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花献佛

佛经中借花说法，阐释义理。随着佛教的传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

虽然远在佛教传入之前，簪花、佩花在中国已成习俗，但以器皿插花的形式，确实是因佛前供花而广为流行。

佛教与插花的不解之缘，孕育出许多美丽的故事与传说。“拈花微笑”甚至被某些人引为插花的肇始。这故事出于宋普济著《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迦叶会心一笑，遂得佛祖真传，这是佛教禅宗以心传心的第一公案。

然而，这个故事见于文字记载已是宋代，有可能是禅宗的信徒，为了给他们以心传心的法门寻找根据而创造出来的。例来的佛教造像中，供养人持花、佛弟子持花以至菩萨持花，都是有的，但释迦牟尼佛的双手则有特定的印相，持花仅在中国明清版画中出现过。这应该也是一种反证。然而拈花微笑遂成为禅宗择定衣钵传人的一种形式，至于会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成为传承者之间的隐私，别人也就不得而知。当今网上流传的关于官员选拔的段子，“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沿用的就是这一模式。以此法选择干部，因一己好恶而定取舍，且无须理由，不必解说，省却了多少麻烦，无怪乎为一把手们所热爱。同样的道理，后世的禅宗公案，其真谛只在顿悟的形式，并不在于所谓机锋的诠释。凡是认真去揣摩公案机锋的，皆已坠入外道。

拈花微笑故事的真实性虽尚待考证，但在中国佛教的流播中，却颇有象征意义。佛经中借花说法，阐释义理，以花所具有的特质，象征佛国的清净，佛陀的威德，佛法的微妙，乃至说明修行的历程，禅悟的境界等，不论直指或譬喻，无非是一种方便引导，希望能使信徒对佛法有所领悟。而中国的善男信女们，却将佛前供花作为证明自己崇信佛教的形式，真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佛教讲众生得度的六种方法，以花来做比喻：花开有香有色，令人愉悦，是布施的精神；花开有时节，不以美而凌人，是持戒的精神；花籽深埋土中，须忍受黑暗、潮湿、寂寞，出土后须耐受风霜雨雪，开花后任蜂蝶采蜜，是忍的精神；无论花期长短，总是努力展现最美的一面，花谢后结籽以生生不息，是精进的精神；其宁静、祥和的气质，是禅定的境界；形、色、香千变万化，蕴含奇妙的智慧。一个人懂得欣赏花的美，从赏花中获得人生的启示，也是一种明心见性的修行。《华严经》中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说法，可在中国，却由此衍化成俗语“花花世界”，用来比喻繁华尘世。

最有趣的是“借花献佛”这个成语，现在的辞典中，都解释为借用别人的东西做人情，与其本意已截然不同。

这个典故出自《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释迦牟尼以自传形式讲述修行成佛的本生事迹。

释迦牟尼说他的过去世是善慧仙人，到提播婆底城去听普光如来讲经。城里的灯照大王是普光如来的生父，他有点小心眼，要由自己首先向普光如来供花，就像今天的善男信女，逢年过节，要到寺庙中烧头一炷香、敲第一声钟一样。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下令全城所有的花都不许卖给别人，全都要留给他。善慧得知后，“心大懊恼，意犹不息，苦访花所。俄尔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茎青莲花过，畏王制令，藏着瓶中。善慧至诚，感其莲花踊出瓶外，善慧遥见，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卖不？’青衣闻已，心大惊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见我花，求索买耶？顾看其瓶，果见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莲花，当送宫内，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请以五百银钱，雇五茎耳。’青衣意疑，复自念言：此花所直，不过数钱，而今男子，乃以银钱五百，求买五茎，即问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来，出兴于世，灯照大王，请来入城，故须此花，欲以供养。大姊当知，诸佛如来，难可值遇，如优昙钵花，时乃一现。’青衣又问：‘供养如来，为求何等？’善慧答曰：‘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度脱无量苦众生故。’尔时青衣，得闻此语，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颜容端正，披鹿皮衣，才蔽形体，乃尔至诚，不惜钱宝，即语之曰：‘我今当以此花相与，愿我生生常为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无为道，不得相许生死之缘。’青衣即言：‘若当不从我此愿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决定不与我花，当从汝愿。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来，从我乞求，头目髓脑，及与妻子，汝莫生阂，坏吾施心。’青衣答言：‘善哉善哉，敬从来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花，以献于佛，使我生生不失此愿，好丑不离，必置心中，令佛知之。’”

这就是借花献佛的本事了。善慧仙人不惜一切代价，求取莲花。而这位藏莲花于瓶中的青衣宫女，慧眼识人，遂以来世相托。

《过去现在因果经》，是《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的同本异译，南朝宋求那跋陀罗的这一译本，在各种译本中最具文学性。此节中描写两人的心理活动和对话，栩栩如生。

