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花簪花插花

插花，当然不一定非得是插于器皿，宽泛地说，也可以插于人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簪花、佩花，今人常说的戴花。狭义插花是广义插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对于插花的研究，大体有两个方向，一侧重于技艺，一侧重于文化。就近年的出版物而言，前者多而后者少。插花技艺在中国大陆沉寂多年之后，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受欢迎，插花人材的培养便成为当务之急，迫切需要的自是技艺方面的普及读物。但在技艺的提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传统与内涵，也就是侧重于文化的诉求了。就像一个人的仪表，青春靓丽都是暂时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在气质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说到传统，便有一个追源溯流的问题。关于插花的源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始于中国，有人认为始于印度，抑或埃及、希腊。实则西方插花与东方插花非出一源，风格两异，各成体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东西交融》一节中再讨论。即以中国插花而言，有人认为发轫于三国，有人主张开始于六朝，还有人提出肇端于上古。然而稍加分析，便可以发现，分歧的原因，是对于插花概念的界定不同。

现代常说的插花，指折取一种或多种植物体的非根部分作为花材，经过技术修整和艺术设计，插入某种容器，形成新的观赏对象，以表达情感和意趣。它同盆景、园艺、雕塑、建筑等一样，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这是狭义的插花概念。广义的插花概念，则只以折花为基本要素，不必讲究造型，亦不必插于器皿，可以簪于头，佩于身。

可以说，狭义插花是广义插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作为一种文化探索，自应从广义插花出发。

折花而插，无疑应出于人类对花的热爱。而追溯人类爱花的心迹，人与花的初识初恋，又是在什么时候、因何而萌生的呢？

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植物学家，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最有趣的是一位生殖崇拜专家，断言花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被当作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王尔德先生说出这句名言时，不知有没有想到，在把女人比作花之前，早有人因为希望具有花一样的繁殖能力，已先把女性胴体的某个部位，与繁衍后代有关的部位，比作花了。

然而，我永远不会淡忘的是，年轻时在苏北农村插队，和农民们一样，悉心关注的，是可供食用或能够结出可食果实的花。它们为我的疗饥梦提供着希望。那些徒供观赏的花，无论如何艳丽，往往被我们视而不见。柏拉图所寻求的“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就是于人的肚腹有益。

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尚且被饥饿逼到这种境地，我不禁要大胆地作一猜想，人类对花发生特别的眷顾，当可以追溯到远古，人还只能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获取植物果实的时代。负责采集果实的女性，在意识到花与果实的关系之后，在发现花与再次繁殖的关系之后，花因为有益于人的生命维系而被欣赏，被视为美好的象征。汉代班固等撰《白虎通》卷三上，在解释西岳华山得名的原因时说：“华之为言获也，言万物成熟可得获也。”以花象征收获，也就是这个意思。

此外的种种高明理论，应该都是人在吃饱了肚皮之后，才揣摩出来的。

支持我这猜想的典籍，首先可以举出《诗经》。《诗经》里采之赠之的植物，荇菜，茆， ，藻，唐，萧，蓝，绿，芣苢，卷耳，薇，蕨，葑，菲，莫，桑，藚，蒹葭，杞，蓫，葍，芹，椒等，无论花、果、叶、草，它们的共同点是其貌不扬，皆非以色相示人者。而它们被人们歌之咏之，正是因为具有实用价值。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民歌流传的时代，主要在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但是古代的生活节奏缓慢，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漂流的时间要漫长得多，所以其中一些民歌的产生，肯定还要更为久远。它们反映着先民朴素的审美观。虽然一些植物当时已被赋予某种寓意，借以引发叙事或感慨，但这里的采折、采集行为，仍属于生产劳作范畴，与插花妆饰无甚相干。

今天常见的鲜花，除了桃、木槿、荷、兰草等少数几种，几乎都没有进入诗人的视野。梅、李、木桃、木瓜等，被歌咏的则是果实。最容易被淆为鲜花的，是《郑风·溱洧》中的“赠之以勺药”，但早已有人指出，从开花时节看，那并不是与牡丹媲美的木芍药，而是名为辛夷、江蓠的一种香草，也称草芍药，是名副其实的药用植物。稍后的《离骚》中提到菊，“餐秋菊之落英”，也正是说它初开的花可以吃。明人李汝珍《镜花缘》中列出的百花，与《诗经》中植物相重叠的寥寥无几。这固然有地域限制的原因（《诗经》反映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大的可能，还是先民们艰于衣食，重实用而不及观赏。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已提出类似的疑问：“古人于花卉，似不着意。诗人所咏者，不过芣苢、卷耳、 、蘩之属，其于桃李、棠棣、芍药、菡萏，间一及之，至如梅、桂，则但取以为调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岂当时西北中原，无此二物，而所用者，皆其乾与实耶。”

