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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仅仅能用具体的形式体现精神宗教，以及世俗的伟力，而且城市又以一种超乎人类明确意图的形式发展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Mumford，1961）作为人类活动的高级形式之一，城市旅游起源于何时何地尚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其在历史长河之中穿行沉浮的光影依稀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帝王的‘巡游’、士大夫阶层的‘宦游’、文人学士的‘漫游’、宗教僧侣的‘云游’，还是一般老百姓的谋生远足，都或多或少地要与城市发生联系”（符太浩，2007）；在中世纪的英国，年轻贵族的“欧陆游学（ grandtour）”也因自始至终以城市为节点闪现着城市旅游的踪迹，“首先巴黎和凡尔赛宫，然后罗纳河谷的经典古迹，再经由意大利北部城市，包括图灵，米兰和威尼斯，旅程在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时达到巅峰，最后贯穿德国，顺莱茵河而下，通过那些低地国家回到英国”（Towner，1985）。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现代旅游大潮席卷了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选择前往城市。2007—2015年，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旅游市场增长了82％，占全球旅游市场规模的22％（ IPK International，2016），从201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旅游增长速度放缓，但仍然达到了8％（IPK International，2019）。城市旅游成为“遍及全球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旅游形式”（Ashworth ＆ Page，2011）。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旅游单元，是旅游市场的核心支撑力量，城市旅游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该国家或地区整体旅游业的生存与发展状况。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国内“京西沪桂广”旅游线路，也是以连结五个著名旅游城市而被入境旅游者所推崇。随着城市越来越成为独立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2019年，曼谷接待国际游客2 278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达200.3亿美元；巴黎与伦敦紧随其后，均接待国际游客超过1 900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分别为164.7亿美元和140.6亿美元。北京于2019年接待入境游客376.9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20.7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为51.9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3.18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为5 866.2亿元。此外，城市旅游在吸纳劳动力、联动其他产业、提高知名度、促进城市改造与文化复兴等方面也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城市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几乎每个城市都已看到（发展）旅游业的可能性并采取措施去支持这种可能性”（Fainstein et al．，2003）。历史遗产的修缮、公共空间的更新、旧城老街的改造、文化产业的扶持、节事活动的举办、主题公园的兴建、基础设施的完善等众多举措，被推崇为发展城市旅游的主要手段，以期吸引更多旅游者，获得更大的收益。
我们承认，“人类最伟大的创举永远是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极致之作，证实了我们具有能以最深远最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环境的能力”（Kotkin，2005）。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带着“生活因城市而美好”的希冀与愿望来到城市，而且常常会梦想成真。随着人口和财富向城市迅速集中，城市的空间不断扩张和再生产，其中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城市的经济模式受到高度重视，资本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核心，并与政治权力天然合谋，主导着城市的形态、格局、价值和精神的基本轨迹。如今的城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与乡村、自然相区分的空间，而是一种多元化、异质化、碎片化、复杂化的社会空间统一体。然而，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绝对不是光彩夺目的自然自足过程。虽然城市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融合力和自由理想，但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见证着人类的傲慢和愚蠢。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城乡差距加剧、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膨胀、社会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席卷全国。