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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萧云从《九歌图·礼魂》
展指拈花，一个细微的动作，意境的诠释却可以天差地远。拈花示众，在佛祖是以心传心的佳话，拈花惹草，于俗人却成了挑逗异性的隐语。这颇有点像现今流传的段子：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干。可怜花儿只有被选择的机会，全没有选择的自由。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如我之辈，既没有成佛作祖的奢望，也无意借绯闻炒作成风流人物，姑取其中，拈花入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插花了。
插花所用的容器，当然不必限于瓶，瓷碗、陶钵、铜鼎、竹篮无不可用。广义的插花，且包括插在头上、佩在身上，甚或就持在手中，是名副其实的拈花。然而古人习称插花为瓶花、瓶供，是以瓶为概称。正如所撷取的花材，未必就是花，也可以是枝、茎、叶、果，甚至包括野草，而统名为插花。就此而言，插花正是一项拈花惹草的活动呢。
插花于器，如今是一种艺术，花艺，有专门的协会和研究会，有规模宏大的展览和赛事。日本人更尊之为花道，作为女子教育的必修课，新嫁娘可以不“洗手做汤羹”，却不能不亮相插瓶花。这就又将插花弄得有些女气。日本一些男性公务员，为了减压而学习插花，竟被媒体抓住大做文章。近世百余年间，日本国势强盛，在与西方交流中又占着先机，中国一度闭关锁国，甚至视鲜花为毒草，斥爱花为堕落，遂致世界误以日本花道为东方插花正宗。其实史有明证，日本插花源出中国。中国古时的插花活动，参与者并不分男女老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的，是女娃娃；“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的，是少年郎；“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花残空折枝”，是剩女的吁嗟；“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是壮士的洒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则是衰翁的感伤。而插花成为一种玩艺，更是男人兴起来的，一度且曾是僧人的专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生遭遇插花，是极寻常事。寒舍中高矮方圆几件瓶罐，应时换季，插数枝银柳，一把野菊，不过随手摆布，顺眼即好，无所谓技艺，更遑论流派。就拈花入瓶这基本动作来看，随意插花以自娱，与任何顶尖的花艺、花道表演，并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只在于程式的有无。不仅于插花，世间诸多事物，有程式与没有程式是大不一样的。刘邦初当皇帝，群臣哄闹朝堂，他也感觉不到什么乐趣，直到叔孙通制定了朝拜天子的礼仪，皇帝才摆足了威风。程式化虽未必有益于事物的本质，却往往为当事者所乐意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在天安门上被百万人民同声山呼万岁，也是心安理得的。
插花的本旨，是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安排花卉的形态与组合。人以万物之灵自居，惯欲令天下万物皆为我所用。伟人以改造世界、改造他人世界观为己任，穷酸文人则只能改造些野草闲花，或曲折为盆景，或剪裁为瓶花。人心不同，性情各异，所爱非一，本来无所谓程式。然而正是程式的出现，完善、打破与重建，使插花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较之盆景，插花作为花草形态的瞬间定格，宛若过眼烟云，彩云易散琉璃脆，全靠有人形诸文字，绘为图形，摄成照片，才得流传后世。而这些文字图片，恰又显示着作者的心志意趣，并进而反映出社会的思潮风尚。
正是这些，吸引我对插花活动进行一种文化审视，思考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样的影响，又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蓄积多年，时有感触，遂萌发了纸上谈花的意思。书名《拈花意》，“拈花”二字，袭自爱花前辈周瘦鹃先生的《拈花集》。周先生以盆景大家名世，此书中时以瓶供配盆玩，则以拈花名插花，非仅佛祖，亦关凡人。“意”者，亦借插花与佛教的因缘，仿“何为祖师西来意”句式。清乾隆年间高凤翰的得意之作《四季花卉轴》，梅花插瓶，莲花铺盘中，牡丹与菊花随意散置案上，题诗中道“忽见三生旧影子，拈花已省梦中身”，是真解拈花意者。花谢花开无日了，春来春去不相关，个中意趣，本亦如鱼饮水。今聊抒一孔之见，期与同好共相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