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方向的选择，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但为了响应祖国号召，老科学家几乎都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专业或研究领域。他们毫不畏惧，从头做起，从零开始，一切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原则，在国家和民族的宏伟事业中，实现着他们的价值，用他们的光芒照耀着华夏大地。他们有的不得不远离亲人朋友，难以团聚，照顾不到家庭，有的甚至终生倍感愧对家人朋友。有的不怕威胁迫害，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归来，不惜放弃优越条件和令人羡慕的高薪，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面对国外的利诱，他们毫不动摇；面对归国的艰难曲折，他们义无反顾；面对新中国的需要、亲人朋友的召唤，他们无怨无悔地踏上了归途。他们时刻表明着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国家需要，他们随时都在，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可以立刻放下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可见，为国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在老科学家身上的深刻体现。

其中有的科学家为了国家的需要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弃了自己可以轻车熟路的研究领域，放弃了自己已取得重大突破的项目，甚至放弃了自己继续求学深造的大好机会。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自动控制专家梁晋才一直认为，自己最擅长、最热爱的是导弹武器系统专业技术的研究工作，但自己其实并不精于管理，可当上级接二连三地让他负责复杂的管理工作时，他虽然有些不明白领导到底看上他什么了，却还是义无反顾地答应下来。梁晋才承接的每一项任务，都是千头万绪的，让他时常陷入困境，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更没有后悔过 。服从国家需要、组织要求、集体利益，是梁老的真实写照。当有记者问我国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何泽慧，她是什么时候对物理产生了兴趣时，她连连否定：“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时候就是为国家，说老实话，我念哪一个系都一样，不管物理不物理。” 我国著名机车车辆动力学专家沈志云，在 1952 年填报工作志愿时，三个志愿都填的是去机车车辆工厂。他回忆说：“可惜，事与愿违，组织让我留校工作，并且分配到理论力学教研室从事基础教学……但是当时国家需要是第一原则啊，我只好放下心爱的专业去搞基础教学。” 水文地质学家、工程地质学家陈梦熊，当中国正处于全范围进行经济建设的 20 世纪 50 年代，无论是城市建设、农业灌溉、矿产开发，还是水利工程、交通工程或是其他各种基本建设，都非常需要了解水资源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掌握全国性的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无疑更加迫在眉睫。因此，当时虽然舍不得放下手中正干得起劲的铁路工程地质工作，也深知从事水文地质学的工作对自己来说是生疏又艰巨的任务，但陈梦熊没有犹豫，积极接受了负责领导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的任务，而且从此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水文地质事业 。天体化学和地球化学学家欧阳自远谈道：“1952 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值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地质工作者去探明地下宝藏；国家提倡和鼓励学生报考地质专业，历史的使命感使我违背了当医生的父母希望我学医的愿望，也与我幼年意欲‘上天’的遐想相悖，毅然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兴趣和需要。” 再如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针对年轻人不愿做服务性的工作时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做服务性工作，这种人常常失去学习的机会。”他引出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20 世纪 30 年代末，研究放射化学位居前列国家是德国和法国。在居里实验室，放射源是由化学师做的。钱三强在实验室干了两年后，就向导师约里奥夫人提出：“我能不能学点化学技术？”约里奥夫人不解地问：“你对这种工作也感兴趣？”钱三强回答：“不是兴趣，是需要。将来回国后非常困难，放射源也得自己做。假如国内有点铀矿，自己就可以动手分析了。”看来，钱三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在这儿学习本领，是为了回去建设祖国。“啊，是这样。”导师被学生深深感动了 。

有的科学家为了国家的需要，多次改变自己的专业和研究领域。如物理化学家林励吾回忆说：“我和同时代的人从共和国工业化建设起步时，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从参加工作起，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从事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和合成化学等方面的催化剂、催化工艺及有关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并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参加并圆满完成了几个大型化工项目的假设。50 年代，国家缺少天然石油，我们就研究人造液体燃料；60 年代，国家缺少航空煤油，我们就研究大庆原油中的石蜡基高凝固点，我们先后研制了多金属重整催化剂、长链烷烃脱氧催化剂。近几年，我又转而研究与国民经济关系密切的天然气化工和合成气化学等。几十年来，我始终从国家的需要和本学科的国际前沿发展状况出发，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选择有生命力、有发展前途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并承担工程项目。” 同样，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改变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共涉猎了 16 种不同的专业，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而这都是因为国家需要。在他看来，他没有自己的专业，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他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国家需要是他选择的依据。著名物理学家李林回忆说：“1951 年 11 月，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还没等拿到博士证书，就急匆匆地踏上了归途，不久便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开始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和建设事业。解放初期，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我抱着‘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想法，从事了多项科研工作。因此我在中国科学院工学馆的 7年中，先后进行了有关球墨铸铁、包头铁矿、硼钢的科研工作。在这期间，我作为周仁、吴自良先生的助手，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深感所学到的东西比在英国时多得多，促使我能够独立地开展科研工作。1958 年，我被调到二级部原子能所从事核反应堆的核燃烧原件和材料的辐射腐蚀工作。开始一年多还有苏联专家指导，后来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而且连一点资料都没有留下。这样，我又参与完成了核潜艇动力堆和生产堆的建设任务。1973 年，组织上派我去参加加速器的建设工作，由于我是学金属物理的，故让我去做超导铌腔的抛光工艺研究。实际上，我对超导体一点也不懂，只好从头做起，那时我已经是 50 岁了，我只有认真‘啃书’，钻研文献，还经常请教超导专家。我转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后，才真正开始了我后半生的科研生涯。总之，通过简要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和科研生涯，我深深地感到，正是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铸造了我献身科学的爱国情怀；新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使我不断变换科研主攻方向，树立了‘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科研态度。”

