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科学家中,不少科学家都曾去远洋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们奋发向上且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祖国的发展形势。在祖国需要时,本可以留在国外享受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他们,最终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祖国建设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正所谓“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著名人类学家吴汝康回忆说:“1949 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的学业也告一段落,我的妻子也同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一般来说,像我这种情况会考虑留下来不回国的,美国的师友也劝我们留下来,并为我联系了待遇优厚而适当的工作。但我想,我是中国人,一定要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决定离美,回到祖国大陆,在大连医学院解剖系任教。”
吴老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毫无疑问,与他强烈的报国、救国意识是分不开的。著名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回忆随父母回国的情景时说:“我爸爸妈妈一同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 8 年,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办绿卡,身份是工卡。”
从这可以看出,葛庭燧夫妇是一直都准备回国的,他们回国搞科研、培养科技人才、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国际著名普通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黎介寿(1924)在面对不少外国著名医院和医学研究机构开出优厚的待遇,邀请他去国外工作的老问题时,他说:“医学没有国界,但医学家是有国籍的。我对那些外国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我有干不完的事业。”
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在谈到他和妻子何泽慧的想法时说:“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需要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能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可见,他们渴望回到离开十几年之久的故土,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力量。
面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不为所动,哪怕回国之路艰难险阻、困难重重,但他们回国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们归心似箭,报效祖国的激情永远那么耀眼夺目。例如,撰写《华罗庚》一书的数学家王元曾说:“我觉得华罗庚的一生有两点特别打动我:一是他自学成才。……还有一点就是他爱国。第一次是 1937 年在英国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英国人要他留下教书,他却毅然放弃这些,在 1938 年回国,到了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第二次是在美国,他已经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了,但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带领全家急不可耐地返回祖国。他的这种爱国精神可以说是推动我书写的巨大动力。”
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严东生,在 1949 年 10 月,兴奋地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本可以在国外享受安逸的生活和优越的科研条件的他,当即考虑提前回国。严东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建立新中国时,我们没有出什么力,现在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没有理由再留在美国。考虑至少三件事情需要做,一是提前终止我和学校方面的研究合同,二是办理离美手续,三是解决回国的交通。”
可见,严东生归心似箭,希望早日回到祖国,为祖国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从此,他的生命历程、科学生涯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战略科学家严东生:他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战略家。他不仅仅是自己做好研究,而且把自己的研究和科学的前沿、国家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严先生是非常爱国的,从他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他在美国的时候,念书非常优秀。回来以后,又在研究单位、大的工程单位都进行了具体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爱国的心,就不一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
……1950 年春天,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写道:“闻国内解放后的新气象,甚感兴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参加这个建国运动……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
不久他就毅然冲破重重阻碍,只带着一件雨衣、一架打字机和六箱仪器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且下定决心,把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奉献给新中国。我国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柯俊,在面对美国优厚的工作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时毫不动心。他对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的史密斯教授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
短短几句话,虽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道出了柯俊的拳拳爱国之心。
此外,他们身处国外时也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把推动祖国的发展作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哪怕有危险、有困难,他们也从不说一个“不”字,他们对祖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毫无疑问,这就是老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只要祖国需要他们,哪怕放弃自己未完成的学业,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到祖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之中。例如,我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拓荒者钱学森在美国学习期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当祖国建设需要他时,虽然面临牢狱之灾,但他仍毅然带着家人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从此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为中国的强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夫人蒋英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我国动力机械工程专家倪维斗回忆说:“当时我实实在在的想法是,国家派我出去留学就是要我回来之后做些事的,当时没有一丝一毫想过留在那里。那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国后要好好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面对恩师“你真的要走”的询问时,坚定地说:“谢谢您的厚爱,老师,谢谢您寄予我那么大的希望。我自己也深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路,我是凭借自己求知的毅力去开拓新领域的。但是,我和我的祖国一样,在被厄运磨难。”“我的祖国在流血,在受苦,在呻吟。您知道的,老师,祖国是我唯一的母亲,我不能再失去我的母亲……”可见,王老的心中对祖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也正因为这样,1952 年,在接受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瓒约见时,丁瓒对他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弹,威力很大,他们怀疑是原子炮。上级命令中国科学院派人到朝鲜战场实地考察,院里决定派你去,你有什么考虑吗?”王老毫不犹豫地说:“好,我去!”
在他看来,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去不需要理由;不去才需要理由。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希德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时,一种想法很快占据了她的大脑:“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建设急需大批人才,我却留在国外,还是没有什么贡献,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应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再等了。”于是,她下定决心在学习告一段落后,立即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从诸多老科学家的亲身经历和朴实言语中可以看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在面对祖国的召唤时,具有强烈的报国、救国意识,抵制住了各种诱惑,坚定了回国信念,把回国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看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展示出了科学家们献身祖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