这里又涉及到花种培育和引进的因素，在此不赘。

主张插花起源于三国的专家，举出的依据，是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十九所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路晔为友，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花奉秦使（亦作“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陆凯是三国吴人。

这一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因为，同样是折梅相赠，汉刘向《说苑》中已经记载了战国时发生的故事：“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越国的使者以一枝梅作为礼物献给梁王，梁国大臣不懂“礼轻情意重”的道理，于是打算羞辱他。这肯定早于陆凯赠梅。而屈原在《九歌·东皇太一》中，有双手捧起成束美丽鲜花以供神的描写：“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湘君》中有“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采折芳洲上的杜若花，送给身边的姑娘；《大司命》中有“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折下神麻玉色的花，以赠远离的隐者；《山鬼》中又有“折芳馨兮遗所思”，采香花送给恋人。这些直接出于战国时期的文字，自是更强有力的例证，充分说明，早在战国时期，采折鲜花以赠人已不鲜见。

倘若采折花草赠人可以作为插花活动，那么，《诗经》中的“赠之以勺药”，无疑最早。稍后，《孟子·梁惠王上》有：“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朱熹集注：“为长者折枝，以长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难也。”以折枝比喻轻而易举的事。可见此时折花已经成为常事。产生于东汉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也要早于三国。影响更广的是折柳。据《三辅黄图·桥》记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伤春惜别、远怀征人的古乐曲因此命名《折杨柳》《折柳》，后又衍化为词牌《杨柳枝》。《文苑英华》卷一二六引南朝梁元帝《玄览赋》：“已寤歌于折柳，复行吟而采莲。”唐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唐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折柳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标志性行为。

然而，仅仅是折取花木枝叶以赠人，没有“插”的过程，能不能算作插花活动，是值得斟酌的。

插花，当然不一定非得是插于器皿，宽泛地说，也可以插于人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簪花、佩花，今人常说的戴花，像屈原笔下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九歌·山鬼》），身披薜荔腰佩女罗；他在《离骚》中甚至描写自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采摘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在身上，或有些像今天的花环。屈原以此比喻品性高洁，他是不是真的会这样身上挂满了花，来一场鲜花秀，则不得而知。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刘邦宠妃的侍儿以佩兰为名，可证汉初人已以佩兰为美事。

现在能看到的古人簪花的最早直观形象，始于西汉，如洛阳八里台出土西汉彩绘人物砖上，有簪花三女。成都羊子山西汉墓出土的女陶俑，其发髻正中插着一朵硕大的菊花，周边簇拥着数朵小花。东汉时期，类似簪花陶俑发现更多，如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出土一枚高髻簪花女俑头，重庆化龙桥出土的献食女俑、杵舂女俑、持帚箕女俑。女性在日常劳作中，都头簪鲜花，说明这已成为女性习见的妆饰。陶俑是写实的，而花却因被强调而大得夸张，自然是出于观赏的需要。由实用性转向观赏性，标志着人与花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转折发生在国势强盛、社会经济繁荣、物质产品丰富的汉代，发生在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不是没有道理的。新疆约特干遗址出土公元一至三世纪（相当于东汉）的陶塑头像，额前有装饰一圈花环的。稍后的托库孜萨拉伊佛寺遗址出土泥塑头像，则是戴花的男子。簪花人物图案且已被用于家具装饰，尼雅遗址出土的公元三至四世纪的两枚拟人椅子腿，一男一女，帽额上都雕有四瓣花样。公元五世纪，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陇东石窟中，都出现了簪花佛教造像。

