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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图书馆由于受“藏书楼”观念和行政管理的影响，管理的侧重点在“物”，即如何把图书文献管理好，而把“人”，即图书馆工作者和用户的需求放在次要地位。但是，图书馆管理的实质是为“人”，即“用户”服务，而实现服务的也是“人”，即图书馆工作者。因此，“人”才是图书馆的关键，图书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人本”管理。“以人为本”理念体现在党校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
对馆员实行“人本管理”。首先，优化馆员个人成长与社会成长的环境，营造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图书馆文化氛围，促进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创立氛围宽松的学术平台，以求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任人、理解人、感染人的精神境界。其次，提倡“馆员第一”的思想，依靠馆员、尊重馆员，尽可能激发馆员的参与意识、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坚持馆员自律与规章制度他律相结合，使馆员既有自由的天空又受制度的制约。最后，关心馆员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增强馆员职业信心和工作热情
。
树立“读者第一”的用户管理理念。聚焦广大读者的需求，围绕党校教职员工的教学科研需求的变化调整资源建设规划、重组业务流程、调整组织机构。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交流，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采取多种服务手段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利用先进技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为读者提供深层次的知识信息服务。变封闭为开放，从固守阵地转向开渠引水，彻底开放资源、开放技术、开放场地，努力将图书馆营造成为交流、分享、发现和休闲的学习场所。
长期以来，党校图书馆服务面临“物理图书馆”的需求下降与“数字图书馆”的需求上升的矛盾，和“坐等上门”的服务理念占主导地位与“主动服务”相对不足的矛盾，加上个别图书馆不作为或少作为，影响了图书馆作用的正常发挥，使得图书馆在党校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为化解危机，党校图书馆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主动走近党校教职员工，将他们的个性化需求与图书馆的主动宣传推送相结合。图书馆工作人员要走出图书馆，主动融入课堂教学、主动参与科研课题组和智库项目，成为教研人员的信息联络员，成为主体班次、科研课题组与文献资料之间的纽带，根据教学科研需求和学科建设要求，提供有深度、有针对性、有实效性的参考资料和信息服务。党校图书馆要进行“空间再造”转型，从以阅览为主变为以学习和交流为主，将图书馆打造成读者学习、研讨、分享、交流的场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党校图书馆开展馆藏文献目录数据库回溯建库，到 2000年全国党校数字资源建设拉开序幕，到 2006 年全国党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启动，再到全国党校系统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规划（2016—2020年）的发布和“四大专题数据库”建设工作的推进，党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共建共享”的思路转变。十几年数字资源建设的实践证明，“共建共享”是解决党校图书馆永远存在的主要矛盾——信息资源的有限性与用户信息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的根本途径。
针对传统服务转型升级，中共中央党校《关于进一步发挥党校图书馆功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以转型为要务，建设多层次的知识推送平台”“以服务为根本，全面提升服务水平”的具体要求。
各地方党校图书馆应转变传统思维，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做好转型创新总体设计，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服务形式和功能。要转变信息传递与知识服务方式，引领学习革命、占领宣传高地。当图书馆应成为社交空间、文化空间、众创空间以及智慧空间之时，如果仍然满足于传统借阅，那么这样的图书馆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当全媒体、多终端、多网络、多平台已然融合，如果仍然以网站建设为主攻点，这样的图书馆工作者就无异于井底之蛙了
。各地方党校图书馆应转变传统思维，立足互联网，建设马克思主义在互联网上的宣传阵地，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引领社会思潮。
党校图书馆要全面开展调研。采编工作要摒弃“闭门造车”思维，要深入学员、教员，及时、主动、全面开展需求调研，有针对性地采编文献，提供有效的读者服务。党校图书馆要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手机图书馆、新媒体公众服务号、服务手册、网站、展板等多种途径，主动宣传与推荐图书馆的各类文献资源，提高资源使用率。党校图书馆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推送工作，要强化“知识提供”的主动意识，采用现代化、信息化的推送手段，多渠道、多层次地为教员的教学科研和学员的读书学习提供“管用、能用、好用”的“知识套餐”，形成一个可持续、全方位的知识推送体系。
单一的馆藏体系已难以满足用户对资源的多元化需求。资源建设结构朝多元化方向发展，表现为：实体资源和虚拟资源相结合；资源收集范围除了出版物，还涉及原生数字资源、研究数据资源等各种新生资源；资金来源除自建自购，还有大量的开放获取资源以及馆际互借、共建共享等资源。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用户可以在办公室、家中或其他任何地方自由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在图书馆馆藏资源体系中，数字信息资源比重越来越大，是否开发利用好数字资源以弥补传统馆藏的不足，必将直接决定未来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党校图书馆要不断扩大馆藏数字资源的比例，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特色馆藏纸质文献的数字化工作