1978—2019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8.48亿人，城镇化从17.9％提升到60.6％，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加到21 297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可否认，中国城市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从国家到城市，从环境到资源，从自然到文化，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智良，2012）。正如2016年2月6日公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蔓延加重”。可喜的是，政府、学者、大众都逐渐认识到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并开始探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解决办法。
然而，旅游者对于这种千城一面的“建设性破坏”却是零容忍的。大同小异、如同“一母同胎”的城市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不知身处何方。“整个都市环境呆板、单调、让人了无生趣。”（理查德·桑内特，2016）由于城市整体面貌的趋同以及对旅游空间的破坏，城市旅游开发也就必然捉襟见肘，使得人类的旅游理想无处安放。由此，资本权力顺势进入旅游空间的生产领域，城市旅游开发中出现“一窝蜂”跟风建设现象，诸如争建第一高楼、重建古城古街、仿建创意园区、乱建主题公园以及借发展城市旅游为名的“土地财政”工程等怪象随处可见，这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导致旅游发展的效率和质量都不高。1995年，国家旅游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和评定工作，希望通过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旅游业的发展。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339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未考虑撤并的城市），占我国城市总数的半数以上。二十多年间，我国城市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城市活力被重新激发，城市旅游的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对“城市旅游”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内涵缺乏理论上的深刻阐释，评价城市旅游的相应指标体系脱离了“城市性”“旅游城市”和“城市旅游”诸概念间的整体协调，以“普通城市”替代“旅游城市”的倾向在旅游城市评定过程中成为主流实践，以至于“优秀旅游城市”评比得越多，真正的优秀旅游城市越少，使得中国的旅游城市与世界上其他成熟的城市目的地相比，无论到访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还是目的地建设理念和措施，均存在较大差距。
现实结果是，旅游者必然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用脚投票”。中国游客纷纷走出国门，在曼谷、伦敦、巴黎、迪拜、纽约、新加坡、吉隆坡、伊斯坦布尔、东京、首尔等城市的街头中国游客随处可见。2018年，中国1.49亿人次的旅游者是出境旅游者，同比增长14.7％；而境外旅游花费超过1 300亿美元，增速超过13％。中国旅游市场仍处于“人口红利期”，稳中有增的市场需求量令世界瞩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入境旅游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在减弱，国际旅游的增长动力不足，实质上的国际游客持续地流失。2019年，全国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45亿人次，同比增长2.9％，但外国游客入境量仅为3 188万人次，这一数字与曼谷（2 278万人次）、巴黎（1 910万人次）、伦敦（1 909万人次）、杜拜（1593万人次）等任何一个发达旅游城市相比都没有太大优势。就国内旅游而言，城市旅游大多表现为前往城市中某个景点（区），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游客集散中心。2019年国庆“黄金周”，尽管各景区采取了限制游客的措施，但杭州西湖、南京中山陵、厦门鼓浪屿、北京八达岭长城等城市著名景点仍是人山人海。“断桥被踩断”“鼓浪屿被踩沉”“拍照全是集体照”等网络戏言也反映出国内城市旅游者的不良体验和负面评价。
不过，“指出一个成功的地方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获得了成功就困难得多了”（Montgomery，1984）。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开发者不可避免地一直强调经济利益，无形而强大的政治与资本力量充斥着城市旅游空间的生产过程，城市中的旅游空间似乎越来越多，但旅游者数量却非如此。同时，大部分城市虽然标榜自己“优秀旅游城市”的名号，却在旅游空间的规划和建设中仅仅重视物质形态，忽视体验的创造和传递，这导致城市的旅游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一些并不被旅游者选择的“剩城”。而另一方面，不只是城市成了旅游活动的背景，旅游者对于城市而言也仅是一类被动的消费者，是城市的“他者”，其在旅游过程中走马观花，身心俱疲，城市体验质量普遍不高，对于城市的认同也就自然与官方话语出现矛盾。“旅游业在根本上是需求推动型产业，旅游者需求与行为研究是旅游学的基础，应该予以优先关注”（马波，2014）。本来，城市旅游者是城市旅游活动的主体，只有旅游者对城市积极认同，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性。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城市旅游发展，沉浸在一场日益疯狂的“资本游戏”中，旅游者的话语或被冷落、或被遗忘。