且说善慧带着七茎莲花，来到普光佛所，“见灯照王已到佛前，最得在初供养礼拜。如是次第，至诸大臣，亦各礼敬，并散名花，花悉堕地。于时善慧与五百弟子，见诸人众供养毕已，谛观如来相好之容，又欲济拔诸苦众生，亦欲满足一切种智故，即散五茎，皆住空中，化成花台。后散二茎，亦止空中，夹佛两边。尔时国王及其眷属，一切臣民，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见此奇特，叹未曾有。于是普光如来，以无碍智，赞善慧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以是行，过无量阿僧祇劫，当得成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当于善慧受记之时，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伽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散众妙花，满虚空中。”

这里所说的散花，是佛前供花的方式之一。它对于供养人是一种检验，别人散的花都落到地上，只有善慧以一片至诚所献的莲花，在空中化为莲台，青衣宫女托他代献的花，也围绕在佛的身边，所以普光如来当即授记他将来作佛。散花同时又是对菩萨弟子的检验，《维摩经·观众生品》载：“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自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以花是否着身验证菩萨和弟子的向道之心。所谓“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譬喻佛法在世间，而不被尘凡所染的特性。

佛或高僧说法时，常常会有天花降落。《法华经·序品》载：“佛说此经已，结加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传说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建康（今南京）城南雨花台讲经，感动天女，散花如雨，落地化为艳丽的花石子，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雨花石。

百花之中，莲花因具有香、净、柔软、可爱四德，被作为佛教的象征，尤其受到崇敬。释迦牟尼的出生、说法、法像、建筑等，都与庄严的莲花分不开，佛经中赞美释迦牟尼“手足圆满如意，软净光泽，色如莲花”，“目如广大青莲华叶”，“佛身微妙真金色，其光普照似金山，清净柔软如莲花”，比喻说法微妙为“口吐莲花”“舌灿莲花”。大乘佛教经典中影响最为深广的《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经名直译就是“像白莲花一样正确说教”。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莲花已为人所喜爱，《诗经》中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咏唱，青铜器中有多种莲花造型出现，彩绘陶器中也有莲花图案。四川汉代画像砖中，有一幅三人宴饮图，右边人手持莲花作敬献状。所以，面对着佛教对莲花的崇敬，中国人并不会感到意外。

《妙法莲花经·法师品》中提到对佛经的“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在所举十种供养中，以花供居于首位。而信徒热衷于以花供佛的原因，是因此可得种种妙果。《杂宝藏经》卷第五有“天女本以华敬佛化成华盖缘”：“尔时舍卫国，有一女子，于节日中，采阿恕伽华，还入城来，遇值佛出，即以此华，敬于佛上，化成华盖，欢喜踊跃，生敬信心，于是命终，生于三十三天，即乘宫殿，至善法堂。”因为散花供佛，得重生于最高天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等都有类似记载。《阿含经》第八十卷《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中说：“若有众生，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者处世净妙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福香戒香，遍诸方所，四者随所生处，鼻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仰，六者身常清净香洁，七者爱乐正法，受持读诵，八者具大福报，九者命终生天，十者速证涅槃。是名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香花供养”体现着佛教信徒们虔诚的信仰，也包含着他们对福报、智慧、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中国是礼仪之邦，早在周代，已经形成规范的供祭仪制。不同等级的人所用供品不同，皇家所用供品，以牛、羊、猪为太牢，贵族可以用羊、猪，称少牢，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猪头三牲”。平民百姓不能立宗庙，不能行祭礼，只能“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但实际上“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用的还是鱼肉禽蛋之类。此外还有用狗、用酒的，也有焚烧香草的记载，但很少用花作为供品。先秦时期，只有春节和立春所用的春盘，是以盘盛放多种植物供食用，不过并没有供祭与观赏的意义。

随着佛教的传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前文说到，有关插花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南朝宋，而以花供佛的文献与图像出现要稍早一些。东汉时竺大力、康孟祥所译《修行本起经》卷上载：“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这里说到的“持瓶盛花”，是发生在印度的事情。但在东汉桓、灵之际产生的中国最早佛教摩崖造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在中心坐佛的身边，有一位供养人，头戴翅帽，高鼻深目，右手持三瓣莲花以奉佛。而据文字记载，手持鲜花的形象，在中国有可能出现得更早。宋洪迈《夷坚志》中说，“成都府汉文翁石室壁间，画一妇人，手持菊花，前对一猴，号菊花娘子”，据说其是汉宫女，因饮菊花酒而成仙。按汉文翁石室建于西汉景帝末年，只不知此画是否即同时所绘。而《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佛图澄》中，则记载了一个类似戏法的小故事，石勒召见佛图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佛图澄因此得到石勒的信用，为其在后赵传播佛教打下了基础。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以花供佛的形象大量出现。如云冈石窟中，有各种姿态曼妙的飞天手持鲜花，飞舞在空中。第十八窟中的两位持花弟子，一位手持莲蕊不是常见的花蕊向上，而是向下，另一位右手持花放在胸前，左手下垂持一只梅瓶，似乎正待将花插入瓶中。龙门石窟中持花飞天更为普遍，又有北魏时雕刻的持花供养群体形象，十几位供养人擎着一支粗大的莲茎，上面有各种形态的莲花。陇东北魏石窟中有两飞天环护莲蕊浮雕，四位比丘供养巨大莲蕊浮雕。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由这些造像，大致可以想象出当时北朝宫廷法会的情景。同在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宾阳中洞浮雕，著名的《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其中一位供养人手执花束，中间一枝盛开莲花稍高，两边分别衬以莲蕊、莲蓬，对面一仆人手捧花瓶迎候，表现的正是插花入瓶以供佛的动态情景。

