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这本关于社会科学之问题和议题的书时，我曾和那些学科的同事们密切合作。哈弗福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提供联合教学、非正式研讨课以及跨学科讨论的稀有的机会。我从与T.丹德烈亚（心理学）、S.古宾斯（经济学）、W.霍恩施泰因（社会学）、W.麦加佛瑞（人类学）和W.瓦尔德曼（政治学）等人的讨论中获益良多。他们都对我关于这些主题的想法有贡献，不过没有一位会完全同意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我要特别提到我受惠于舒默（政治理论）的，我和他在过去已经争辩了八年了。她的敏锐以及她掌握别人意思的能力经常帮助我拓深我自己的思维。

我要感谢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从1972年到1973年当我开始撰写本书时，我接受了该基金会的高级奖学金。我要感谢哈弗福特学院减免我的教学工作并提供打字服务。麦克布莱德和彼特金阅读初稿。他们锐利的批评让我重写了许多。我夫人卡罗尔从她百忙的学术活动中抽出宝贵时间给我详尽的批评。塔拉博雷利和哈格里夫斯帮忙打字，奥唐奈制作索引。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的编辑维伦和布劳德结合了同情的理解与编辑的坚定。最后我要感谢约万诺维奇的忠告和友谊，他具有每个作者都梦想在出版商身上发现的两种美德——耐心和鼓励。

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是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文特里斯用过的办公桌前，最后在纽约杰伊的办公室完成的，那时我还俯视着阿迪朗达克山。尽管地方的某种精神并不经常提供灵感的来源，但在这件事上它们却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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