受到中国政府“五年计划”项目重点支持的行业，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的减少量会更为明显。
然而，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时，那些拥有更多有形和“受困”资产的公司却保持了相对更高的研发支出和专利水平，以避免因裁员而产生的高额调整成本。此外，虽然从长期来看美国公司的销售增长会因中国竞争而下降，但这也有助于美国公司从海外购入更便宜的原料。
Hawn , O . 2020. How Media Coverag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rresponsibility Influences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2(1), 58-83.
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扩张中的作用却知之甚少，尤其是在跨国并购中。近年来，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收购数量显著增加，由于其中很多是首次向海外扩张，且东道国存在不确定性，使其成为研究国际扩张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相关性的理想对象。本文作者重点研究了媒体对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报道将如何影响收购结果，并以“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媒体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报道与评估，可以直接（通过收购完成）和间接（通过收购持续时间）影响它们的国际扩张，并且主要以负面影响为主。即媒体对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报道，如劳工或环境问题，会延误或阻碍跨境交易的完成。
Avery, Christopher, and Parag A. Pathak.2021. The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Public School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 (1): 129-52.
在关于K-12教育的辩论中，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学生是否应该自主选择学校。当前，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学生大多是根据他们的居住地和家庭社区来分配学校的，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本文模型假设，一个以高质量学校而闻名的社区将会有最高的房价，并且持续吸引高质量的学校，房价较低的社区的学校质量也较低。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是否可以通过采用择校规则来改善原先低质量学校的学生成绩，即让所有家庭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选择学校。实证结果表明，学校自主选择权的确缩小了最高质量学校和最低质量学校之间的差距，但与此同时，学校质量的变化最终会改变均衡住房价格，较低收入的家庭不一定会从中受益。
Mueller, Andreas I., Johannes Spinnewijn, and Giorgio Topa. 2021. Job Seekers' Perceptions and Employment Prospects: Heterogeneity, Duration Dependence, and Bi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 (1): 324-63.
欧美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长期失业的高发生率。长期高失业率表明，在寻找和匹配工作的过程中存在实质性摩擦，并可能导致持续的就业冲击。传统有关失业的研究存在异质性问题，长期高失业率会降低人们找工作的机会，而较少的劳动力又会反过来加剧失业率。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该框架利用求职者感知（对其就业前景的看法）和实际求职能力，识别真实求职率的异质性，并将动态选择与久期依赖分离开来，以解释真正的求职下降。研究表明，感知到的求职概率显著并强烈地预测了个人的实际求职机会，那些报告其求职概率高于平均1个百分点的个人，实际求职概率会比平均高约0.5个百分点。
Gonzalez-Uribe, J. and S. Reyes (2021). Identifying and Boosting 'Gazelles': Evidence from Business Accelerato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9(1): 260-287.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乏“瞪羚企业”（高增长的年轻企业）？发展中国家中是否有受约束的企业家无法培育出高增长潜力的创意？要如何在企业群体中识别出受约束的高潜力企业家？本文以哥伦比亚的商业加速器“ValleE”为实验室，初步探讨了这些问题。“ValleE”使用随机指派的评委分数来选择参与者，并为参与者提供标准化的业务培训、定制化的业务建议和曝光度，但不提供现金。基于评委评分慷慨度的外生差异，研究发现，缓解对企业能力的限制可以释放创新企业家的潜力，但并不会将低于标准的公司转变为高增长的公司。同时，新兴经济体中一些高潜力的企业家面临企业能力约束，而加速器可以帮助识别这些企业家并促进其成长。
Ran Duchin, Zhenyu Gao, Hai bing Shu , The Role of Govern mentin Firm Outcom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Volume 33, Issue 12, December 2020, Pages 5555-5593.
在中国，集体企业通常由当地社区居民（如当地街道、街区、村庄或乡镇）拥有、管理和经营，由于土地所有权限制，集体企业必须设置在当地社区内。基于这一独特背景，集体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可以作为评估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工具。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对企业级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政府干预较少时（通过离政府地理距离更远来衡量），企业自治更高，这和税赋、保护主义和反竞争行为更少有关；同时，政府干预较少的公司有着更好的经营业绩、更高的增长率。本文指出，集体企业由于规模小、资源有限，不太可能通过游说、捐款或董事会任命来寻求政治联系，这与小型非上市公司类似，因此，本文也为政府干预对小型非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Nielsen M W, Andersen J P. Global Citation Inequa lityis on the Ris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 118(7).
在科学领域，引文的多少是评估科学家科研地位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本文对全球400万名作者和2600万篇科学论文进行了抽样分析，研究发现，2000-2015年间，被引用最多的前1%的科学家的累计引用份额从14%上升至21%，引用不平衡的基尼系数也从0.65上升至0.70。与“普通科学家”相比，前1%的科学家在合著论文中的增长幅度更大，而单独发表的相对下降幅度更小，这一趋势使得引文集中度进一步上升。研究进一步表明，被引用的顶尖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居住在西欧和澳大利亚的一流大学，而美国的精英集中度略有下降，这意味着全球科学话语权正在发生转变。本文最后给读者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不平等的加剧将如何影响科学的发展。
Woehler, M. L. 2020. Whether, How, and Why Networks Influence Men’s and Women’s Career Success: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47(1), 207-236.
目前，男性和女性在职业成功、经济机会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为系统研究人际网络是否、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成功，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设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互补解释（1）不平等网络特征（UNC）认为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网络特征，这解释了职业成功的差异；（2）不平等网络回报（UNR）认为，即使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网络特征，也会导向不同程度的职业成功。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人际网络在结构上相似（规模、开放性、亲密度、联系人的平均地位等），但在构成上不同（男性、同性别和亲属关系的比例）。研究进一步评估了这些特定网络特征如何导致男女回报不平等的情形。本文为研究如何解决人际网络中的性别差异所导致的职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指导。
Deryugina T, Shurchkov O, Stearns JE . COVID -19 Disruptions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 Female Academic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 1.
长期以来，学术界性别差距明显，女性在学术界的代表性不足。而新冠疫情的蔓延及随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学校停课、居家办公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学术界的性别差距。为探究其影响，本文面向全球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了受访者诸如配偶就业情况、子女数量、年龄以及时间分配等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疫情暴发以来，所有学者的研究时间均有所减少；较之于没有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学者，有年幼子女的女性学者专门用于研究的时间显著减少；当儿童保育和家务负担大幅增加时，女性学者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工作，这也再次印证了“母职惩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