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撰文｜林毅夫

1995年，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期刊编辑部邀请我撰文祝贺，我用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作为文章的标题。文章倡议我国的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界通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并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会增加人类社会的知识而具有国际性的影响。我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为199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的论文，该文便是使用了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这篇文章于1993年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并在国际经济学界被广泛引用，2000年出版S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院颁给了该文经典引文奖，同时，这篇文章也是这次当代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授予我这个奖项的主要理由之一。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还做了两个当时被认为非常大胆的预测：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从国际上来看，1995年时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华裔经济学家不会超过5位，从国内来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刚刚创办于1994年，除了这个中心的6位教师之外，全国其他各大学尚没有从国外回来的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老师，中国的经济学界才刚处于引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阶段。我的预测当时被国内外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根据经济学发展史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做出的论断。

从国家的重要性到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社会学科。研读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30年代，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国家不是没有，但是凤毛麟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同样，其他国家若有，也仅仅凤毛麟角。

为什么经济学大师产生的国家会有这种时空的相对集中性？我想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经济学的每个理论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这个逻辑应该是越简单越好。

既然因果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判定哪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更为重要？这不取决于逻辑本身，而是取决于该逻辑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那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影响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大师研究的都是他们所观察到的英国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经济学家要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丝剥茧以抽象出一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身处现象发生地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它就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同样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逐渐转移到美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在1995年时中国是一个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只有61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9.6%，在全世界的占比只有2.4%，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6.1%，而且那时才刚刚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教育，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的底气去预测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会在中国辈出呢？

因为在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时，我还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根据这本书的研究，我们预测如果我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进改革，沿着当时采取的渐进双轨的道路前进，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发挥比较优势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经济就可以取得长期快速的增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则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即使到那时，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5%-30%，因而中国还会有后来者优势，经济仍可以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世界的经济增长会主要来自中国，世界经济中心也会转移到中国。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现象就会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为了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上，正如此前的英国和美国，同样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便自然而然就会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者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关键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时要把握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

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太乐观了，但实际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个经济发展研究机构的共识。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这两点，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在我看来，关键仍然是1995年那篇文章所强调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不过在做规范化研究时必须把握经济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

中国本土问题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提高而提高，同时，在研究本土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便，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并且，可以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现象的研究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可以得到印证。但是，目前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思潮。

中国经济学家要想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创新理论以引领经济学的新思潮，需要在进行规范化研究时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是内生的，以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系中存在许多扭曲，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现代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以来近250年的发展已经枝繁叶茂，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有成熟的理论，如果对上述的两个内生性没有高度的自觉，发生在中国的许多现象似乎都有现成的理论涉及，很容易对号入座，难于摆脱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理论的窠臼而无所创新。反之，若能把握住上述两个内生性，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富矿。

首先，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绝大多数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制度等等结构作为暗含前提。例如，现在的金融经济学教科书或文献中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的理论讨论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等等如何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资产定价则研究金融工具或某种证券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价格，即收益率、回报率如何确定的问题。对于资本丰富、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作为经济中资金需求主体的企业，所在的行业绝大多数是需要大量资金来投资和运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式则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和风险都非常巨大的自主研发，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这些理论对于了解和解决具有上述金融需求特性的发达国家的金融问题非常合适。但是，中国50%的税收来自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70% 的GDP和80%以上的就业来自于规模很小的农户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资金的需求规模小，而且所在的行业和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相比于靠自主研发的发达国家而言风险要小得多。目前发展于发达国家的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的各种理论难于用来解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以小规模的农户和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原则，不应该因为发展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但是，如果不了解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实体经济结构有本质性的差异，即使一篇学术研究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也难于解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反过来，如果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存在于中国的许多金融现象，那么，一定会有许多不同于主流理论的创新性视角和观点。这一点不仅在金融，在货币、财政、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等等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也都是如此。

其次，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存在许多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不容否认这些扭曲是有代价的，但是，需要了解到这些扭曲中许多是内生的，也就是有原因的。如果不了解其存在的原因，按照主流理论采取的政策措施，经常会是事与愿违。例如，1988年中国发生了高达18.5%的通货膨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从主流理论来看，要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名义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减少消费的意愿，使得总投资和总消费下降，如果能这样，通货膨胀就会消失。并且，从主流理论来看，利率提高后，只有好的投资项目付得起高利率才会被保留下来，不好的项目会被淘汰，消费也一样，只有必要的消费会被保留。因此，靠利率的变动来调整投资和消费以治理通货膨胀也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率。

1988年时中国政府的做法则是保持名义利率不动，通过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来砍投资砍项目。从主流理论来看，政府对各种项目的好坏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治理通货膨胀，一定会有“乱点鸳鸯谱”的情形，很多好的项目会被砍掉，是一种不理性、不明智的政策选择。当时我也确实看到这种情形。例如，那时北京西二环路旁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一座18层的新楼，盖到13层的时候就被“砍掉”了，变成了烂尾楼。那时北京的饭店非常少，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中国政府的行为似乎印证了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干预必然不当的批判。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像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无知和不理性，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从1978年至1987年连续9年维持平均每年9.9% 的高速增长？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即使在某一个年份能有9% 的增长都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却能够维持连续9年的稳定和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如果是不理性的，绝对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既然是理性的，为何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与以决策者是理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的选择不同？

实际上，这是由于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不同。当时中国从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中继承下来大量的国有企业，规模很大、资本很密集，中国的要素禀赋则是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这些国有企业所在产业普遍违反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能存活，靠的是廉价的资金支持。如果政府提高利率，这些企业会大量亏损。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让这些企业倒闭，但这不仅会引起大规模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这些企业有些像电力、电信等关系国计民生，有些则和国防军工有关，如果让这些企业倒闭，那么经济将无法正常运行，国家也不能保证安全，国将不国，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二是，为了不让这些企业倒闭，政府必须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赤字会随之大幅增加，只能用增发货币来弥补，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这两种结果从当时的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看，都不如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行。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主张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的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依靠政府以压低利率来补贴才能生存但又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企业。

总而言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多使用“一部门模型（One-Sector Model）”，这种模型暗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即使“多部门模型（Multiple-Sector Model）”，通常也是将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理想的结构，只要与其结构不一样，就会被认为是扭曲的或是落后的。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规模经济和风险特性也不同，相适应的公司治理、金融、人力资本、监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是内生的。中国在内生的条件未改变前去采用发达国家的结构，或按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来运行会有“削足适履”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有许多“扭曲”也是内生的，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则会有“南橘北枳”的问题。在观察中国的经济现象或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如果能把握上述两个内生性，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各种经验和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就能产生许多和现有主流理论不同的新理论新观点，也就能够掌握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所给予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机会，这些年来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往这个方向所做的努力。

结语

当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前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时，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必然会成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给了“近水楼台”的中国经济学家一个百年不遇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需要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以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主流理论的研究取向。要抓住这个机遇做出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在研究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时，要知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系统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内生性，也要了解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存在许多扭曲，这种扭曲也大多是内生的。如果能从这两个角度来做研究，就会获得很多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新观点、新见解，用规范的方法写出来就会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创新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重要性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

随着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来，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将会在中国辈出。正像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时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只要思路对了，我们做出努力，二十一世纪必然会是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本文根据2020年12月5日作者在当代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整理。） +ftbiQ4NbmBrjwHtIjxD+4McK4EW6nF/eF3Jo1E/Z7TJcsHBl4W4HGSfAsj3J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