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照片

罗兰·巴特说：“越是尽情地谈论一张照片，越是感到谈论摄影整体之不可能。”

因此，个体之间的类比是成立的。再往前看，那些来自欧洲的摄影师，他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拍摄的中国旧时的风景照片，有《诗经》般“一言以蔽之”的“思无邪”。尤其喜爱这些清矜朴茂的风景，却是丰满的“闾巷之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派空灵缥缈。这是否为西人来到他乡异国之心态？望之而不可即，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而求之，终不可得也。

“为什么挑选这件事物，选这一时刻来拍，而不挑选另一物，选另一刻？”罗兰·巴特认为，这是摄影的“宿命结”。

我发现，那些外国人在那个时代竟然拍了许许多多“无用”的照片。我总是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拍那些场景？那些闯入镜头里的毫无意义的人们，做着他们日常的事体，悄无声息地，于那个久远的时间里，安静地活着。

什么是“有用”的照片呢？画意摄影吗？

曾经和靳泉讨论过，她说：“早期西洋人拍摄的那些中国风景，他们的构图尤其讲究。”讲究什么呢？妄自揣测是不是依照西洋绘画的审美方式？从文艺复兴开始，许多画家使用透镜作画，慢慢形成透镜视角的油画，由此产生的审美定式，遂成欧洲视觉之文化？

照相机，也是利用透镜原理制作而成的，透过取景框去看世界，想来西洋人必有他们的经验，所谓文化之传承，或者是修养。

中国旧文人的美学修养，自然也就是山水画和花鸟画等。而透镜对中国文人来说，便是“新学”系统，想要中国叙述，也必然选择自己熟知的修辞。

还是刘半农，他说：“世间事物，本来是无论其本身之丑美如何，都可以用美术的手腕制造为画中美的；但也有几种东西，本身并不甚丑，到了画中，却变作了奇丑不堪，简直是要不得。”这已然是训诫了，摄影的“宿命结”被系成了“死结”，格其物也。格物，是将物放置在一定的框框里，佛教里叫受戒，社会上叫守法，生活中叫学规矩。

“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总感觉自身的责任重大，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故而“作用”猛烈，非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不可。于照片也是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