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旅游研究，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旅游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特的研究领域。1964年，美国地理学家Stansfield在《美国休闲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A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Research）一文中首次指出城市游憩研究的相对落后，这被学术界公认为第一篇正式与城市旅游研究相关的文献，但其中的观点也只是对研究现状的一种感性认识。此后的城市旅游研究仍然处在边缘化地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将城市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现象和专门领域予以研究的呼吁，但并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研究者一如既往地将研究的关注点局限在城市旅游的某个侧面，尤其是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缺乏对城市旅游和旅游城市作本体论意义上的深入而系统的思考。比如， Vandermey（1984）从城市旅游的经济价值出发，认为“由于相关数据的缺失，城市旅游成为被误解和低估最深的一种旅游类型”； Pearce （1987）从地理学视角指出城市旅游研究的匮乏； Ashworth （1989；1992）总结出学术界对城市旅游的关注是“失衡的”，并进而质疑城市旅游研究的存在。其后， Ashworth（2003）继续撰文，认为城市旅游研究仍旧处在一种由于“双重忽视”而慢慢衰竭的境地，“研究旅游的忽视了城市；研究城市的同样忽视了旅游”。可以说，这样的研究习惯必然把旅游城市与城市旅游两个重要范畴的相关研究做成了“夹生饭”。
事实上，在最近三十年内，英语世界的城市旅游研究算得上蔚然兴起，新说迭出，学术面貌已大为改观，论文集和专著的出版数量不断增加。西方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规划学等各种角度对城市旅游进行了探讨，围绕着城市营销、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效应、城市空间、服务质量等主题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如Ashworth和Voogd （1990）合著的《售卖城市：公共部门城市规划中的营销方法》（ Selling the City： Marketing Approaches in Public Sector Urban Planning）； Law （1993）编著的《城市旅游：吸引游客来大城市》 Urban Tourism：Attracting Visitors to Large Cities； Page （1995）的《城市旅游》（Urban Tourism）；Murphy （1997）的《城市旅游中的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in Urban Tourism）； Judd和Fainstein （1999）合编的《旅游城市》（The Tourist City）； Page和Hall （2003）的《城市旅游管理》（ Managing Urban Tourism）； Selby （2004）的《理论城市旅游：意象，文化与体验》（Understanding Urban Tourism： Image，Culture and Experience）； Hall， Page和Edwards （2008）合编的《城市旅游区》（Urban Tourism Precincts）； Hayllar， Griffin和Edwards （2008）合编的《城市空间—旅游场所》（City Spaces - Tourist Places）； Maitland和Ritchie （2009）合编的《城市旅游：首府视角》（City Tourism： National Capital Perspectives）；李咪咪和吴必虎（2013）合编的《中国城市旅游》（Urban Tourism in China）； Bellini和Pasquinelli（2016）合编的《城市中的旅游：关于城市旅游的整合议程》（Tourisminthe City： Towards an Integrative Agenda on Urban Tourism）。这样一大批高水平研究著作的出现，基本确立了城市旅游研究的领域地位。
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学者们就已然普遍认识到城市旅游研究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并且反复强调零散的、局部的研究会导致人们对城市旅游的普遍误解。Ashworth早在1992年就已提出，“城市旅游的特殊性要求一整套分析的理论、概念、技术和方法的发展，从而通过比较研究获得共识”； Page（1995）也认为，“分析框架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囊括城市旅游的全部旅游体验，并且要与其他学科视角相结合”。 Pearce（2001）主张城市旅游研究需要综合性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在其他旅游形式中也普遍存在横向上的“需求、供给、发展、营销、规划、组织、运营、效应评估”，还应该从纵向空间尺度上将“城市”区分为城市层面、旅游区层面、旅游点层面以及作为其背景的地区/国家/国际层面，从而建构出一个研究领域的矩阵。 Edwards等（2008）的观点也与前者类似，“城市旅游的研究主题可以归类为一系列概念集，主要包括体验与行为，效应，漏损，以及政府主题”，并且城市旅游的研究还要吸收一切致力于提高城市旅游目的地水平的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国内研究者徐福英和马波（2012）通过对国内学术界城市旅游研究的综述提出，“城市旅游研究需要从系统角度切入，从城市整体发展出发揭示城市旅游的驱动机制、发展阶段、模式、综合效应等”。
