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丝织成为全国性产业
——商代

从夏朝（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起，中国告别石器时代，跨入了青铜时代，蚕桑丝织业理应有进一步的发展，可是，我们只能从仅有的一条且是夏商并提的材料中知其梗概：“《太公六韬》曰：‘夏殷桀纣之时，妇人锦绣文绮之坐席，衣以绫纨，常三百人。’” 此外，未见其他记载，也尚未有考古实物出土。

在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蚕桑丝织生产情况，既有文字记载，也有实物出土，给人以清晰印象。

在商代金文中，有专门管理蚕事的官“女蚕” 。在卜辞中，有“乎省于蚕”，即叫人来省察蚕事的内容。在现有的4 500个单字的甲骨文中，与“桑”“蚕”“丝”“帛”有关的象形字260个左右 。青铜器花纹中有“蚕纹” 。殷墓中出土过“玉蚕” 。曹植的《汤祷桑林赞》：“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汤祷桑林，祈福于天。剪发离爪，自以为牲，皇灵感应，时雨以零。” 按诗中的“桑林”乃商社所在地，汤选桑林立社以祀土神，足见商王朝对蚕业的重视。

商代盛行厚葬之风，常用丝织物包裹死者生前用过的玉器、铜器殉葬，时间久了，丝织物大部分朽烂，少部分因受铜锈渗透而粘附在铜器上得以保存下来，织物纹理至今仍清晰可见。从已出土的丝织品看，商代的丝织技术已显著提高 。

钱山漾的绢片，属于普通平纹组织，用未曾加拈的合股丝织成。商代继承了这种织法，其经纬线大致相等，每平方厘米30—50根，1950年安阳殷墓出土的铜戈上有这种细绢 。

商代出现了两种新的丝织品：畦纹绢和绉纱。

畦纹绢属平纹组织，但其经线比纬线多一倍，由经线显出畦纹 。绉纱，古称縠，是平纹熟丝织品。要使平纹组织呈现出绉的效果，须经纬纱强拈，织成后煮湅，经纬丝退拈，织物表面便呈现绉纹。河北省藳城台西村出土的商代铜觚上所附的绉纱残片，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绉纱织物 。

商代丝织技术的最高成就，是出现了被称为“绮”的织品。绮是一种暗花绸，是在平纹组织的地纹上织出三上一下经斜纹的菱形花纹，属于平纹和斜纹的联合组织，需要有提花装置的织机才能织出。绮的经纬线都是双股并丝，都曾加拈。今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的一件商代铜钺上有两种丝织物，其中一种就是绮。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商代铜戈、玉戈上也都有绮的印痕。

出土的商代丝织物中还有绚丽的刺绣，花纹为菱形纹和折角波浪纹。刺绣用的丝线都未加绞拈，绣花后浮出的丝纤维稍微散开，花纹更为丰满，花纹的轮廓也更为柔和，但花纹线条的边缘使用了曾加绞拈的丝线 。殷代一个铜觯上粘附有菱纹绣，绣法似属平绣 ^[5] 。

商代丝织品都经过精湅处理，也就是在漂白、染色前用碱水进一步去除丝胶。在织物染色上，不仅继承了发明于新石器时期的石染（矿物性染料），还使用了草染（植物性染料）。

绉纱（縠）要求拈而后织，藁城出土的商代绉纱，拈度高达每米千拈，只有利用纺车加拈才行。1973年藁城商代遗址出土了一件陶质滑轮，直径3.1厘米，厚2.4厘米，形状和大小均似后世纺车上的锭盘，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手摇纺车零件 。绉纱在织造时需要绞纱，当时应当使用了简单罗机。绮属复杂组织，非原始腰机所能织出，商代似已改进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

商代丝绸生产已十分普遍。《尚书·禹贡》将中国分为九州，其中六个州都把丝织物作为贡品：兖州（今冀东南、鲁西北）贡丝、织文（染丝织成），青州（今鲁、豫一带）贡丝和檿丝（柞蚕丝），徐州（今苏、皖、淮河流域）贡元纤缟（黑色绢绸），扬州（今苏、皖长江流域）贡织贝（锦），豫州（今豫、鄂一带）贡纤（黑经白纬薄绸）、纩（丝绵絮），荆州（今湘、鄂一带）贡玄 （黑色和黄色丝绸）。这表明商代的丝绸生产地域已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以及湘、鄂地区 。这些记载与我国考古出土的丝绸文物大体相符。

国际学者对商代的丝织生产给予了很高评价。美国学者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说：“无论如何，丝绸生产变成全国性产业并且繁荣，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 瑞典学者维维·西尔凡说：“中国在殷代不但已经有了丝，而且丝织的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在这以前必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商朝末年，“（辛纣）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 ，正反映了丝织生产的发达。 KRsO+5hf/3B4iyzs72EqJ6UnkaHQ/tVgrpfOdl52uodQyjc+fs/0LOq99vPz8+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