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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gaze）”经常也被翻译为“注视”“盯视”，一般指长时间、全神贯注地看，“旅游凝视”经常被一些研究者等同于“观光”也正因此词源之义。但是，“凝视”一词的语义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不同使用者的语言中，尤其是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和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等后现代哲学家的理论著述中，其“隐喻”所指迥然不同。在梅洛-庞蒂看来，主体的凝视之外，总有一个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他者”在它处看着我，拉康称之为“凝视的前存在”。在此基础上，拉康提出“可见世界中决定着我的东西，在最深刻的层面上，是外部的凝视”（Lacan，1978）。与这种将“凝视”与主体存在联系起来的思路大相径庭，福柯在微观权力论中全盘否定了主体。为了解释权力与日常实践的关系，福柯将其学术视阈投向精神病人、监狱、学校以及文学言辞领域，认为权力依赖于这些专门机构生产的高度对象化知识，并最终描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压制与驯服的社会运作方式，“凝视”仅仅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权力技术手段。可见，在不同的研究语境中，“凝视”的理论立场和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它的实际内涵由各路开创者及其拥趸们的研究目标和理论主张所决定。
Urry将福柯的“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引入旅游研究，在其细碎的注解中，他首先强调“旅游凝视”是“社会组织化和系统化的”（Urry，2002）。换句话说， Urry笔下的“旅游凝视”，从生发之时，已然不是福柯所谓的强制性权力手段，而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又译为迪尔凯姆）提出的与法律、道德相同的一种“社会事实（ socialfacts）”，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现象。直到2011年的《旅游凝视》第三版， Urry和他的学生Larsen （2011）在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 John Berger）的“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一词基础上，才明确提出“旅游凝视”是“社会模式化的和通过社会学习到的观看之道”。而在实际隐喻操作中， Urry一开始并没有注重“观看”而一直强调“观看”的社会之道。“凝视涉及的是社会建构的观看或‘视觉体制（ scopicregimes）’中的‘话语决定（discursive determinations）’”（Urry ＆ Larsen，2011），纵观全书也可以发现，“旅游凝视”的核心命题更接近于“旅游现象由社会建构”这一符合时代背景的表述。例如，“浪漫主义（romanticism）”思潮运动促进和鼓励了人们开始欣赏自然风光；海滨度假胜地的变化则是“社会基调（social tone）”以及“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相互竞争的结果；“后现代旅游的发展转变了旅游凝视被生产和消费的过程”；等等（ Urry＆ Larsen，2011）。因此，“旅游凝视这一概念并非用来解释特定的某些人为什么有动机去旅游。相反，我们强调各种凝视系统性和规范化的本质，而每种凝视都取决于社会话语和实践，以及营造一个场所或环境的必要‘外观’所需的建造、设计以及修复这些方面。这些凝视暗示了凝视者与被凝视者都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的社会物质关系中”（Urry ＆ Larsen，2011）。
在旅游者同样是“社会人”这一假设下， Urry对于服务接待业、遗产旅游以及博物馆等的论述也继续在充实“旅游凝视”的理论框架，将“旅游凝视”紧紧地与社会话语（socialdiscourse）、社会基调、社会阶层、社会影响和社会变迁等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以求建构出一套类似于旅游社会学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事实上，2001年在接受《旅游者研究》（TouristStudies）杂志主编Franklin的访谈时， Urry也提到其初衷是希望“旅游凝视”可以成为旅游研究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理论（generaltheory）”。在开篇首页，《旅游凝视》一书也已被Urry定位为“是关于愉悦，关于假期、旅游和旅行，关于人们如何以及为何短期内离开他们正常工作和居住地”（Urry ＆Larsen，2011）的著作，厄里希望能通过“旅游凝视”解释“旅游何以可能”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其本义上的“观看之道”也自然被厄里普泛到“旅游之道”上。这种社会学思维并不偶然， MacCannell在其经典著作《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也指出，“旅游者和吸引物之间的实际交流行为，与集体行动产生的社会形象或观念相比，远没有那么重要”（MacCannell，1976）。换言之，一旦意识到Urry的社会学“宏大叙事”情结并非“凝视”的初始内涵，就可以发现“旅游凝视”不太接近“国人通常所说的以饱眼福为目的的文化猎奇式‘旅游观光’或‘观光型旅游’活动”（李天元等，2012），《旅游凝视》一书不应该被误解为泛泛而谈的旅游变迁史， Urry的旅游凝视理论也不等同于狭义的权力理论。
然而，学术界普遍存在一种对原始语义的生搬硬套和“拿来主义”的浮躁风气，导致“旅游凝视”的主流研究或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元或多元主体的视觉体验，或者倾向于对福柯赋予这一概念的权力关系的探讨，并且这两种倾向在具体的研究者身上一直不同程度地交错混合在一起。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凝视”即“观看”，因而借用文学批评与视觉文化中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影视（Law et al．，2007）、杂志（Aramberri ＆ Liang，2012）、门户网站（李拉扬，李宁，2006）、照片（Haldrup ＆ Larsen，2003； Glilespie，2006）等围绕着旅游者“眼睛”这一器官和它的视觉功能所构建的影像文本，但简单性描述和重复性调查研究多于理论建构；“视觉”的主客体互动也启发了一些研究者将“旅游凝视”由单向度发展为“逆向凝视（ reverse gaze）”（Glilespie，2006）和“双向凝视（mutual gaze）”（Maoz，2006），从旅游者单一主体延伸至其他多元主体，包括“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Maoz，2006）和“游客间凝视（ intratourist gaze）”（ Holloway et al．，2011），吴茂英（2012）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专家凝视”与“隐性凝视”，以构成完整的“旅游凝视系统”。与此同时，一部分研究者将“旅游凝视”直接还原到福柯的权力/抵抗（ power/resistance）二元论上，热衷于通过此认识论路径来探讨“旅游凝视”中存在的“男性凝视”（Pritchard ＆ Morgan，2000； Wearing ＆ Wearing，1996），以及如“后毛泽东时代的凝视”（post-Mao gaze）之类的后殖民凝视（Ong ＆ du Cros，2012），国内学者基本上也喜好采用这一路径来分析中国的本土化“旅游凝视”（刘丹萍，2007；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