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上述论点就会发现，城市旅游现象属于更广意义上的旅游现象中的一种，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问题域，是一个在社会或自然领域长期存在的、重要的、独特的现象领域，是一种专门化的、类型化的现象域”（谢彦君，李拉扬，2013）。然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不等于研究框架也是自成一套严密系统的。一整套学术话语需要学术共同体投入大量时间并进行研究实践，是通过全体成员的学术自觉来构建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阶段的城市旅游研究还不具备这一理论体系，多学科研究的“宽容”局面在这一条件下相对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对话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城市旅游研究的包罗万象绝对不意味着对其他介入学科概念的收集或者研究结果的“汇编”，这种综合性视角不过是一种“粗糙地披着整体论外衣的系统（形式）主义”（谢彦君，李拉扬，2013）。更何况，“多学科的表层切入导致旅游研究没有范式可言，多学科介入掩盖了分支学科的发育不足问题”（宋子千，2014）。而当我们不得不深思城市旅游研究中多学科介入的不平衡性和肤浅性时，其实也意味着学术自觉萌芽的出现。
（1）“短平快”的对策性研究占据主流
城市旅游（产业）通常被理解为城市的发展模式（Law，2002），或者被看作城市重建的催化剂（Owen，1990），所以城市旅游研究不可避免地直接进入产业领域。西方既有的研究大都是案例研究，从某个城市发展旅游的成功措施和经验入手，试图发现政府管理和行业发展中的一些规律。例如， Judd（1995）总结了美国发展城市旅游的一些措施：塑造新的品牌形象、重建衰落地区、招徕会议商务人士、建造购物中心和“狂欢区”； Hoyle（2001）研究发现肯尼亚港口小城拉穆以及蒙巴萨和桑吉巴的石头城都是通过重建滨水区来定位旅游中心； Yeoh和Chang（2001）研究发现新加坡城市规划者通过营销当地文化来发展城市旅游； Maitland和Newman （2004）指出伦敦以北的伊斯林顿将旧影院翻新成展演中心、剧院来吸引游客。其他措施包括增建住宿设施、塑造城市形象、客源地促销、品牌定位等对策，本书不再赘述。
相比较而言，国内早期的城市旅游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政府管理层面的开发建议和规划构想，重在评估城市所拥有的旅游资源赋存情况，提出旅游形象塑造的对策建议，讨论旅游功能的定位，甚至还会涉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等。这一阶段的城市旅游研究，采用了极为相似的现状描述、问题识别、原因探析和提出对策的研究思路。这种应用导向的城市旅游研究思路，几乎贯穿了国内城市旅游研究的整个发展进程。即使近年来，城市旅游进入了发展新时期，国内学者仍就某一方面问题，针对政府主导的措施提出各种建议。以西安为例，相关文献涉及拓展旅游产品（杨新军，张组群，2005）、优化产品的空间组合（马晓龙等，2004）、重新定位旅游形象（马晓龙，2006）、改善旅游者认知（白凯等，2010）、优化网络形象（赵振斌，赵倩倩，2012）、加强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李锋等，2013）、提升城市功能和地位（梁增贤，保继刚，2014）等领域，规范研究色彩明显。
（2）多学科介入依然难以改变相关研究在所关注的问题域上失衡的状况
尽管围绕着“成功城市”的案例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依然盛行，但国内外学术界已认识到城市旅游研究包含着丰富的问题域，足可供多学科的研究者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学科与擅长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一认知带来了国内城市旅游研究的新一轮高潮，研究主题丰富多样，成果数量大幅递增。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依然以规范的对策研究为主，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形态和旅游产业发展领域，成果数量颇为可观，而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几乎不涉及对城市旅游目标市场--旅游者的研究。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在城市旅游研究的早期就已开始进行城市旅游者研究，尽管比重也较低，但还是为我们认识城市旅游者的个别特征提供了一些科学知识，也为后续的城市旅游者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过，无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差异有多大，从总体上来看，心理学和地理学在较长时间内都占据着城市旅游研究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很多研究成果中都有所体现。
Jansen-Verbeke在1986年就开始研究前往城市中心的旅游者，发现“出来玩玩”和“购物”是最多人的旅游动机，而有“参观博物馆”这一动机的人数最少； Shaw和Williams （1994）也认识到，虽然城市旅游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涉及旅游者在城市中的活动； Dellaert等（1995）通过构建一个城市旅游者的选择模型，调查发现“购物”与“观光”是周末时荷兰游客在巴黎评价最高的两类旅游活动； Jansen -Verbeke和Rekom （1996）研究发现，54％的受访旅游者会去访问荷兰鹿特丹美术馆； Shoval和Raveh （2004）根据旅游者的偏好归纳出耶路撒冷城市旅游吸引物的四种类型； Espelt和Benito（2006）针对遗产城市中的旅游行为，研究发现四种类型的旅游者表现出各自特有的需要、兴趣、观光方式和行为。而国内城市旅游者研究出现时间较晚，基本上也是对城市旅游者一般心理和行为特征所做的描述性研究。如高军等（2010）研究发现，“在外国游客实地旅游感知中，中国旅游城市最主要的特征是安全性”；殷章馨和罗文斌（2013）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越发达，现代建筑、宾馆设施、购物商场、商业中心越多、越好、越齐全，对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越大，越容易使旅游者产生正面意象，从而影响其旅游决策行为；徐小波等（2015）研究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城市的感知方式具有“总体发散、局部聚焦”的特征。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已有的城市旅游者研究基本停留在对旅游动机、态度、行为特征的尚不科学全面的描述上，而旅游者与城市的相关互动及其伴生的情感体验、价值认同、意义建构等心理反应几乎没有涉及，其研究本身和结论的实践指导意义还需要商榷。