更有甚者为了国家的需要，不惜隐姓埋名，默默付出。哪怕从此鲜花、掌声、所有的名与利都与自己无关，他们仍无怨言。例如，1961 年春季的一天，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副部长、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把年近 50 岁的女科学家王承书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神情庄重地对她说：“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意隐姓埋名工作一辈子吗？”王承书不假思索地说出三个字：“我愿意！” 这极为平常的三个字，对杰出核物理学家王承书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将意味着放弃自己熟悉而喜爱的专业，从此放弃科学家应有的学术待遇和荣誉，放弃一切名利，而不能像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一样享受鲜花和掌声，不管做出多大的贡献，自己的名字也不会为人知晓。王承书在回国后不久，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国前我已经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同样，国家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一生中的研究方向多次转换。无论是选择金属材料学，还是投身核武器研究，抑或是领导“863”计划激光领域研究，陈能宽始终立足国家需要，面向国家目标。在他看来，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对研究前沿的把握固然重要，但关键是，科学研究要立足于基础研究，立足于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你转换研究方向，你就应当服从国家的决定。虽多次转换研究方向，但他无怨无悔。陈能宽从出国求学、扬名海外，到毅然放弃一切、回国报效，走的是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追寻的一条大道，就是爱国奉献，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他的选择是那样的自然从容，即便有所放弃，也很有价值。他回想起在上大学时，“重庆上空飞来飞去、狂轰滥炸的日军飞机以及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是心中永远的痛。中国想要摆脱贫穷大国的帽子，国防事业一定要强大。这是一个淳朴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受气”。为了国家的利益，陈能宽决定放弃个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服从祖国的召唤。这是他科学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陈能宽被调入核武器研究院，他与家乡亲人的联系骤然减少，甚至将近 30 年的时间内都不和家里通信，往来更是没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陈能宽从事的绝密工作，不得已而为之。陈能宽清楚地知道，敌人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即使是蛛丝马迹，一切都会留下痕迹。也许一张纸片、一句无心的闲聊、他见过的人、看过的书籍等，在别有用心的人那里，都成了情报的来源，都可以成为推断中国核武器发展轨迹的有用情报。所以他不能和朋友、家人倾心交谈，他对此很愧疚，但就连这份愧疚都要埋藏在心底。直到 1989 年距离别故乡 50多年后，他才回到家乡探亲，那时他的父母和两个兄长都早已去世，他也未能见到亲人最后一面 。再如我国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正当他的科学事业和国际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他，要他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1961 年 4 月 1 日。这次会面，决定了王淦昌这位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被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家大事记列入其中的国内外闻名的核物理学家的后半生。王淦昌从此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中国国防工业，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王淦昌向刘杰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还有老科学家面对新中国的需要，不惜放弃自己的学业的修读，为了祖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一干就是数十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也从不提辛苦。在他们眼里，祖国需要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需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空间事业开创者之一王希季，新中国成立时他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当他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喜不自禁，毅然放弃了美国政府为留住中国留学生提供的优厚待遇，终止了博士学位的攻读，通过英国签证途径，几经艰苦辗转于 1950 年年初回到祖国的怀抱 。国际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柯俊在面对回国后是去北京的科学院研究所还是去新组建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这个问题时谈道：“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不能挑三拣四，到哪个岗位都要好好干，行行出状元。” 柯俊的一生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刻根据祖国的需要而付出努力，始终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勤勤恳恳地劳作和不计回报地付出着。这正体现了柯俊身为老科学家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蚕学遗传育种专家、蚕学界的唯一院士向仲怀，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一直在蚕学界辛勤耕耘 60 载，他回答说：“我们的蚕学研究每前进一步，就会促使蚕农收入的明显提高，使得中国蚕丝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更坚实一些，这就是我和我的团队不断探索的理由。” 正因如此，他扎根蚕学研究，一干就长达 60 载。理论电工和电子工程专家俞大光从早期树立教育救国的人生目标，到后来投身于祖国的尖端核武器事业，他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国家民族的宏伟事业中，创造他自己的人生辉煌，以其人生辉煌照耀着伟大的祖国 ！可见俞老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国家、民族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由此可以看出，在老一辈科学家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国家，可以重新选择或放弃自己的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哪怕愧对家人和朋友，一辈子隐姓埋名，他们也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们为国而学，无私奉献。 CCxcBnaPeHKbefrnGrs8KvxjsbXAEVK21c+bjqok/Vi1N3lww0oFtYBGbI5XXS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