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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普及经文]太上,下知友之;其次,亲、誉之;其次,威之;其下,侮之。

[直译经文] 要让臣下明确无误感受到君上待人的态度:或友、或亲、或誉、或威、或侮。

如是我文: 定位。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关系。有圣王,有君王;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视臣为友人,为亲人,为下人,为奴仆。“圣人之大宝曰位。”上下要各正其“位”,各居其“位”。上下和谐,是事业有成的基础。位置不正,错位以待之,人主或“危”或“亡”;臣下或“患”或“去”。

[百家争鸣]

《文子》: 《自然》:“民知诛赏之来,皆生于身,故务功修业,不受赐于人;是以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秽,故‘太上, 下知而有之’。” 《文子》认为,经文是诫“下”而非诫“上”,要使民知道,或“诛”或“赏”,都是其自身的行为所招致。

《韩非子》: 《难三》:“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 也,安取怀惠之民?” 《韩非子》的议论与《文子》相近。民众建功立业,只问其事当不当做,而不必取悦于君,也不是受赐于君,有君而已。

河上 “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设刑法 以治之。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 河上认为,“太上”的意思就是“太古无名之君”。将“太上”二字人格化,又是一解。后世所说的“太上老君”,可能就是由此而来。河上对“有之”和“畏之”有自己的见解,认为知“有”君而不臣“事”君,对“有之”的理解是否过度?

《淮南子》: 《主术训》:“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贑赐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 故‘太上,下知有之’。” 《淮南子》的论述与《文子》《韩非子》相近,有其内在联系。

严遵: “人乐为主,曰帝也。” 全章之注只存此一句,严遵可能认为本章说的都是“帝主之道”。

想尔: “知道,上知也。知也恶事,下知也。虽有上知,当具识恶事,改之不敢为也。见求善之人,晓道意,可亲也。见学善之人,勤勤者,可就誉也。复教劝之,勉力助道宣教。见恶人,诫为说善,其人闻义则服,可教改也。就申道诫示之,畏以天威,令自改也。为恶人说善,不化而甫笑之者,此卽刍茍之徒耳,非人也,可欺侮之,勿与语也。” 想尔还是“助道宣教”。认为有“上”知,有“下”知;“上”知“道意”,以劝教下人不为恶事。

王弼 “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不能以正齐民,而 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王弼认为,上有何种品质之君,则下有何种因应之为。“大人在上”,如果以邪术治国,“下知避之”,使其政令不行,自取其侮。

唐玄宗: “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为之迹,故人无德而称焉。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见故亲之,功高故誉之。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则驱以刑罚,故畏之。怀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唐玄宗认为,说的是“上”“下”之为,相互因应。

[普及经文]信不足,有不信。

[直译经文] 臣下如果得不到君上的充分信任,就会既缺乏互信,又缺乏自信。

如是我文: 守信。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作为。用人不疑,要讲诚信。上下互信、自信,是事业有成的前提。表达信息要明确。表达信息要准确。表达信息要慎重。言多语失,则容易“信不足”,所以下句进一步强调贵言。

[百家争鸣]

河上 “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河上认为,上下之交在于“信”。 “君信不足于下,下则 应君以不信也。此言物类相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水流失,火就燥,自然之数也。”(第23章注)

严遵: “‘信不足’,谓主身也;‘有不信’,谓天人也。”(第23章注)

想尔: “刍茍之徒,内信不足,故不信善人之言也。” 想尔认为,说的是百姓不自信。

王弼 “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釁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处不足,非智之所齐也。” 王弼认为,说的是自然之道。 “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第23章注)

唐玄宗: “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唐玄宗认为,上句说“君王”,下句说“臣下”。 “执言滞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乐来,是有不信也。”(第23章注)

[普及经文]犹兮,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皆曰“我自然”也。

[直译经文] 君王要慎言、贵言。政事有成,国家兴旺,百官都认为这是明确了各自的位置,发挥了各自作用的结果。

如是我文: 贵言。不同的作为,有不同的结果。为上者“希言自然”,为下者“自然而为”;各信其“然”,各顺其“道”。“自然”的本义就是“然于自”。万物自宾,自化,自为,自定,自爱,自知,自然,自富,自正,自朴。究其因由,万物本身都是内涵“无割”的“二而一”或“三而一”,与其法于“外”,不如法于“内”。互法,自法。“自”,是老子送给你的一把钥匙,是解决一切关键问题的利器。

[百家争鸣]

河上 “说太上之君,举事犹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也。谓天下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也。” 河上所说的“己自当然”,正合“自然”的本义。