截然不同的是，地理学这一研究取向可能迎合了现实中“政府及资本对空间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规模效应等的经济开发需求”（陈映芳，2012），并且随着经济地理学的持续渗透，研究进入爆发期，文献数量及引用次数屡创新高。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空间结构和空间差异两个方面，通过对一个城市或多个城市的外部观察、经验积累、比较研究等途径来加深对城市旅游的理解。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应用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充分利用各级政府旅游统计数据来考察旅游人数、旅游收入与城市旅游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游诗咏等，2017；史庆斌等，2018；李磊等，2019；陈晟，董桂才，2020）。纵览以地理空间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发现，虽然这些研究考察了作为人类活动空间的城市旅游空间的结构，但忽视了作为城市旅游空间形成之根本的旅游者活动本身。另外，城市往往被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市所替代，事实并非如此，旅游话语中的城市不应该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市，北京不等于北京市，黄山也不等于黄山市。同时，利用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讨论空间结构的重复性研究一直广受争议，不同的城市，同样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也大同小异，这无疑降低了学术创新的可能性，研究成果的价值容易遭受质疑。
（3）学术自觉的萌发--旅游者的研究导向
面对持续不断的案例研究与对策性研究， Ashworth（1989）最先提出城市旅游研究需要消费者导向的视角，这个视角要求研究者必须关注城市旅游者是谁、他们在城市中做什么、为什么去城市旅游、旅游者感知到了什么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Page（1995）开创性地认识到旅游体验的核心地位，强调“旅游者为何将城市诉求为旅游地，这个问题的概念化是理解（城市旅游）这一现象的出发点之一”； Selby（2004）通过对比旅游研究中存在的经济学偏好，指出“后现代、文化、体验等视角”被以往城市旅游研究所忽视； Edwards（2008）采用德尔菲法邀请25位相关专家学者对城市旅游研究议题进行排序，其中“对旅游者如何游玩城市的调查”与“对旅游者在城市中行为模式的界定”这两项体验与行为领域的议题指标值最高； Ashworth和Page（2011）近年来也采用“旅游者为何被城市吸引”“城市旅游者是谁”以及“旅游者如何使用城市”这些问题作为两人合作综述论文的框架。国内学者薛莹（2004）在《城市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一个理论评述》一文中提到，“城市是什么？城市旅游是什么？这应该是城市旅游研究中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不难发现，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需要重视和挖掘城市旅游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而这种对于基本问题的科学意识也代表着目前旅游学术共同体成熟过程中自觉的学术追求，这也正是旅游知识发展和进化的必经阶段。
同时，学术界存在一种将城市旅游泛化的思潮，以Wall（2013）的研究为例，他将城市成为主要旅游资源的原因归纳为“容纳和集聚了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多功能的设施体”“季节性不明显”“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亦不同”“交通网络中心”“大量的探亲访友的游客”。从政府部门到学术界，这种思潮的拥趸者并非少数。与这种思潮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在他们对于城市旅游的思考中逐渐提出了合理可信的概念或观点。1995年9月22日—23日，全国第一次专门讨论都市旅游和城市旅游的会议--上海都市旅游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华亭宾馆召开，王洪滨提出，“都市旅游不同于乡村娱乐、森林旅游、海滨旅游，也不同于度假、探险、体育、疗养旅游，它不以局部的资源、景观、情趣、环境来吸引旅游者，而是以其都市的整体形象对旅游者产生巨大的诱惑力”（陈传康，吴承照，1996）；宋家增（1996）也指出，“都市旅游是以都市风貌、风光、风物、风情为特色的旅游”；邹再进和罗光华（2001）认为城市旅游是“发生在城市的各种游憩活动及以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以城市为旅游吸引物招徕游客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称；其实质是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和追求”；谢彦君和余志远（2010）也提出，“城市旅游是指个人暂离常住地，为体验城市中具有城市性的吸引物而度过的一种休闲经历”；无独有偶， Ashworth和Page （2011）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是否存在一种城市（本）性（urbanicity），可以对比它的反义词--乡村性，从而赋予这类旅游和旅游者以内涵？”刘德谦（2012）在分析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亲和力与亲切感，的确是旅游城市有待培育的第一引力”。尽管这些对于“城市旅游”的界定结果在理论逻辑上依然有含糊不清之处，有“隔靴搔痒”之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希望能够对“城市旅游是什么”“如何创造城市旅游”等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不仅需要对城市旅游方方面面做局部研究，还必须把学术关注点重新投射到城市与旅游者最核心最本质的关系--体验关系上来。