东汉末年崔寔《四民月令》载：“京师立秋，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皆剪成花样戴之，形制不一。”立秋戴花已成风俗。《晋书·成恭杜皇后传》：“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东晋成帝咸康七年（三四一年）三月，吴地女子忽都头簪白花，传说是为天上织女戴孝，却成了皇后去世的征兆。这是首见于正史的社会性簪花活动。这种看上去像素柰花的小白花，就是茉莉，柰是北方的叫法。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载：“耶悉茗花（即素馨）、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人怜其芳香，竞植之”，“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又指甲花，“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芳馥尔”。作者归纳道：“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花也。”南方妇女得天独厚，四季有花可簪。插花之美为社会所公认。南朝齐谢朓《咏落梅诗》：“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后园讌，相随巧笑归。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辉。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梅花簪头，足与翡翠媲美。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中，形容卫恒书法“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簪花之俗历久不衰，无论贵贱，也不分男女，不计老幼。只有所簪之花，随着时节而变化，如春季多簪牡丹、芍药、桃、杏等花，夏季多簪石榴、茉莉、素馨等，秋季多簪菊花、秋葵等，冬季多簪玉梅、雪柳、菩提叶等。这应该作为中国插花传统中重要的分支。对“人家的姑娘有花儿戴”的羡慕，“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叮咛，“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恶讽，“戴花要戴大红花”的号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这种文化已经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时至今日，男性簪花的习俗虽已不流行，但每一个小姑娘都不会拒绝花团锦簇的妆扮。

簪花的一个遗憾，是花朵很快就会枯萎，长则一天，短则几个小时，必得另换新花，所以其他材料仿制的花钗开始流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女主人及三侍从，皆头簪花钗，而繁简有别。这种花钗与管束发髻的笄、珈不同，主要功能在于美观。

同样，正是为了能让插花较长久地保持鲜艳，六朝时期，以器皿为承载的插花活动，也已显露端倪。

曾有研究者提出，河北望都东汉源阳侯孙程墓墓道壁画中，绘有一个陶质卷沿圆盆，盆内均匀地插着六支小红花，并置于方形几架上，形成了花材、容器、几架三位一体的形态，是早期中国插花的图证。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花是连根栽在盆泥中的，所以常被作为中国盆景史上的早期例证。

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活动，发生在南朝宋末年。据《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记载：“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这段记载中提供出关于插花的信息，有这样几点：一是以往所供莲花，多是无水干供的，所以和簪花、佩花一样，很快就会枯萎。二是众僧不但有“欲华不萎”的明确追求，而且已经懂得用器皿盛水浸渍花茎，可以使花较长时间不萎。三是水插莲花新生根须的事情，必不多见，所以才会特别为人传诵。这也就说明，有意识的插花活动，在当时还属初萌状态，而类似的神化宣传，肯定又会促成器皿盛水插花供佛的流行。寺僧所用的铜罂，是一种卷口广腹的铜器，造型类似印度的贤瓶。

佛经中经常提到的贤瓶，又称德瓶、满瓶，意指能生善福、满足所愿之瓶。常用来盛香、药、宝物供奉佛前，也可以用来插花。现在印度还制作大理石胎以各种宝石镶 花卉的贤瓶。

对于我来说，《晋安王子懋传》中的记载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就是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我长期生活的南京。

南朝齐晋安王萧子懋，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的第七个儿子。据《南齐书》卷四十，萧子懋在延兴元年（四九四年）被害，年二十三岁，其七岁当在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四七八年）。时萧道成、萧赜父子已完全掌控朝中大权，正在做取而代之的最后准备，萧赜任侍中领军将军，不久又加督京畿诸军事，其家宅妻子自然是在都城建康（今南京）。供佛的寺庙，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了。第二年四月，宋顺帝就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

这也是引起我对插花文化发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同样在南朝齐，已经出现了插放仿制鲜花的情况。事见《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启，进沙门于殿户前诵经，世祖为感，梦见优昙钵华。子良按佛经宣旨，使御府以铜为华，插御床四角。”齐武帝萧赜病危时，召儿子萧子良进皇宫陪伴，萧子良让僧人在窗外诵佛经，萧赜居然就梦见了优昙钵花。优昙钵花，完整的音译是优昙钵罗花，简称昙花，号称三千年一开花。成语“昙花一现”即源出于此。但佛经中的昙花属无花果类，而不是今人所说的仙人掌类。萧子良便命人按佛经上的描述，用铜制作了这种难得一见的花，插在皇帝御床的四角。这是永明十一年（四九三年）的事，距前述萧子懋故事，仅仅十五年，可见插花活动发展之一斑。

器皿插花的早期形态既是佛前供花，其首先流行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建康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A+KfDf0f7ycpgvxWQbnlGgOaT1lE2G9TVqXRuvfy6FmG4MGHG4vjHWRn9woT74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