想尔: “道之所言,无一可弃者。得仙之士,但贵道言,故辄成功事遂也。我,仙士也。百姓不学我有贵信道言,以致此功, 而意我自然,当示不肯企及效我也。” 想尔认为,“我”指的是“仙士”,“仙士”的自然之功,百姓不肯企及。还是诫辞。

王弼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犹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王弼围绕“自然”二字作解,认为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自然之道,要贵言;一个是说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改“犹”为“悠”,取“悠远”“悠闲”之义,恐怕并不如“犹”字来得准确。

唐玄宗: “亲之誉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贵其言而亲誉之。功成而不执,事遂而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谓我自然而成 遂,则太上下知有之之谓也。” 唐玄宗认为,此句是首句的申论。

[版本对照]

(1)  (2)  (3)  (4)

(5)

如是我文:

(1)普及本为何选用“友之”? 经文过于简约,以至产生多种理解,均言之成理。两种理解。其一,“有”,古作“又”。上下相处,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天道无亲,一切公事公办。只不过“有之(只知道他的存在)”有些理想化。其二,“友”,古作“㕛”,省作“又”。战国时期,侯王尊礼士人为师、友、臣。《左传·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正是“有”作“友”。本句讲的是君王待臣下之道,不同待之则有不同结果,所以“友”比“有”义长。其三,《管子·形势解》:“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严庄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黄帝四经·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孟子·万章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战国策·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可作参考。

(2)普及本为何选用“其次”? 其一,“太上……其次……”的用法并非《老子》所独有,春秋诸书均有所用,只不过是语言逻辑顺序之连词,如今人常用的“首先……其次……”,不必过度解读。太上:最高层次、等次。其二,从经文可知,“即”与“既”可以混用。“垐”古作“堲”:《说文》:“以土增大道上。”可见“次”与“即”互通。“其即”与“其次”的用法相同,很可能是古楚的习惯用语。最后用“其下”,使其用语更生动,层次感更强。其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吕氏春秋·用民》:“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战国策·魏策》:“故为王计:太上,伐秦;其次,宾秦;其次,坚约而详讲与国,无相离也。”《韩非子·说疑》:“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孔子家语·刑政》:“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可作参考。

(3)普及本为何选用“威”? “愄”是“畏”的增笔。“畏”或作“威”,上“威”则下“畏”。角度不同,用字不同。普及本选用“上”对“下”之视角,在这里说的都是“上”对“下”之道,所以用“威”字更为明确、顺畅。

(4)普及本为何舍用“焉”? 两种断句方式,或“信不足焉,有不信”,或“信不足,焉有不信”,均可。“焉”在这里不是疑问词,而是连接词。简本中所有的“安(焉)”字,都写作“ ”(丙本)、“ ”(甲本),而“安”的本字则写作“ ”(甲本第64章)。帛甲本的“焉”常用于句尾,如第25章;“案(安)”常用于句首,如第18、35章。为避免岐义误导,普及本从损本,除第35章外,第18、25、79章,各章相应之“焉(安、案)”全部省去不用,不再另注。

(5)普及本为何选用“自然”? “物”内合于“自道”,谓之“自然”。“自然”的本义就是“然”于“自”、“自”使之“然”、“自”以为“然(是)”、“自”然而“然”,而非今天所说的大自然之“自然”。“然”:如是也。“肰”是本字,“ ”与“然”都是增笔,“然”之义,最初可能与祭祀有关。帛甲本中的“祭”均写为“ ”。《荀子·王霸》:“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有助理解“自然”之义。圣王谨守“无为”“不言”之则,理顺上下关系,不指手划脚、横加干预;臣下百官则“自为之,然后可”,这才是上下顺其自然的和谐之道,国家才能大治。

[意犹未尽]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出兵,强占了燕国的很多领土。

两年以后,赵武灵王派重兵,护送燕昭王回国即位,收拾破燕。

燕昭王痛定思痛,不惜投以重金,决心招纳天下有才能的人,兴燕复仇。具体应该怎么做,燕昭王心里没有底。

于是,燕昭王前去拜访一位叫郭隗的贤者,诚心诚意向他请教。

郭隗当头棒喝的第一句话,就是“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这句话,与《老子》“太上,下知友之;其次,亲誉之;其次,威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如出一辙,正是郭隗信奉的“古服道致士之法”。

想招纳什么样的人才,就看你如何对待他,与他如何相处。

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并效法齐国的“稷下之宫”,招贤纳士。

不久,名人贤士纷纷前来投靠,“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就拿齐国的邹衍来说,燕昭王迎接邹衍时,行弟子礼,亲持扫帚,用衣袖遮挡灰尘,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后来,还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其居住讲学。“拥彗先驱”,也成了今天的成语。 Nb0QVkYWjZdbDngcVJEnvX/vgq92Wx+zdk2kNCuYAtUZD546ShN7y5a0CMNZD3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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