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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业开放工作，高瞻远瞩，早在2017年就已经做出了重要部署，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对有利于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领域要加快推进。金融系统据此制定了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各项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首届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对外宣布，中国正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2019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两年来，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精神，陆续推出超过40条具体开放措施。2020年1月，中美双方签署《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反映了我国近年来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的进展。2020年初，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经贸关系一度出现波折。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实现“两个大循环”的方向是确定的，总体上是有利于促进国内长期资本形成，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韧性。
金融服务章节的特点及主要内容：共24条，涉及银行服务、信用评级服务、电子支付服务、金融资产管理服务、保险服务，以及证券、基金管理及期货服务六个方面。
协议有三个特点：一是双方义务基本对等。在每个单独的领域，双方均就具体问题做出了承诺；二是中方承诺基本上都是近年来根据自身需要已经主动推出的开放措施，协议是这些措施的反映和细化；三是美方对解决中资机构近年来赴美展业遇到的实际难题也做出了承诺，体现双方对等的权利和义务。
中方承诺主要包括：一是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放宽外资在保险、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领域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限制，取消新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准入前30年保险业务经营资历要求等。上述内容与我国近两年来推出的很多开放措施是一致的。二是在我国已开放的领域，依法受理并审批美资机构的业务资质申请，包括基金托管、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信用评级、电子支付、金融资产管理、保险、证券投资咨询等，其中电子支付领域根据我国相关行政许可程序明确了审批程序。三是优化具体业务监管规则，在评估外国银行分支机构从事基金托管业务时将综合考虑母行资质，这方面已经在部分外资银行开展了试点。
美方承诺主要包括：一是美国认识到目前有中信集团、中国再保险集团、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国机构的申请尚未批准，确认将及时考虑此类申请；二是美国确认给予中国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联在内的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非歧视性待遇；三是美国将继续允许中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在美开展不良资产的收购和处置。
上述问题涉及中资机构赴美开展业务遇到的实际难题。我国的金融机构在进入美国市场时，由于两国的法律制度要求不同，会面临一些非业务性的法律障碍，需要两国政府协商解决。包括银联在内的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和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开展业务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此次，美方对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表态。
双方共同承诺包括：允许对方信用评级机构在现有合资企业获得多数股权，对彼此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领域不设置歧视性限制措施，在银行服务及不良资产处置方面深化合作等。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
中国金融市场处于扩大开放过程中，金融业态和产品发生变化，股市、债市、汇市资金流动运转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税收挑战。
1. 税收如何助力金融出口，提升我国的金融服务业竞争力？国际上出口金融服务主要是两种情况：绝大部分是零税率，即销项税率是零，进项可以抵扣；少部分是免税，即销项是零，进项不可以抵扣的。各个国家和经济体都在为刺激金融服务出口，而推出优惠性的税收安排。相对而言，如果我国要在国际金融服务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实现高水平双向开放，应当在这些领域的税制设计上做更多考虑，避免税制差异成为影响金融服务出口的壁垒和梗阻。
2. 跨境交易环节的税制设计，避免“双重课税”，影响交易主体的积极性。随着中国金融扩大开放力度不断加强，金融服务的国际间贸易活动增长迅猛。这使得同一项金融服务可能会被“双重征收”，即某类金融服务在出口端被征税之后，还有可能在国外被当作进口金融服务遭到“逆向征收”。此外，由于债券交易等金融活动还存在内外税率安排不同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激励金融机构进行“跨境税负套利”的逆向安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