陕西省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北魏交脚弥勒像下方，浮雕两位供养人手持莲蕊，中间一具与人同高的豆形器，满盛供果。现存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的北周观音画像，画观音手持一瓶花，枝叶与容器比例协调，也是有关插花艺术的早期标本。后世流传的观音宝像中，常见的一种“净瓶观音”，菩萨手持净瓶，中插一杨柳枝，用来洒水以普度众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山西大同出土北魏平城时期石棺床上，出现了明确而规范的插瓶花图案。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12出土的石棺床，两侧床足浮雕胆瓶插忍冬花，图案呈中轴对称。据学者研究，石棺床虽用于贵族墓葬，但其形式可能与佛教中涅槃思想有关。石棺床装饰图案多属当时的流行纹样，其中护法力士、伎乐童子、狮子、莲花纹、忍冬花纹、水波纹、联珠纹等图案，源出于佛教造像。这种中轴对称瓶花图案，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古印度的插花。所以对这里出现的瓶花，我们不能肯定只是一种引进的图案呢，还是现实插花的反映。不过，即使是先引进了图案，也一定会影响到现实插花。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年）北魏迁都洛阳，这让我们可以大致想象洛阳寺庙的插花形式。大业三年（六零七年），日本遗隋使小野妹子在隋都洛阳看到的插花，应该就是由此发展而成的。

敦煌壁画中，供花是常见图案，许多石窟壁画中，都有手持花盘的飞天。第三十六窟壁画中，有菩萨双手捧托盘中盛多种花果。六十一窟壁画中的两位女供养人，各手托盘盛花果。一零三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多位供养人头簪鲜花，又有手捧花枝或盘花的；夫人和女儿华丽衣裙上装饰的，也是小簇折枝花卉。一一二窟壁画，有菩萨手捧盘盛莲花。一九九窟初唐壁画中的观音菩萨，右手托广口杯中插莲花莲蕊。榆林石窟壁画中，也有吉祥天女手捧托盘，盘中琉璃净瓶，插一枝莲蕊，两片莲叶。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一六九窟，十世纪前后的壁画中，回鹘王侯家族供养人群像，每人手中持鲜花一束，造型各异。而高昌故城出土时代稍早的回鹘王像麻布幡，画中的回鹘王手持鲜花，一枝两朵三层绿叶，成重台状。

现存有确切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唐代咸通九年版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中，已有飞天手捧盘花的形象。传为唐吴道子绘《释迦降生图卷》（又名《送子天王图》）中，有侍女手捧宝瓶，插莲花莲叶，隐喻初生的释迦牟尼与佛教的关系。传为唐吴道子所绘《八十七神仙卷》（实系宋人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的摹本）中，多位神仙手持瓶花、盆花。传为唐人卢楞伽画的《六尊者像册》中，瓶花已成为画面中的亮点。这些作品虽然现在已认定为宋人仿作，但也认为应有唐人作品为底本。

即此而言，因供佛而产生的插花活动，确实受到来自印度的影响。印度此类造像的出现，要早于中国数百年。如著名的北印度山奇大塔、巴尔胡特塔门和石栏等处的佛塔浮雕，都有以花供佛的图案。当时的信徒们认为不能具体表现佛的相貌，多以菩提树、金刚座、法轮、佛足迹等象征符号代替。浮雕上有瓶供莲花，也有大象鼻卷莲枝、灵鸟背驮花叶。莲花有盛开的，有含苞待放的，也有结出莲蓬的，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印度早期以花供佛的形象。

但是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图画雕塑，都以佛、菩萨等宗教偶像为中心，其间的供花和插花，目的是表现善男信女对佛的崇拜与虔诚，通常处于边缘位置，使用花材单调，器具随意，更谈不上艺术造型，也就是说，还不能成为一种艺术作品。

艺术的真谛在人间。插花，同样期待着人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