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

回望历史，在整个抗日救亡的年代，郎静山都沉迷于自己的“山水世界”里，从来没有对时局发出声音。与他同代的吴中行，虽然也着迷于他家乡的景致，但抗战初他以一幅题为《报晓》的照片，意欲唤醒民众抗日。又如张印泉，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的作品思维转换到了另一个新的觉醒意识。

摄影术传到中国以后，照相馆是借以生财，文化人却在意摄影所带来的审美愉悦，接受的目的各有不同。

沙龙摄影的追求是一种风尚吧？在那个年代，文化摄影人最大的追求，是去参加欧洲的摄影比赛，争取拿奖。“九一八”以后，几个摄影团体决心在国际影坛上和日本国决一高下。史料记载，1931年之前，日本国参加国际沙龙入选作品超过中国。1932年到1933年，中国入选国际沙龙35幅作品，日本国仅入选10幅。1933年到1934年，中国入选192幅，日本国67幅。这倒很像现在的普罗大众，看中国运动员奥运夺冠的心态。日军全面侵入中国后，中国摄影人参加国际沙龙的作品数量一落千丈……

郎静山在西南暗房中努力“集锦”风景的时候，罗伯特·卡帕正去往台儿庄前线。若以纪实摄影的态度标准衡量，郎静山未免有失责之嫌，对他耿耿于怀者也不为过。

但是，郎静山也不是唯一特例。诸如陈传霖、蔡俊三、舒新城、金石声、卢施福等人，均是专注于光影、线条等，更多折回在了文人画意的逍遥世外的天地里。他们也都没有投奔于抗日前线，那么这些人是怎样度过战争时期的呢？均没有记载。如何体察烽火之年那些个体的命运呢？教科书里也没有说过。

譬如蔡俊三拍摄的《青春》，却是现在广大摄影爱好者所想追求的趣味。还有那些沙龙趣味的人物肖像，以及人体摄影，同样也是现在的摄影发烧友的追求。

抗战时期，另外还有两个摄影人，庄学本和孙明经，却在远离战争的边地，以摄影的方式，做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