，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长期以来，图书馆资源采购的模式主要是以图书馆采访人员的价值判断为采购依据，图书馆采访人员购买什么资源，用户就使用什么资源，图书馆采访人员拥有资源的采购决策权。当图书馆进入以用户为中心的阶段后，采访的模式转变为用户使用在先，图书馆选择购买在后，用户掌握了资源采购的决策权，馆员的身份也从采访者转变为购买者。党校图书馆要转变传统采访模式，采用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模式，提高馆藏资源建设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图书馆的传统业务流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但已经不能满足当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求。第一，借阅服务将不再是图书馆的工作中心，外借服务也逐渐从人工走向自助。随着电子阅读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取电子资源，图书馆的业务重心逐渐从外借服务转变为咨询服务。目前很多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图书借还已经采取以自助为主、人工为辅的模式，借阅台人员正在减少，图书编目、信息加工、阅览室管理、图书上架、书库管理也采用外包形式或聘用人事代理公司外派工作人员。第二，图书馆业务重点逐渐从二线转到一线，从实体转变为虚拟。随着图书馆服务重心从书本位到人本位的转移，业务中心也从原来以采编、信息加工为技术重点的二线转到了一线服务。例如通过编目外包，解放了采编部门的专业馆员，将他们从烦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技术后台岗位转移到情报、咨询等知识服务一线岗位上。第三，图书馆从劳动密集型部门转变为智力密集型部门。资源和服务的转型、基础服务外包模式的引入使图书馆人员构成、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作人员数量大幅减少，专业人员素养提高、知识结构更新，图书馆从管理图书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转变为知识服务的智力密集型部门。
图书馆业务中心的转移和重组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转型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通过重组业务流程，图书馆可以实现“功能的扩展”“形成新的业务链”“机构重组”等
。党校图书馆必须顺应这一业务发展趋势，根据本馆实际工作需要，重组业务流程，实现图书馆的转型发展。业务重组不是简单的业务合并或增减，而是对图书馆原有业务部门和业务流程进行脱胎换骨的设计，打破原有的职能界限，有相当大的难度和风险
。党校图书馆在重组业务流程前要有明确的转型方案，这是保障转型成功的前提。
在中国，图书馆界流行的观点是“未来十年，转型将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关键词”
。转型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可能性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被称为“转型风险”。图书馆转型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多个方面。
组织结构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有机体”，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生存下去。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书馆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组织结构调整。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于 2011 年和 2016 年先后两次进行了机构调整和合并，以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提供更优质服务。2018 年，中共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合并，图书馆机构调整与业务整合也同时进行。图书馆服务效果如何在变革中提升，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管理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传统图书馆服务一直以为到馆读者提供纸质图书服务为主要服务模式。在网络信息时代，数字资源的出现使得图书馆远程为读者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并且这逐渐成为服务的主要形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设备的多样化也使得图书馆拓展服务时间和空间成为可能。党校图书馆也在不断创新服务管理模式，以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图书。例如推出自助借还服务、延长服务时间和拓展服务空间等。但新技术的引进并未能如大家期盼的那样解放人力物力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还实现了采编业务的外包和部分数字资源建设业务的外包。但《人民日报》发文表示，“服务外包，责任不能外包”
。外包费用、外包公司资质、考核标准和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满足用户需求等因素稍有疏忽，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图书馆的转型进程。
业务流程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图书馆传统的采访、编目、典藏、流通、阅览等业务的操作模式，在信息环境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引入读者荐购、编目业务外包、数字化典藏等，都是对传统业务流程的丰富与发展，但仍然不能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求。
图书馆转型发展是一项高风险与高回报相伴随的复杂工程，若成功实施能够大幅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风险、管理风险、人力风险等方面的影响。
