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又称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直接投资或国际直接投资，其特有的标志是投资者对其海外经营性资产拥有控制权，主要表现为股权投资，即以机器设备、货币或技术等投入换取股权。世界各国参与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范围与程度成为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准。

一、理论简述

在回顾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历史之前，本节首先对学术界关于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见图1-2），并作出简要介绍。

长期以来，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学术渊源和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重商主义，之后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替代促使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出现。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马克思和列宁的资本输出理论顺应了时代背景，深刻分析了垄断资本家进行资本输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后，新古典假设前提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针对利率差引起的资本流动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这些思想和学说均为日后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了基础和营养，奠定了理论的基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外直接投资空前发展。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这些理论的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纷繁复杂的海外直接投资现象。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些理论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和分析，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大幅增加的现象，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上存在差别，因此众多学者在主流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正，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特点形成一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也存在越来越多的制约投资自由化的因素，因此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是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发生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跨国公司步入生产与经营国际化的一个新阶段，有关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型动机的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将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并充分利用，谋求利益最大化。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主要有三点论述。第一，关于资本输出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对外输出资本，是因为本国内部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看似等价的交换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剥削。超高的生产力和微弱的消费需求之间巨大的鸿沟让资本家们无法找到更多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本，寻求新的利润市场。第二，关于资本输出的前提和根本目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过剩资本是其资本输出的基础。第三，关于资本输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抵达的地区和国家的魅力就在于“他们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 。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曾预料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但他对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见解，为列宁的资本输出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日后的国际投资理论提供了理论原动力。

列宁根据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提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理论。列宁认为：垄断创造了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与前提。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其发展必然伴随着资本的不断积聚和集中，形成资本大量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的垄断现象。这种垄断又必然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银行业的集中，使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并产生由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混合生长的金融寡头。

（二）全球化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直接投资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经济全球化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投资自由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其制约因素也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分析从内部因素转向外部因素，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也称为综合动因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是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发生的，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诱发要素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利用东道国间接诱发要素。该理论对以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补充，弥补了单纯从内部因素分析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跨国公司面对新的市场环境纷纷采取全球战略，跨国公司步入生产与经营国际化的一个新阶段，有关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型动机的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是指跨国公司从全球化视角出发，将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并充分利用，将生产和营销各个环节和职能进行合理配置，谋求利益最大化。采取全球战略的国际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某一时点在某个特定国家的盈亏。

综合对比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时期强调商品输出，在列宁时期强调资本输出，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侧重研究国际不平等交换、资本的全球化，以及落后国家的经济制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强调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构建服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世界经济秩序 。

二、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跨国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成为继国际贸易之外另一种将各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经济行为。此时，海外直接投资重点流向了发达国家，行业也由农矿石油业等初级产品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海外直接投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急速增长的过程，其规模、结构、范围和方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既是最大的投资流出国，也是最大的投资流入国；西欧、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得到扩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海外直接投资出现明显波动，甚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而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但从总的趋势上来看，海外直接投资是在波动中高速扩展的（见图1-3）。

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迅速兴起以及中小企业广泛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提高，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增至3731亿美元，虽然较前几年有所下降，但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已经达到28.39%。尽管短期内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波动较大，但其总体趋势在长期内是增长的。从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情况看，发达国家依然是外资流入的主要区域，2019年FDI流入占比前十的国家（地区）总计吸引了全球63.3%的外资投入（见图1-4），集中度较21世纪初有明显下降。

从总量来看，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大背景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20全球投资趋势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FDI流量估计为1.54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3%。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8002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6850亿美元，流入转型经济体550亿美元。201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长11%，达36万亿美元。

从外资流入来看，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仍处于历史低位，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化显著。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由2018年的7614亿美元增长至8002亿美元，依然处在历史低位。同时，以发达经济体国内资产为标的的跨国并购规模急剧下降近40%，至4110亿美元，2019年宣布的绿地项目金额减少12%，至3290亿美元，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资本支出疲软。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金额稳中有降。2019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规模略有下降，为6847亿美元。其中，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资金额下降了约6%，至4739亿美元，主要源于东亚地区FDI流入规模下降21%。东南亚和南亚分别是亚洲地区第一大和第二大增长引擎，增速分别达到4.6%（1558亿美元）和10%（574亿美元）。吸引外资表现较好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受制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风险因素，西亚FDI流入下降7.5%，至279亿美元。转型经济体FDI流入规模反弹，但跨国并购规模大幅缩减。继FDI流入状况持续两年低迷后，转型经济体2019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大幅增长65%，扩张至570亿美元。

从外资流出规模来看，2019年日本对外投资额全球居首，为2270亿美元；美国和荷兰位居第二，同为1250亿美元，中国外资流出量位居第三，为1171.2亿美元。发达经济体外资流入量大幅增长72%，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量下降10%。

三、未来趋势

2020年发生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和世界经济衰退，而且对全球治理结构带来新的严峻挑战，给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势必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展望未来，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流量或将延续下滑态势，全球投资环境仍面临重大风险。

首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的世界局势或趋稳定，但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不会变。拜登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温和，预计在贸易规则、气候协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可能更注重“团结”与“政治正确”。此外，拜登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未来有望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关系修复。同时，其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可能总体上缓解美国和全球贸易阻力，提振全球经济。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因此中美博弈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拜登有可能联合盟国制衡中国，预计中美将在科技领域面临激烈交锋。现在拜登的经济政策大多是为了竞选而对外宣传的，美国对全球海外投资的影响仍需深入考察拜登及其政府出台的相关经济政策。

其次，投资政策环境恶化，不合理的限制性监管政策为全球投资蒙上阴影。目前，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加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监管，以窃取技术、盗取数据、威胁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等理由，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准入限制和不合理调查。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强制对外资企业进行审查并改革外资政策，外资企业往往成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论调的替罪羔羊。在此背景下，进行海外投资活动尤其是并购交易的投资者已趋于谨慎，此态势的延续将造成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活动进一步下滑。

最后，世界经济衰退、需求下降、债务高企，将打击实体企业增加投资的积极性，使本就下滑的绿地投资持续难有起色。尽管全球进入零利率、负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政策环境，对企业扩张生产性投资活动具有提振作用，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供给与需求冲击叠加，恶性循环被急剧放大的风险使企业利润前景暗淡，严重制约全球投资的复苏前景。 Hzy+CcNUAqjxoRy+vaGIj/G4jNoMVpuSI2FBfnGNBdXI8EAdv7EOySE3Nnu6hD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