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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理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挑战决定了“旅游凝视”必须“囊括那些确认和反映了多数研究立场、做法与观点的各种世界观、文化差异以及研究实践”（Pritchard ＆ Morgan，2007； Ren et al．，2010）。 Urry选择将旅游作为宽泛的社会范畴中的一个部分，试图由此总结出旅游活动的规律，这种宏观抽象的依赖路径，直接导致“旅游凝视”被众多研究论题所接纳（1996—2010年，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上共被引用185次，平均每年被引用13.2次，单部著作引用率排名第一）（Benckendorff ＆Zehrer，2013）。但完全忽视旅游的特殊本质而仅仅以社会作为逻辑起点的解释不免有隔靴搔痒、不切实际之感，其被接纳的真相是“旅游凝视”经常只是作为众多文献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被轻描淡写和一带而过；或在实际指代中，“旅游凝视”被无限泛化到“旅游”这一“元概念”上，“凝视”被使用者有意或无意地省略。例如，认为“旅游凝视”带来文化复兴（Bruner，2005）、造成地方文化商品化（Philp ＆ Mercer，1999）、带来族群文化的移植（孙九霞，2009），或在当地居民社区中培育出新的自觉意识（Tilley，1999）的观点，其实与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既有研究结果是基本雷同的，理论创新高度值得商榷。
通览旅游知识发展史不难发现，包括Urry在内的众多学者们一直在探寻“旅游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对于旅游的本质做出种种猜想、推断与回答，例如在本书第1章所提到的麦坎内尔（MacCannnell）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格雷本（Graburn）的“神圣旅程（sacred journey）”、科恩（Cohen）的“中心（centres）”以及“愉悦（pleasure）”等。而现阶段，对于这个“元命题”的回答更多的是通过旅游学术共同体对于既有概念和理论的反思与革命，从而获得更一般性、更科学的隐喻。就旅游凝视理论而言，“将个别的中产阶级的旅游体验错误地理解对地方的收集，并在这个基础上普遍化旅游体验”（Pons，2003），这种过分强调社会建构“符号”以供旅游者“凝视”的论断，隐匿了旅游行动者本身并消灭了他们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因此当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 dramaturgical theory）”涉入时，旅游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表演转向（performance turn）”，这种思潮认为“凝视隐喻太被动，从而不能囊括所有旅游体验”，主张“旅游表演兼容了身体活跃参与的观点，涵盖了生理的、智力的、认知的活动以及凝视，是更好的隐喻路径”（Edensor，2007）。但是，表演理论的“宏大叙事”企图同样存在着解释上的缺陷，因为“在正常的社会生活圈（包括职业圈、家庭圈、亲友圈等）中，每个人则按照活动圈内特有的规则（法律、伦理、道德、习惯）中规中矩地呈现各自的面孔和人格”（谢彦君，2011），而不同的是，旅游世界中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非正式的，“剧本（社会期望）”与“角色（社会角色）”的模糊不明使得“旅游表演”被无限泛化，缺乏“互动”与“观众”的“表演”还不如“体验”这一范畴来得贴切。
当Urry在《旅游凝视》一书前半部分热衷于构建“宏大叙事”的可能时，似乎察觉到自己遗漏了“凝视”，因而在后几章开始强调“视觉”并认为视觉感官的地位高于其他感官，竭力希望在“凝视”与“表演”、视觉与身体之间建立起一种经得住推敲的、从视觉延展到其他感官的逻辑关系。尤其在第三版的《旅游凝视》中， Urry和Larsen （2011）不仅提出“旅游凝视”是一种“观看之道”，更强调视觉是“组织性感觉（organising sense）”，可以“组织其他感官的位置、角色和作用”。事实上，这仍然是一种视觉中心主义，将视觉视为认识真理的最高贵的感觉（the noblest sense）。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什（2001）对这一历史悠久而又长盛不衰的传统做出总结：在历史上，流行不衰的是视觉至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颂扬视觉开篇，并且以它为每一种洞见、每一种认知的范式所在。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是单纯的视觉本体论。基督教的形而上学甚至以视觉隐喻来阐释神言，当然圣人们也都有了一个漂亮的视觉形象。在后人所谓的“黑暗世纪”的末叶，视觉的优势日益高涨，达·芬奇称视觉为神圣，以它为世界基本真理的知觉。启蒙运动将光和可见性的隐喻推向极致。
然而，就视觉的重要性而言， Urry赋予视觉以“组织性”，已然否定了人类认知结构中整体性、系统性以及“具身性（embodiment）”的知觉能力。我们不否认，视觉是人类认识外在世界的最重要感官之一，尤其当今消费社会中图像信息的过度生产与传播决定了视觉的优先与至上，但视觉的“凝视”也绝非光线和阴影的简单组合，而是感官背后的意识活动。同时，旅游这一行为恰恰解放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被遗忘和禁锢的其他感官，视觉体验成为旅游者体验的一部分或只是一种途径，甚至在某些旅游情境中被其他感官信息所取代，因而“单一感官”的理论假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研究者开始追问旅游者的“具身性行为（embodied behavior）”，从单一感官（视觉中心）转向了身体或多感官（multisensory）研究。
“身体并非仅仅是我们看到、触摸到、闻到等体验的对象。相反，身体是体验的根源，使我们能观看、触摸和闻”（Gallagher ＆ Zahavi，2012）。换言之，旅游体验必然通过“多样的肉体和感官的实践活动”（Pons，2003），而不只是视觉和（社会）话语。即使是有视力障碍的旅游者，仍可以“通过一些感官来了解旅游情境，尤其是听觉和触觉”（Small et al．，2012）。而就一般个体而言，当旅游者在海边时，“想把脚或身子埋在沙子里和去水里的欲望就可以理解为意义具身化--感应，触摸，流动--而且可能也无法形容”（Game，1991）。 Pons（2009）还进一步探讨了触觉在海边太阳浴和堆沙堡这类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针对美食与旅游的一系列研究也证明味觉在旅游体验中是不可分割的（Richards，2002； Everett，2008； Dann ＆ Nordstrand，2009）； Waitt和Duffy （2012）以音乐节参与者的凝听体验为研究主题； Andrews（2005）认为“旅游者感觉到的比看到的重要”，并且特别强调嗅觉在旅游体验中的作用；即使是睡眠，也被认为与其他身体活动一样，“最终可以为重构旅游者行动（ agency ）铺平道路”（Valtonen ＆ Veijola，2011）。
综上所述， Urry试图建构的“宏大叙事”已然从“凝视”转向了内涵更丰富全面的“表演”以及“体验”等隐喻，“视觉中心”显然“阻止它成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础范式”（Cohen ＆ Cohen，2012），而直接或间接地被“具身理论”所批判和取代。然而，概念上的片面建构、假设上的逻辑缺陷以及抽象概括的不足并不意味着“旅游凝视”是落后或应被淘汰的，相反， Urry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或决定论者，将社会话语支配下的“视觉”作为旅游者和旅游吸引物之间的中枢与途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笔者对于“旅游凝视”的重构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理论的合理成分和科学论述基础上，吸收借鉴已有的社会建构论，并且创造性地转化Urry对“非寻常（extraordinary）”的假设以及对“旅游凝视”类型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