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方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古而有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曾经讨论价格和价值关系，思考价格政策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封建主。这一思想绵延千余年，逐渐在中世纪的“重农学派”“重商学派”等思想中体现。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后，威廉·配第首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发展完善，最终由卡尔·马克思辩证吸收并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道路之外，熊彼特、斯拉法从不变价值尺度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了李嘉图的价值观体系。
17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工厂手工业阶段，产业资本逐渐开始代替商业资本而占据统治地位，价格和价值学说的研究重点从流通领域逐渐转移到生产领域，重商主义解体，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第一个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配第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曾说：“原来一百人能完成的工作，现在需要两百个农夫才能完成，那么小麦就将贵一倍。”配第还意识到货币的价值也由劳动量决定：“假如一个人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用劳动时间和从秘鲁银矿中生产一盎司白银并运到伦敦所需劳动时间相等，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即商品的价值）”，劳动量就是货币和全部商品比较的基础。“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继承自配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价值尺度的理论，他提出“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商品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二是关于价值源泉的理论，提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亚当·斯密对商品价值来源的看法具有二元性，对没有资本介入的简单商品生产，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对资本介入后的生产过程，劳动者不再独享商品价值，商品价值由地租、工资和利润三部分组成。资本介入后，商品的价值可用购买到的劳动衡量。
亚当·斯密始终坚持商品价值由购买到的劳动决定，这与他生活的时代特征有关系，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再回溯相当一段时间的重商主义时代，劳动的基本工资稳定在维持工人生存的水平上，比其他所有商品包括货币金银更稳定，选择购得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非常合理。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3月，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国富论》提出劳动是国富的源泉，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因分工而产生交换需求，因交换需求而产生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最终，从货币探究商品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
《国富论》共五卷，第1卷主要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第2卷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提出工作的性质决定劳动力需求。第3卷介绍当时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政策的原因。第4卷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各种经济理论。第5卷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等。
《国富论》总结了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此书出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广泛讨论，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国会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这本书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学术界和政界，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资料来源：吴清．《国富论》的经济史学解读［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5）：64-68.）
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虽然只隔了几十年，但这一时期英国产业革命从工厂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业生产急剧增长，英国的工业品开始输往世界各地。
李嘉图最主要的著作是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发点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肯定亚当·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否定了亚当·斯密“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有交换价值”的观点，把使用价值看成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认为交换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前提。
李嘉图不同意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的二元论表述，提出商品价值只能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并认为价值量的大小同这种劳动量成正比。李嘉图也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资本出现和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以后，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而是由三种收入决定的观点。他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产品价值的分割，它们来自商品的价值，相互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三项中任一项的变动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只是引起另外两项或者一项的反向变化。他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其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是李嘉图的价值论和亚当·斯密的价值论的一个重大差别。
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解上，亚当·斯密最先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但他并不理解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基础，认为没有价值的物品也有交换价值。李嘉图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但比斯密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明确指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但仍然没有考察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态。
在劳动价值论上，亚当·斯密明确提出劳动决定价值，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是他价值理论的最大贡献，也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并且亚当·斯密还进一步探讨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问题，他认为劳动既是价值的源泉，两个商品相交换就是因为耗费了等量劳动，但劳动又极不相同，存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但他混淆了耗费劳动和购得劳动，错误地提出了商品价值是由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
李嘉图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他批评了亚当·斯密用购买到的劳动来决定价值的观点。并且一开始就反对斯密把价值由耗费掉的劳动决定与购买到的劳动决定混为一谈，而同时还指出了斯密抛弃劳动价值论和用三种收入来决定价值（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收入）是错误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及其合作者恩格斯在批判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说”：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由抽象性的劳动所凝结。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劳动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的是简单劳动。
马克思还对金融资本的作用做了说明：金融资本同一般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是金融资本的使用价值，而金融资本的价值就是其使用价值。和普通商品不同的是，资本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会像普通商品一样被消费掉，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会被保存下来，并且还会增加。因此，金融资本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它转化为资本后推动的剩余劳动时间决定。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利润即增值”不同，产业资本的利润完全就是资本价值的增值部分，但是金融资本的利润既是价值的增值，又不完全是价值的增值。金融资本的利润只是价值增值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创造价值的讨论从未停歇。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1883—1950）是“创新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该学派强调用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实现经济创新和增长。熊彼特于194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阐述了其主要的价值思想和观点。
按照劳动价值论，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创新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因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引入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五方面。只有在这五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下，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增量。
熊彼特还认为，对经济起推动作用的“新组合”，要靠企业家来实现。因此，在自动化条件下，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金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所创造的价值，是企业家应得的利润。
斯拉法（Sraffa，1898—1983）是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1959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找到了李嘉图认为不存在的“不变价值尺度”，弥补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不足。斯拉法假设了一种标准合成商品，投入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比例等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总量的比例。当收入分配发生变动时，用标准合成商品来计量的相对价格不会变动，除非新的技术变革出现。同时，斯拉法承认各类生产要素均可以用劳动表示。所以他的标准商品的价值最终仍可用劳动衡量。由于斯拉法用全社会生产要素比例构建了商品价值尺度，故他的价值理论也被称为要素价值论。斯拉法的要素价值论是新剑桥学派分配理论的基础，是斯拉法重要的学术贡献。
斯拉法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同是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中的有关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李嘉图研究的中心问题，必须说明财富的度量尺度。但李嘉图自己也承认，“这种尺度是不能找到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本身都会和其价值需加确定的物品一样地发生变化”。
马克思和斯拉法都针对李嘉图的困难提出了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的继承和发展遵循着不同的路线。马克思完善了李嘉图对劳动的定义，用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逻辑更加严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剩余价值理论。斯拉法接受李嘉图的理论体系，寻找困扰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他把商品价格与社会分配关系及分配比例看作是由同一机构、同一过程决定的。他通过将生产中使用资本与劳动比例不同的各种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调和，构想出一种不受分配关系变动影响的“合成商品”来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完成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缺失的那一块拼图”。
（资料来源：张峻山．斯拉法的价格理论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比较［J］．南开学报，199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