（4）城市旅游体验研究：一个亟须补白和深化的研究领域
即使在上述文献回顾中，一些研究者已开始意识到城市旅游体验研究的重要性，但这种与城市旅游体验的学术接轨目前仍旧表现为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呼吁，真正能够揭示城市旅游体验内在逻辑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都非常有限甚至近于空白，亟待研究的深入与细化。 Freytag（2008）研究巴黎城中重游旅游者的两种“区隔”行为，然而这一研究也只是将大众旅游者与深度旅游者相区分。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一点，学术界对于“旅游体验”这一元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依然比较模糊，更不用说愈演愈烈的概念泛化与歧义问题。研究者纷纷给自己的研究冠上“体验”，但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却非常混乱，概念的内涵并不一致。在很多研究中，“旅游体验”与“旅游经历”被混为一谈，“体验”成了一个时髦的学术语言，有种“不谈体验不成文”的趋势，而旅游体验的真实内涵却被忽视了。所以，许多城市旅游体验研究自然也难以接近城市旅游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尚未进入城市旅游研究的主流话语。
以城市旅游意象研究为例，地理学界普遍将凯文·林奇（KevinLynch）于1960 年出版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被看作城市意象研究进程中的里程碑。他从环境知觉角度对城市物质空间进行研究，认为人们对城市意象的认知是通过道路（ path）、边界（ edge）、区域（ district）、节点（ node）和地标（landmark）这5个要素来实现的。因此，很多城市旅游意象研究直接挪用这五要素系统，将城市旅游意象分为旅游道路、旅游边界、旅游区域、旅游节点、旅游地标，从旅游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角度去研究旅游者对城市的感知，而五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路人、游客、氛围等）等从未被关注和涉及，尽管林奇（2011）本人已提出“城市中移动的要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这一点暂且不论，就这些通过“认知绘图法”产生的五要素而言，如果研究者仍然停留在粗糙的、高度类型化的物质层面，而认识不到旅游者所赋予这五要素的细节意义或者他们整体的、动态的和情境化的心理活动，那么，“意象”永远都只是“象”，不涉及情感，对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极有意义的强烈的“体验意象”就无法建立起来。仅仅注重对旅游者表面活动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城市旅游中特殊事物和特殊心理活动的探讨，城市旅游研究将忽视旅游世界中的绝大多数现象。可以说，没有体验研究，城市旅游研究即使关注了旅游者，仍然也只停留在对城市物质空间层面的简单感知的描述上。
耐人寻味的是，旅游这一明显本质上由心而发的行为，并不受城市旅游研究者的重视与“待见”。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至今，从MacCannell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Graburn的“神圣旅程（ sacred journey）”到Cohen的“中心（centres）”和“愉悦（pleasure）”，无一不在彰显和强调旅游体验对于旅游者甚至整个人类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是旅游活动本身还是旅游产业的规划、建设与经营，体验已被公认为决定旅游质量的根本，“旅游体验”的提出有着不言而明的学理逻辑和实践依据。可以说，“旅游体验”作为学术议题的问世标志着旅游研究发展进程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演进。在城市旅游现象中，无论是城市表现、城市传达、城市吸引、城市竞争或是城市危机，其接受者永远是城市旅游者，其结果亦只能显现在旅游者的城市体验中。换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城市旅游现象中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就是城市旅游者的体验。没有了城市旅游者和他们的体验，城市旅游产品就根本不可能被生产出来，城市依然是城市，自在地存在着。随着旅游者越来越注重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追求，城市旅游体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这也就要求城市旅游体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旅游者行为表象的描述上，而更需要深入城市旅游者内心，去挖掘旅游者对城市的向往、想象、感知、情感和认同等，去明晰“城市是什么”“城市在何处”这些基本问题，这是远比“怎么发展城市旅游”和“怎么建设旅游城市”更需要反思和明晰的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