从业务角度来看，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业务外包等都会造成大批岗位变动，不仅在业务质量上存在不确定性，由业务变化带来的人力岗位变动也会给馆员情绪造成较大冲击。从图书馆制度来看，图书馆在具体转型过程中涉及资源转型、业务流程转型、服务方式转型等，资源类型的选择、采购模式，资源传递形式都会发生改变，业务流程也向自动化、规范化转变，服务方式也要根据用户的需求随时调整。传统的图书馆制度无法满足图书馆转型中出现的新的业务形态，缺乏配套的制度保障无疑会给转型带来巨大风险。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图书馆转型可能会创造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岗位，这对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将不再是图书借还服务，图书馆员也不再只担任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他们还将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
。这些将对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提出新的挑战。人才危机是党校图书馆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人力资源的匮乏是党校图书馆转型发展的主要风险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图书馆发展的助推剂，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使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发生变化。图书馆的发展史就是采纳融合新技术的历史，图书馆对技术的利用情况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转型发展效果。
图书馆服务转型提供新服务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例如有的图书馆通过购置触摸屏阅读机实现图书、期刊、报纸的在线阅读，有的图书馆实现自助借还服务，有的图书馆提供 24 小时无人值守服务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但图书馆要高度重视采纳新技术后的技术支撑和用户使用的实际效果，这些处理不好有可能成为图书馆工作的困扰或制约因素。
图书馆对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注意其与传统业务的融合，与馆员的融合以及与用户的融合。 IFLA趋势报告指出，新技术是把双刃剑，可提高或限制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使图书馆与一些信息素养较为薄弱的群体的距离变得更远。党校图书馆的用户主要分三类：教职员工、研究生和主体班学员。其中研究生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最强，新技术的应用能提高研究生用户的信息满足度，但也有可能拉大图书馆与其他学员的鸿沟。
（1）自建资源的知识产权风险。图书馆转型就资源形式而言，是以纸质资源为主向以数字资源为主转变，这必定涉及大量馆藏数字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节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不过，图书馆复制馆藏多为满足用户需求，这使得数字图书馆面对著作权处于角色模糊、权利缺失、行为受缚的尴尬境地，需要著作权适度保护和数字图书馆行为的适度扩张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主要把古籍方志、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等没有版权的纸质馆藏进行数字化。
（2）外购资源涉及的知识产权风险。这类风险一是购买了没有解决版权问题的数字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侵犯版权者的权益；二是超出合同规定的范围使用资源，如合同规定仅限校园网内使用而实际提供了校园网外访问服务，或者合同规定仅限本馆读者使用而向非本馆读者提供了访问服务。这种情况侵犯了数字资源商的权益。为规避风险，党校图书馆在购买数字资源时必须确认所购数字资源是否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并在购买合同中约定，如果资源没有解决版权问题，责任由资源商承担。另外，党校图书馆在合同中约定使用对象和使用范围时要根据本馆情况谨慎裁夺，争取最大范围的使用权，并在合同中明确“允许资源本地保存”，即便数据商出现问题，也会最大限度降低对图书馆的影响。
（3）用户信息的安全风险。 IFLA趋势报告指出，在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边界和数据保护将被重新定义
。用户信息保护是数字化转型发展中图书馆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管理和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但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党校主体班学员的信息以及部分教师、研究生所研究的敏感课题都需要保密，因此党校图书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和保密工作，依照法律法规对馆员行为及读者行为进行规范。在转型创新实践中，党校图书馆一方面要不断扩大与深化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切实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全国党校系统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规划（2016—2020 年）指出，要深入学习和研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等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移动多媒体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图书馆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业务外包模式虽然在精简机构、降低成本、获得专业化服务以及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使图书馆面临很多难以预测的弊端和风险。例如，技术开发受制于外包企业，对技术开发的内容和进度失去控制，书刊采购和书目数据的质量不稳定，等等。这些弊端偏离了图书馆实施业务外包的预期目的，导致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甚至产生难以预料的损失。因此，图书馆在业务外包过程中，必须重视其中存在的风险，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控制风险
。在业务外包中，无论外包出去的是整套分编加工业务，还是部分信息服务，或是信息技术的开发、维护，都由专业机构负责。图书馆在友好合作的同时要通过制定规范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对编目准确率的限定，对自动化设备定期维护、技术及时更新的要求等，将外包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