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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Bombyx mori）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
考古资料证明，养蚕织绸在我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958年，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
遗址出土了盛在竹筐中的绢一片和已碳化的丝带一团、丝线一团
。经碳-14（示踪碳）测定，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750±100年；树轮校正，距今5288±100年
。据鉴定，这批丝织品的原料都是家蚕丝。绢片为平纹组织，表面平整、光洁。其丝纤维十分光滑、均匀，系缫而后织；从丝纤维的横断面看，表层丝胶已经脱落，很可能是在热水中缫取的
。经纬向的丝线至少由20多个蚕茧缫制，未曾加拈，丝缕平直，股线平均直径167微米，经密52.7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
。丝带组合为10股，每股单纱3根，共计30根单纱编成，说明当时已进行纺纱
。
1959年，江苏省吴江县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纹饰有“蚕纹”，形似甲骨文的“蚕”字
。
1980年，河北省正定县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陶质蚕蛹一件，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人类饲养家蚕最古老的文物证据。
1978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件牙雕小盅，外壁上雕刻一周四个宛若向前蠕动的虫纹图案，形态酷似家蚕，一般认为这是对家蚕形态的模拟
。
1926年，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被切割得“极平直”的半个蚕茧
。同时出土有陶纺轮、石纺轮、骨针。
1974年，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木纺轮、石纺轮、陶纺轮，绕线小木棒，以及似为机上使用的木打纬刀和木卷布棍。从打纬刀的长度看，当时织物的幅宽在30厘米左右
。这种织机不一定用于丝织，但丝织离不开织机。
在上述出土物中，尽管夏鼐对“梅堰蚕纹”和“西阴村蚕茧”提出了不同的推论
，但南阳庄陶质蚕蛹、河姆渡的纺织工具和蚕纹图案，特别是钱山漾的丝织品，有力地证明了早在五千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已有蚕桑和丝织。
我国蚕桑丝织的产生，古代传说中也有体现。传说黄帝元妃西陵氏发现蚕茧可以抽丝，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西方学者对这一传说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传说它（茧丝）的产生是在公元前3000年由皇后西陵氏偶然发现的。她坐在花园内，当时一个蚕茧从一棵树上落入了某一热水（大概是她的茶水）中，她取出该蚕茧，一根纤细的长丝线就出来了。”
[1]
不管这一传说有几分真实性，但传说本身却透露了一些蚕桑丝织的历史讯息：首先，将之归功于部落首领之妃，与黄帝以前神农时代已形成的男耕女织的男女分工有关
；其次，黄帝在位时间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450年
，同考古发现的蚕丝产生时代大体吻合。
史前时期我国蚕桑业的发展，还见于古代记载：“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
按有虞氏即传说中的舜，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179年至公元前2140年。人类养蚕之初，是利用野生桑，舜时有“桑田”，说明已进行人工植桑，并已达到相当规模，这无疑是蚕业发展的反映。
我国的蚕桑丝织生产，受到历代王朝重视，形成了祭祀蚕神的先蚕之礼。
在商代卜辞中有祭蚕神（“蚕示”）的内容。周礼规定，王后要率内外命妇享先蚕于北郊。汉仪规定，皇后应亲桑东郊苑中，用少牢礼祭蚕神于蚕室
[2]
。魏文帝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晋成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蚕于西郊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460年）修先蚕之礼
。北齐（公元550年—公元577年）、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隋（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均祀先蚕
[3]
。元代（1260年—1368年）“先蚕之礼未闻”
。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十年（1531年），皇后亲蚕。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罢亲蚕礼
。
关于“先蚕”（蚕神），汉代有二：一曰苑窊（菀窳）妇人，一曰寓氏公主
。到北齐，以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到北周，才以太牢祭先蚕轩辕氏元妃西陵氏
。北周以后，我国历代所祭祀的蚕神就是西陵氏。
《大戴礼·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都提到黄帝元妃西陵氏女嫘祖，但未说她发明育蚕。嫘祖养蚕之说，见于南宋罗泌所著《路史》：“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
按《淮南王蚕经》乃北宋初年伪托之书，其说未足凭信。
育蚕织丝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发明的，将之归功于嫘祖一人显然并不恰当 [4] 。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先蚕之礼表明了他们对育蚕的重视和倡导，对促进我国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